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高度重视疫情救助与刺激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将对冲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作为设计疫情救助与刺激政策的落脚点，其核心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疫情对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带来的冲击是严重不对称的，补偿性救助政策应当立足于对于不同阶层所遭受的不同损失给予对应的补贴和扶持，以避免收入两极分化更为严重，防止出现过度救助与救助不足相并存，严防因为救助带来新的社会扭曲和道德风险问题；二是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各种救助政策不能加剧各种供给损失和需求损失，不能在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差距的基础上使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不能在恶化分配正义的基础上使微观主体的道德动力进一步弱化。三是从中期角度来看，要想避免经济进一步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各类刺激政策不仅要在增量上避免扩大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同时还必须从存量角度有效缩小当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过大的差距，任何政策或政策组合如果不能最终产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它将无法成为有效克服经济萧条的工具。
一、必须依据疫情对于不同阶层和不同区域的不同冲击给予相应的常态化补贴与扶持
疫情对于不同群体产生的冲击是严重不对称的。从我国一季度情况来看，病毒感染者受损程度超过一般民众，农村居民受损程度超过城市居民，体制外民众受损程度超过体制内，小微企业主损失程度超过大中企业；接触性经济受损程度超过无接触经济，非规范就业者损失程度超过规范就业者，疫情重灾区受损程度超过其它区域。医务救助人员和疫情管控第一线人员受到的压力和冲击超过一般人员。这些人群不同程度付出了生命健康、情绪压力、高强度工作与闲暇的牺牲。对他们的各种损失进行精准对冲，是稳定社会、防止疫情传播、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关键。同时，这也是防止大疫之后社会进一步出现两极分化的重要方法。一是对于病毒感染者必须进行医疗补贴，特别是那些没有纳入到安全网之内的边际人群进行全面医疗补贴，这不仅体现了对病毒感染者的人道医治和社会关怀，有利于有效抑制疫情的传播，同时也防止因疫致贫，导致很多边际人群进一步贫困化；二是对于医务救助人员、关键物质生产者、社会秩序维护者以分类特殊奖励，以激励全社会战斗在疫情阻击战的第一线，全面发挥一个国家在公共卫生体系上的硬实力，并通过榜样的树立来弘扬救死扶伤的社会道义，体现特殊时期的分配正义。
二、疫情严控的停工停产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隐性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应的对冲举措必须有所创新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而采取社交隔离和居家令，这必定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摆。这种停摆导致很多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出现停工停产停学休市。一般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和小业主在停工停产之后，各种工资和补贴也就马上停发，但政府公务员、各类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型民企却在停工停产的时候给予职工带薪休假，各种工资、福利和奖金都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十分明显的潜在补贴，即很多体制内的人士通过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福利制度享受了一笔疫情补贴，而在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种非体制内就业的人群却由于薪酬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而失去了补贴的机会。这种体制内与非体制内的差异直接导致收入分配会进一步两极化，导致中低层社会民众情绪恶化，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如何补贴这些隐性受损的阶层，使之生活正常化是遏制社会情绪恶化和民粹主义抬头的核心要点。目前很多人希望通过发放失业救济、减免所得税、发放低收入补贴等传统方式来弥补这些损失，但由于农民工、小业主以及非规范就业者大部分游离于传统税收体系和城镇救济体系，这些举措一般难以触及这些边际人群，所以必须创新救济举措，超常规发放疫情补贴。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各种生产性活动停止的时候，很多租金收取的活动却没有停止。例如在企业经营停摆之后，银行贷款利息、房屋租金、设备租金还必须按照以往的合同进行缴纳。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性主体不仅受到疫情带来的生产性损失，还会承受利息租金活动的再分配打击，这部分经费相当于生产性机构给予食利阶层一个额外的疫情补贴，相当于生产性活动所承受的第二次打击。例如，2020年一季度总体生产活动GDP下降6.8%，但金融增加值还是正增长6%，这毫无疑问是金融体系对于疫情冲击下的生产性主体单位进行的超额租金汲取，也很容易导致各种资源进一步脱实向虚。因此，从公平的角度和收入分配的角度，免去部分利息和租金不仅十分重要，同时也十分正当。当前财政的贴息贷款和银行的降息不应当视为银行和食利阶层对于经营阶层和生产者的救助、帮扶和慈善行动。对于金融体系在疫情期间产生的超额利润，政府还应当进行一次性征收缴纳到国库，成为疫情纾困与补贴基金的来源，以及时返还给实体经济困难的主体。
三、政策救助和政策刺激是否能够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决定政策设计成败的关键因素
各类救助与刺激政策要最终形成有效的刺激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必须形成有效的再收入分配效应，全面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为这些政策是否具有很好的公平正义，是否能够对冲疫情冲击带来的不平衡，是否能够纠正引发经济收缩的各种扭曲，是否能够提高有效需求的水平，是决定这些救助和刺激方案成败的关键。而这些效果必须落脚到再收入分配效应之上。
