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实际上，这场危机至今尚未真正结束。世界经济正处于特殊时期，对形势做出客观清晰判断，将有助于把握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已经和全球经济完全融合到一起，未来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影响，需要积极顺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以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谋得更大发展。
平衡国际经济关系培养长期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站在全新平台上，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名义汇率更加接近实际均衡；很多行业产能和产品排名都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化决定了国际经济战略的高度重要性，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市场，但任何举措都会带来连锁反应，越来越难以承受战略失误带来的风险。因此，如何平衡国际经济关系、兼顾眼前利益与培养长期竞争优势、处理好局部摩擦与全球布局的关系，是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第一，要在全球市场上进行战略平衡安排。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布局，进一步加强与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并寻求与大国、大区域集团(如美国、欧盟)合作的突破。努力扩大在欧盟、亚太、非洲、拉美、中东的市场份额，适当降低对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依赖。
———降低对美国“敏感技术”的贸易诉求，实际上这种诉求往往适得其反；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谈判，最大限度地双向开放非敏感市场，促进贸易与投资增长；将美国作为一个正常的重要贸易伙伴，改变目前存在的外汇储备、出口需求与技术引进等方面严重对美依赖症。
———调整出口战略。取消劳动密集型产品、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出口扶植政策，既可以迫使中国相关企业提升技术竞争力，又可以避免与东盟和南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水平贸易摩擦。随着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中国制造的机械电子产品和新材料不仅在新兴市场很有竞争力，即使是在欧洲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也有很强的竞争力，应该加大出口扶植力度，使之成为主要的出口支撑。
第二，将国内经济建设优势转变成国际合作和市场竞争优势。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强度投资驱动，培育出领先全球的基本建设能力，如在隧道、桥梁、港口、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领域里的技术和建设能力均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亚洲、非洲甚至欧洲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需求。我们有条件、更有必要把这种国内经济建设积累的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一旦这种国际竞争优势树立起来，国内的产能过剩就会得到有效的外部释放。将中国国内的基建优势转变为国际经济贸易优势，应该成为中国国际经济新战略的又一个重要支撑。
第三，扩大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实施差别化区域经济战略。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寻找与相关国家、相关地区利益汇合点，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战略重心，深化国际经济贸易关系。
———巩固与亚洲周边地区(如韩国、东盟)的经贸往来，加强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增进双边货币与金融合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深化与欧盟的财政金融合作，并以财政金融合作推动市场经济地位谈判，争取尽早建成中欧自由贸易区。
———对资源贸易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经贸政策应更加灵活。立足于长期与互利的战略合作思维，增加必要的财政金融援助，加大民间资本的并购投资力度，最大限度降低经济周期循环和国际市场波动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形成稳定、互信的经贸关系。
第四，积极推行商务外交战略，变产能过剩的国内发展困境为全球竞争优势。中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其分析认识和解决途径，不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即期供给和需求，而是要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去平衡，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去安排。事实上，许多产能大国都曾经出现过和我们今天类似的问题，其出路都是国内结构调整与国际市场拓展相结合，并且依靠积极的国家商务外交战略，变产能过剩的国内发展困境为全球竞争优势。从实践上来看，美国、欧洲一直都在推行积极的商务外交战略。我国过去的外交战略侧重于政治外交，今后要增大商务外交的份量。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通过TPP、TTIP等高水平的自贸协定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在商务外交谈判过程中，不能满足于签订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与投资便利化等双边和多边协定，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加强与贸易伙伴的相关经济金融政策协调。
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危机阴影犹在
观察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然笼罩在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之中，美、欧、日分别实现或高或低的内生性复苏、周期性恢复以及外部政策拉动型复苏，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基础不稳，方向不明；而新兴经济体或因外部政策溢出效应、或因自身周期性放缓、或因内部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普遍下滑。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凸显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化。此轮经济危机是否结束，目前尚不能做出清晰判断，世界经济真正摆脱危机阴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
2014年，复苏与巩固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分化则是新兴经济体的特征。预期美国经济会保持持续温和增长，欧洲则需继续巩固复苏，而日本经济也有望暂时摆脱通缩。在政策取向上，除继续维持低利率外，美联储将更加谨慎地根据经济复苏情况逐步削减量宽规模，欧洲和日本则可能分别实施加大资产购买与财政刺激政策。2014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将继续高于发达经济体，亚太市场仍是其中翘楚。而“高通胀”、“双赤字”等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新兴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受到限制。
