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持久战思维推动下半年经济发展乘势而上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在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时认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各位对此怎么看？如何研判下半年经济走势？
韩保江：我认为，中央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是科学而富有远见的。因为疫情不仅仍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蔓延，而且有秋冬季再次暴发的风险，要彻底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阻击战、总体战，彻底根除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很可能要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因此，从“偶然突发性”认识的短期应对的“权宜之计”转向长期性和持久性的战略应对，从而真正找到一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兼顾的科学有效的综合策略和发展路径，是中央高超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上半年尤其是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所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复苏回升势头来看，随着国家出台的“六稳”“六保”政策，尤其是确保全面脱贫的一些收官政策的扎实落实，可以预期，下半年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从而为彻底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一个都不落下”的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许伟：从外部看，全球疫情仍在快速发展，大国关系加快调整，全球治理公共品供给缺口扩大，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更不稳定，不少全球性议题解决机制停摆甚至失效。从内部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体制机制亟待建立，要素优化配置机制还不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存在不少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突出。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加大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同时也增加了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需要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和内在关联，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着眼长远，不断通过深化改革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半年，面对百年罕见的疫情冲击，我国及时出台了有力有效的宏观救助和对冲政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济复苏出现积极势头。这些支持因素在下半年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加之海外经济二季度基本触底，主要经济体渐次进入缓慢复苏轨道，我国经济恢复势头预计还会延续，并可能逐步回到潜在增速附近。当然，考虑到经济运行还面临疫情输入风险、美国升级对我国打压、极端气候变化等影响，需要积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突出重点稳就业保企业、加强政策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地见效力度。
刘向东：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看，疫情全球大流行仍未有消退迹象，在许多国家疫情有所反复，促使我国将疫情防控常态化、长期化。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作出的判断，新冠病毒可能将长期伴随着人类生活，这意味着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我国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泛起，中美贸易摩擦扩大升级，美国对华遏制态势显著，中美之间的竞争博弈也将持续较长时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都要发生新的变革，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中长期矛盾问题较多，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无疑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需要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
从目前的经济实践来看，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已取得实质性成效，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V型”复苏态势，下半年全国经济增长有望实现3%以上的目标，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从“逆周期”到“跨周期”体现我国宏观调控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在定调下半年宏观政策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如何理解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的演进？
韩保江：过去我们强调的“逆周期”调节，更多是侧重从经济增长的“速度视角”来思考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平稳发展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而未来的宏观调控则要更多从高质量发展的“质量视角”去考虑，尤其是我国正处在从“十三五”向“十四五”过渡，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转换的重要发展时期，中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是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的制度创新，更是展示中央高超市场经济驾驭能力和经济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
许伟：宏观政策设计要未雨绸缪，是从历次宏观调控实践当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从“逆周期”到“跨周期”，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将更加注重前瞻性，不因短期过度刺激留下长期后遗症；更加注重连续性，让政策意图更加清晰地传递到市场主体，稳定市场和社会预期；更加注重自主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能够从更基本更长期角度设计政策，并保持政策定力；更加注重平衡性，综合施策，协调配合，确保各项政策边际效力最大化，不把某项政策空间用尽；更加坚持激励相容原则，完善财政支出、失业保险等方面的自动稳定器机制，并发展更多定价和风险管理工具，建立更有约束力的治理机制，避免因微观主体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引发市场和经济大幅波动。
刘向东：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主要得益于成熟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央定调下半年宏观政策，首推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凸显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侧重于短期熨平经济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还注重与结构性政策和中长期目标的有效结合，即在采用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基础上利用中长期规划、区域协调和产业支持等政策开展跨周期的设计和调节，在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人为的规划设计和引导，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健康发展，降低公共卫生危机、经贸摩擦等风险对经济运行的扰动。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演变到跨周期的设计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统筹。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中长期目标，需要系统设计和科学规划，妥善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等中长期问题，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对疫情、自然灾害、保护主义、大国冲突等突发情况带来的经济扰动，要做好逆周期的调节，促进经济循环回归正常轨道，尽可能降低经济的小周期性波动，即在跨周期设计中设定好逆周期调节预案，促使短期熨平经济波动和实现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机衔接。
多措并举打通“双循环”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注意到，继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了“双循环”的主要思路。那么，应该如何打通“双循环”，尤其是形成国内大循环？
韩保江：我们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自觉立足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充分发挥好14亿人口的美好生活需要所汇集成的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打通中国经济存在的“供需梗阻”，从而确保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存在“实体经济结构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结构性“供需梗阻”。要消除这些结构性“供需梗阻”，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必要的“需求张力”，进而确保“六稳”“六保”等基础目标的实现。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的动态均衡。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气血充盈”“润化有力”、激发活力、行稳致远。
