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贫困家庭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为脱贫攻坚带来新的挑战，处于数字鸿沟弱势的低收入人群或将成为“生活贫困”+“数字技能贫困”的新贫困群体。新基建背景下，填平数字鸿沟不仅可以预防新贫困群体产生，而且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普惠性与包容性。
一、疫情冲击凸显另类贫困
新冠疫情推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然而不同人群之间信息技术的接入和获取依然存在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依然有改善空间。截至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61.2%，高于58.3%的全球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88.5%），日本（93.3%）和韩国（99.3%）[1]。其次，我国城乡宽带覆盖不均现象明显。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约有15%的农村没有覆盖宽带。全国还有约3千万人口因为无法连接互联网而没上过网。第三，作为互联网接入的重要工具，全国还有26%的人没有智能手机。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具有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特征。疫情冲击下，数字技术带来生活便利性的同时，也暴露了数字鸿沟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
第一，数字鸿沟放大教育不公。疫情防控期间，学生通过在线学习确保“停课不停学”，但也加大了城乡学生间的教育差距。调查显示，农村学生家庭中学习设备、资源不足影响了上网课的效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县城学生相比，农村学生上网课的频率和时长更短，有32.7%的农村低年级学生完全没有网课学习。此外，部分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由于没有网络条件或者缺乏移动终端设备，正常的学习难以保证。疫情下网课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被放大,而数字鸿沟正是我国“教育扶贫”需要跨越的关键一步。
第二，数字鸿沟影响生活便利性。处于鸿沟弱势方的群体也很难参与在线购物、便民医疗以及消费券申领。受管控隔离措施的影响，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不能进行网络购物，超市或者菜市场买菜也因为不能使用智能手机扫码而带来诸多不便。拥有智能手机的人群还可以通过健康码，完成挂号、就诊、检验检查、取药等一系列行为，部分城市还开通了通过健康码预约口罩等便民服务。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后，一些地区开始向市民发放消费券，需通过智能手机申领和使用，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难以获得政府福利。总之，疫情发生后，数字鸿沟使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大。
第三，数字鸿沟加大灵活就业难度。灵活就业在疫情应对中优势突出，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降低了家庭生活压力。疫情发生后，我国就业市场发生较大调整。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业性行业全面停业，员工大规模闲置。与此同时，电商、快递等行业订单大幅攀升，短期用工极度短缺。通过招聘网站或“抖音”等社交平台，拥有智能手机的人可以快速获取信息，获得就业机会。然而，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不仅难以获取就业信息，还会因为不能提供健康码，而增加流动难度。此外，很多灵活就业岗位需要具备数字化使用能力，如快递，外卖，滴滴司机等，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难以参与到这些岗位中。疫情冲击使数字技能贫困群体就业机会减少，影响个人收入。CHFS调查显示，与有智能手机的群体相比，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收入减少的可能性高6.9个百分点。
在数字经济红利大规模释放的时代，参与数字经济不应只是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权，而应是每位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基本权利与民生保障。长期来看，缩小数字鸿沟是预防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在数字化进程中不能解决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生活贫困与数字技术贫困相互叠加，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不利于数字经济的长期发展，这也是逆全球化带来的教训。
第一，数字平等促进教育均等。填平数字鸿沟是信息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我国教育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互联网的普及可以为农村的学生带来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无差别辐射。在保证互联网接入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网络，拓展学习渠道。总之，城乡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资源配置体系，需要解决互联网的物理接入以及互联网使用问题，让落后地区的学生也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优质教育机会。
第二，数字平等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向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信息技术接入设备是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智能手机等接入设备，可便捷地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市场等信息，对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使农村居民年收入提高3912元。电子商务是数字技术运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参与电子商务可以提高农户农产品销售规模和利润率，增加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有电子商务的村庄，村民的创业机会和非农就业岗位更多，平均收入比没有电子商务的村庄高1.88万。此外，研究还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要大于城镇居民，并且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户收入促进作用更大。因此，缩小数字鸿沟，让农村低收入群体获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逆全球化”思潮启示数字经济发展应具普惠性与包容性
近年来，尽管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并带动整体收入上升，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加剧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内贫富差距引发中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借全球化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导致他们的家庭收入增长缓慢。“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多国纷纷出台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甚至退出多边组织以及收紧与难民移民相关的政策，使得全球化进程受阻。
“逆全球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但本质是全球化进程中贫富差距激化导致的矛盾，长期来看不利于全球化进程。类似的，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生活的便利性，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信息获取和运用差距加大，这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矛盾。“逆全球化”思潮警示我们在推进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公正问题，关键在于填平数字鸿沟，引领数字经济向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加快缩小数字鸿沟，发展普惠包容性数字经济，意味着我国的数字经济建设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在“新基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应避免新贫困群体的产生。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推进缩小数字鸿沟，保障低收入群体享有数字红利。具体而言：
第一，政府向低收入群体低价或免费发放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工具，智能手机能够让数字红利最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随着政务、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数字化进程加快，智能手机可以帮助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地为低收入群体服务。CHFS数据显示，全国20-55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有8.7%的人没有智能手机，其中农村为16%，城市为3.6%。我们推算出，对应的智能手机需求量大约为6960万部，其中农村约为5280万部，城镇约为1680万部。
疫情当下，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发放特殊消费券的形式帮助这部分人购买智能手机，兼顾促进国产品牌智能手机市场消费。疫情结束后，政府可以制定常态化的帮扶机制，为低收入群体定期更换能够满足更多上网需求的智能手机，提高低收入群体对数字技术的可利用性，同时帮扶国内智能手机行业借“新基建”东风乘势发展。
第二，鼓励运营商降低服务成本，开展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上网资费减免和应用创新。运营商在深挖降费潜力、全面提速提质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不同群体分类实施降费策略，保障低收入群体享受更大优惠，包括向领取政府免费智能手机的用户长期提供免费上网流量。此外，运营商可以通过应用创新降低数字技术的使用门槛，减少数字技术素养不高的低收入群体的学习成本，同时通过社区为低收入居民提供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提升他们对数据知识的可获及性，确保他们在拥有智能手机后还能够用得起并用得好。
第三，“新基建”应注重区域协调和人群普惠。基础设施差距是导致区域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新基建”应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弥补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技术空白，改善落后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环境，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网络接入可及性。与此同时，“新基建”还应关注人群普惠。“新基建”将加速通讯网络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也势必要求智能手机等配套工具的更新换代。为进一步缩小社会数字鸿沟，“新基建”应注重人群普惠，在加大对物投资的同时，应保障低收入群体融入数字经济、摆脱贫困、追求财富的权利，使中国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不仅在技术和应用上引领世界，也在普惠包容上为世界各国做出表率。
[1]数据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list2.htm#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