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依然复杂多变，并不乐观。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数据虽然在逐渐改善，但深层次问题依然严峻，至少2014年还不能过分乐观。当然，新兴经济体增长缓慢甚至下行的趋势亦不容轻视。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分析显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一旦发达国家央行快速退出经济刺激措施，或将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大量萎缩甚至净流出，进而造成重大经济动荡，并引发部分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陷入新的危机。
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2014或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对某些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下调，突出表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存在的脆弱性，经济严重失衡、通缩与通胀并存和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仍然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为降低杠杆率而实施的财政整顿，将使经济恢复前景更加不确定。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目前面临着投资与消费转换的结构风险，政策阵痛期较长。虽然一些经济体仍有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的空间，但普遍存在的增长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性因素或周期性降温，经济持续恢复的主要政策思路必然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经济体需要应对信贷质量下降和资本外流增加带来的潜在危机。
全球经济面临四项主要问题
此次危机的持续发酵，不仅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更留下了诸多经济难题，这些难题如不能有效破解，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不确定性，威胁经济持续复苏。
难题一：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问题。以往，西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多为保持币值稳定，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付通货膨胀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办法。但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通货紧缩，未来仍有进一步严重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应对办法。实际上，通缩对经济影响不亚于通胀。解决通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否则日本不会出现“失去的二十年”。美国多轮QE也没有解决通缩问题，欧元区特别是核心区，通缩更是严重问题。如果发达经济体通缩问题不解决，全球经济很难步入新一轮上行期。
难题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问题。目前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这是长期困扰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突出问题。通胀将大幅压缩新兴经济体运用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操作空间，社会与政治也将随之出现一系列复杂问题。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还没有找到既能摆脱高通胀循环的压力、又能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平衡办法。
难题三：能源革命与地缘政治。美国能源革命已对未来全球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地缘政治变化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美国的注意力如果从中东移至别处，中东将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再平衡风险。过去全球能源秩序由美国主导，随着美国能源供给结构改变，以原油为主体的世界能源秩序将会被打破，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并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确定影响。
难题四：全球贸易规则的作用弱化。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时期必然也是全球贸易活跃时期，反之如果贸易不活跃，全球经济必陷困难。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的全球性贸易规则难以达成，而多边贸易安排盛行，必将降低全球贸易活力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本次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陷入僵局，虽然耗时13年并于2013年12月初达成了部长级初步协议，但是美国却另起炉灶，启动了两个重要贸易谈判。
发达经济体通缩与新兴经济体通胀并存、美国外交和能源政策变化带来的区域动荡、全球贸易规则的淡化与多边贸易协定的兴起等问题，将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严重的滞后影响和风险，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由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龙头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的既定环境，更应未雨绸缪。
同时，全球主要地区的经济政策走势趋于分化。在经济危机爆发和高传染时期，世界经济关联度显著上升，主要国家的经济周期和行为呈同步化特征。一方面，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共同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利率水平保持历史低位，带来充裕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危机的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避险情绪成为主导市场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低风险资产往往成为所有投资者追捧的对象。但到了当前特殊时期，全球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下降，并带动各国政策走向分化。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各国都在制定应对办法，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发达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由于存在经济实力、发展方式、内外环境等差异，未来政策走向将各有不同，透彻分析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对外经济战略制定乃至政治外交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