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情况真的不容乐观了吗？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3、4月份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9%和6.0%，同比2019年3、4月份的5.2%和5.0%分别提高了0.7个和1.0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往年略有提高，就业情况有所变差但似乎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3月份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以2019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44247万人计算，城镇就业人口下降6%即2655万人。因为疫情而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部分人口在疫情好转和控制后会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市场上没有充足的就业岗位，当前这部分非就业人口就可能转为失业人口。其次，3月份有18.3%的就业人口处于休假未上班中，该数据4月份下降至3.5%，即仍有1455万就业人口处于休假状态，应避免这部就业人口分转化为失业人口。
再次，据国家统计局4月末的快速调查显示，4月末外出务工农民工规模已经恢复到往年的九成左右。根据2019年12月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17425万人计算，约有1700万返乡的农村劳动力未外出务工。鉴于2月底仅有12251万人外出务工，因此，3-4月份新增了3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这也是休假未上班人口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
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如何？外出后就业充不充分，就业质量高不高，会不会大量出现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因就业不充分或失业返乡的问题？目前某些行业，比如制衣行业已经出现了返城农村劳动力因就业不充分而重新返乡的现象。从这些角度来看，疫情之后的就业压力仍比较大。
无论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居民和其他部门对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产生的派生需求。因此，稳就业、保就业任务的实现取决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恢复。
在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尽管4月份的出口增长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8.2%（3月份出口增长率为下降3.5%），但进口下降了10.2%，加之因疫情蔓延和部分国家或地区将疫情政治化，国际需求的变数增多，4月份出口订单指数(PMI)、航运指数(BDI)均大幅度下降，未来几个月出口可能面临下降的风险。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内的需求亦大幅度下降。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8%，4月份降幅比上月收窄8.3个百分点，同比下降7.5%（去通胀后实际价格下降9.1%）。
其中，部分内需的下降是因为针对消费限制造成的消费下降，部分是因为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变化造成收入下降，从而带来了消费下降。前一种下降取消消费限制后就会恢复，而后者却不能。比如，4月份限制人员流动和限制消费的各种措施取消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幅度收窄。但是因为就业数量和质量下降，导致居民收入变化引起的内需下降，不会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就能自动恢复，需要中央和地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
但是，采取任何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下降，甚至需要通过发债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因此必须权衡各种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简单来说，应该选择那些成本较低且效果较好的政策。
笔者曾与合作者研究过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针对疫情后如何选择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提出以下个人观点供探讨：
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应尽量避免采取对某类产品进行定向价格补贴的方式，尤其是对于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应非常慎重。
这是因为：首先，这些补贴项目往往耗资巨大，相同金额的财政资金如果用于其他刺激消费的政策，或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由于耐用品长期需求缺乏弹性，短期富有弹性，补贴可能使得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的短期需求快速上涨，但长期需求却变化不大，从而造成行业产能短期扩张后，即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再次，对某类产品的价格补贴还会对其他行业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因为耐用消费品的提前消费会透支消费者的收入，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此前中国的“家电下乡”并没有能够促进社会总体消费的增长，美国的“现金换旧车”项目实施后的10个月内汽车销售总量没有增加，销售总收入反而减少，都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些价格补贴项目的环境效应来看，补贴对减少排放的效应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对中国节能车补贴的研究也显示大量获补贴的人都是原来计划购买节能车的，或者计划购买低油耗汽车的。
给居民减税、税收返还或发现金的政策要针对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家庭，并且宜采取一次性大额支付的方式，而非分月或分次小额发放的形式。
同时，不能过高估计给居民发放现金政策的效果。
根据Johnson等（2006）、Agarwal等(2007)、Parker等（2013）和Sahm等（2012）对美国2001年、2008年和2009年退税政策效果的评估，这种直接给居民发放现金的政策，刺激消费的效果还是有的，虽然部分退税会用于偿还债务，但总体的消费会上升。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政策的效果。Parker等（2013）的研究显示居民得到退税后3个月内会花掉12%-30%的退税金额（可以理解为和原来收入下的消费相比，退税后的消费的增加的金额占退税金额的比重），这个比率低于2001年的20%-40%的结果（Johnson等，2006），但是老年和低收入家庭退税的使用比例较高，比如低收入家庭收到退税后3个月内平均花掉超过70%退税金额，购买耐用品尤其是汽车的家庭退税消费的比率达50%-90%。因此，可以将保基本民生和兜住民生底线的任务和刺激消费的政策结合起来，重点向社区低收入和老年人家庭发放现金形式的补贴。
向居民发消费券可以避免发放现金用于偿还债务和储蓄等用途，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发放消费券和发放现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为接近。日本在1999年春向3100万居民发放了2万日元的购物券，Hsieh等（2010）估计消费券的发放增加了准耐用品的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在10%-20%之间，但对于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却没有影响。台湾在2009年向全部2009年3月31日之前出生的台湾居民价值新台币3,600 元(折合美元110块)的消费券。由于消费券限期使用、可以转让、且商户为持消费券的顾客推出了很多促销措施，Kan等（2017）发现台湾2009年发放的消费券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必需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于20%，而服务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超过40%。
发放抵扣部分金额的购物券似乎能带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其效果究竟如何需要用消费者全面的和更长时间的消费数据进行评估。
今年，中国部分城市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了只能抵扣部分商品价格的消费券。首先，使用消费券的消费者，消费券以外支付的金额不能等同于消费券带来的消费增加。因为很多消费本身就是消费者计划消费的，购物券并不一定增加了消费者对商品的总消费，有可能还因为消费券的抵扣减少了计划的支出，反而增加了储蓄。
比如，网上抢消费券的消费者往往是本身就有消费计划的消费者；消费券可以在网上转让，导致消费券的使用者更多是本来就计划购买的消费者。因此，消费券拉动消费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次，发放消费券会进一步扩大收入的不平等。高收入的消费者通过使用消费券降低商品的价格，实际购买力提高，而低收入的消费者无力消费不能获得实际购买力的提升。正如部分网友调侃的，“我缺的是那减免的20块吗？我缺的是80块”。
再者，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群无法从支付宝、微信或其他网络渠道获得消费券，这有违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公平原则。
因此，消费券项目的推出要更加审慎，评估要更细致和科学。政府可鼓励商户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或支付平台发放打折的优惠券而不是用公共财政的钱定向补贴某一类或几类商品。
总之，扩大内需一方面要进一步取消人员流动的限制和经济活动的限制，尤其是应逐步放开对于吸纳就业较多的各种服务业的限制，让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起作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要科学防疫，要权衡限制人员流动的社会经济成本和加强检测等防疫措施的成本。比如，核酸检测成本大幅度降低的今天，通过多次核酸检测解决单次检测准确率仅70%的问题，从而缩短或取消隔离的时间，减少隔离的成本，促进人员流动和经济恢复。实现既保障疫情防控的效果，又促进经济恢复，保障就业和基本民生。
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可采取发放现金补贴或发放可全额使用、不限品类的消费券的形式。由于现金可以跨地区使用，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发放现金券，所以目前大多城市发放的是消费券；加之不同城市的财政收支情况不同，由城市层面或省级层面来发放会造成地区间扩大内需的不平等，笔者建议由中央财政统一发放现金补贴或可全额使用的消费券给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