一是为对冲疫情引发的金融动荡而采取的金融救助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往往对于制造危机的大金融资本家是一个全面的补贴和帮扶，而对于没有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很少的低收入阶层却是一种隐性的税收。因此，大部分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市政策往往会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资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例如2008年和2020年一季度欧美采取的“0利率+无限量QE+贷款支持”等金融政策虽然稳定了金融市场，但却使金融阶层与一般民众本可以缩小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依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中央银行采取的“直升机撒钞票”实际是通过铸币税补贴各个金融资本家和投机者，特别是最近美联储允许在金融市场购买垃圾债券，无疑是对金融市场上高风险偏好的投机金融家进行直接补贴。这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鼓励那些导致金融脆弱性的金融主体进一步进行投机行动和泡沫行动，使民众的福利受损。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政策之所以无法帮助全球经济社会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救助政策在本质上是一个“劫贫济富”的政策，它会导致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持续攀升，从而无法产生充分的有效需求以克服在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化的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在社会政治层面也必然会导致民粹主义进一步泛滥。因此，只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救助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无法引领经济走出低迷的困境的。这一次疫情导致的金融大动荡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果只是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对冲，那么疫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循环必定会面临更加债务化、更加两极分化、更加民粹化的问题。
二是财政对于不同阶层和行为主体的各种救助也会产生强烈的收入分配效应，这种效应是否有利于对冲疫情的冲击，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帮扶使生产主体能够恢复生产，使经济系统恢复循环，是应当关注的要点。传统的减税和补贴通过正式的税收体系和企业管理体系往往会给大量的大中企业获利很多，很多非规范生产、弹性就业、没有纳入税收体系和保障体系的经济主体就难以获得通过传统税收体系下放的免税和补贴。而这类人群恰恰是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承受力最差、最需要救助的群体。简单按照常态化的体系下放各类补贴和免税，往往难以起到有效对冲疫情冲击的作用。例如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大部分的受益人群是中高收入人群，而不是农村人口、农民工以及各种弹性就业人群；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减免，往往是对大企业的帮扶力度更大，而对于个体工商户和小业主就难以企及。因此，在疫情救助进程中必须采取一些超常规的帮扶方法才能真正对冲疫情带来的各种损失，才能真正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通过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效应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是单纯货币政策的宽松很容易扩大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因此用于稳定金融市场的货币救助政策很难带动经济走出低迷，必须采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来对冲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二是财政政策虽然具有很好的再分配效应，但如果没有在实施方式上进行创新，也难以真正起到缩小收入分配的作用。总量和结构导向的财政政策与一系列再收入分配政策的组合是走出超级长期停滞和大衰退的关键。三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比简单的扩展货币政策要合理，因为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在赤字适度货币化基础上大规模实施再分配，这将有利于有效需求持续的启动。
重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通论》，重新评价各种治理经济危机的方法，可以发现，任何危机救助方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最终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效应来产生效果。一是大部分危机和动荡本身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的产物，如果一种救助方案不仅没有从根本上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分布差距，改变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象，反而使这些参数进一步恶化，那么这种救助方案不可能使经济在再平衡、再激励相容之中走出危机的泥潭；二是危机救助必须弥补危机带来的过度冲击和危机损失，通过利益补偿恢复经济主体行为的常态化，并通过利益的再平衡给予社会循环良性化的动力基础。因此，判断一种救助方案是否成功的最终落脚点必须是产生足够的再分配收入效应，以改变社会收入再分配和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的格局，给予生产力和结构调整以充分的需求动力和公平动力。因此，任何财政刺激方案和金融救助方案如果最终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那么这种方案必定以失败告终，经济循环充分的需求动力和公平正义的道德动力就不可能形成。
疫情和危机往往带来了大破大立的机会，其原因就在于超级疫情和超级经济危机能够在破环传统收入分配格局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容易形成大改革的共识，容易出台一般情况下难以出台的超级再分配方案，从而使社会的分配收入和财富格局在宏观上有利于经济循环的良性化，在微观实现经济活动的公平正义。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疫情和危机带来的机会，形成改革共识和政策推行的有效路径，做足再分配的文章，通过超常手段实现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平衡化和公平化。
当前疫情条件下的救助和刺激方案不仅要充分考虑短期政策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还必须考虑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相契合。
一是利用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全面重建全覆盖、能够抵抗超级疫情的新公共卫生健康体系；
二是结合“保居民就业”战略，改革现有失业保险与失业救济体系，以全面覆盖各类农民工和弹性就业者；
三是结合“保基本民生”战略，及时披露疫情对于传统安全网没有覆盖的边际人群的超级冲击，形成民生安全网体系全覆盖和均等化的建设与改革共识；
四是结合消费启动战略，启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出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倍增计划；
五是结合“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计划，对初次分配体系进行全面梳理；
六是全面统筹各种碎片化和区域化的福利制度，扭转现有福利制度反而助推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尴尬局面；
七是通过超常的财政政策扩展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各种改革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以产生足够的再分配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