当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说要搞自我封闭的“全能型”经济体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求链，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讲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就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要在开发好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对接畅通国际市场，不仅要继续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国际物流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而且要保持与主要贸易国的沟通交流，协商解决供应链顺畅运行面临的痛点，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许伟：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畅通循环的路径。要通过优化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恢复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完善和升级软硬基础设施，加快统一市场建设，加强区域协作等方式，促进产品、服务、要素循环。提升开放水平，加大融入全球市场和分工体系网络力度。二是增强循环的动力。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优化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数据要素配置。完善国资国企改革，为民营和外资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优势，不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解除有碍于内需释放的不恰当束缚，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和消费潜力。三是完善循环的规则。落实和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真正做到非禁即入。纠正或移除有碍的公平竞争不恰当做法和规定，促进公平竞争。严格行政自由裁量适应范围和边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四是防范循环的风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立防范和应对巨灾风险的应急和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关键“卡脖子”环节的攻关力度。加强疫情、气候变化、宏观调控、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避免与邻为壑。
刘向东：所谓“双循环”主要是涉及到怎么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当前疫情防控造成国际货物和人员交流受阻的情况下，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时切换到依靠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上来，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将发展动力转移到内需市场上来，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而发展成为成熟发达的市场仍需要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构建畅通国内外供需两旺的良性循环。从供给侧看，需要加快提升国内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弥补关键环节的短板，锻炼自己的长板，提高抗风险的韧性，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能及时形成有效的供给替代。从需求侧看，要重点挖掘我国消费市场的潜力，促进国内形成统一大市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同时利用消费市场的影响力，增强对国际资源的吸引力和配置能力，有效推动国内外市场的相互促进。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联袂共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如何确保宏观经济政策落地见效，如何做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韩保江：要确保宏观经济政策落地见效，进而做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三个冲突”：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冲突”；二是宏观经济政策与环保等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三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冲突”。
许伟：关键是突出重点、注重协调、加强落实。让直达基层的各项分散资金形成合力，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协同发力。有力有效保障基层运转。加快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完善资金直达企业的政策工具和相关机制，确保新增金融资金主要流向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落实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延缓中小微企业本息偿付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避免充裕的流动性和低利率过快推涨资产价格，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房地产调控要保持定力，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落实地方和城市的主体责任，综合运用金融、土地、税收、住房保障等多种政策手段，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刘向东：要确保宏观政策见效落地，首先，要促进各项政策措施要执行到位，实施过程中不打折扣，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这就要求把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此次抗疫新增财政支出直达县市，降低财政资金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传递和沉淀；货币政策更注重货币传导机制，以及降低实际融资成本，切实让货币资金流向急需的实体经济。其次，要注重政策之间的优化配合，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流动性支持，而更有效的货币政策则需要财政政策扶持引导，两者相互配合促使政策组合效果最大化。宏观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做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筹兼顾。为了促进经济复苏，不能采取“大水漫灌”和“涸泽而渔”的做法，而是始终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统筹短期与中长期发展目标，通过中长期规划引导，不断持续优化政策组合，确保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组合的施力点恰到好处，避免一味稳增长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需要规避因防风险而防出来“风险”。
“十四五”时期要促进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中国经济时报：下半年还有一项重点工作是编制“十四五”规划。各位对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展有何建议？“十四五”时期需要注意哪些新的发展变化？
韩保江：我的建议是要继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避免“泛中心化”，妥善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不惟“速度”、不以GDP论英雄，但不能忽视“速度”，把GDP“妖魔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传统经济、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劳动密集型、优势资源密集型产业，防止中国经济“过度虚拟化”“过度数字化”。同时要把“防风险、保经济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许伟：新冠肺炎疫情、数字化转型催化生产、流通、需求模式演变，大国关系调整进一步松动传统的利益和地缘格局，加快产业转型、需求升级、区域协作步伐、提升风险防范和科学管控水平更显紧迫。需要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不断增强对国际环境快速演变的适应能力，更加依靠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增添动力，更加注重补齐实体经济、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方面的短板，更加充分发挥数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促进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刘向东：“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如何开好局、起好步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建成现代化国家至关重要。“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践行新发展理念，重点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证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十四五”时期，为蹄疾步稳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着力解决仍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的发展都会面临着新的巨大变化，既有疫情全球大流性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有美国对华遏制政策长期化的复杂国际形势，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安全风险等。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下，我国需要把握战略机遇期，化危为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更要深化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全方位开放，更有效地发挥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作用，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