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肆虐，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疫情，30多亿人口被不同形式的隔离，尽管染病人数和死亡率比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少，但其波及范围和综合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全球化[1]是病毒在全球快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使得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便利的陆、海、空运输，加上日益频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往，如今才真正体现“环球同时凉热”。
面对疫情，各国都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其中停止或限制国际交往和居民活动是普遍采取的应急手段，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交往突然中断，整个经济社会活动断崖式冷却。在此情况下，国内外生产与消费的供应链断裂，企业和个人都陷入困境。
疫情与其连带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反思：全球化怎么了？对全球化的责难如潮水般涌出，悲观的论调占上风，有人断言，全球化已经终结。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问题。事实上，反全球化势力一直与助推全球化的势力相伴相随。在全球化的问题凸显时，自然就使得反全球化的势力影响增大。比如，近年来，有关财富积累的两极化讨论变得活跃起来，在一些国家甚至催生新的政治势力崛起，引发激烈的社会运动，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批判财富积累两极化的专著《21世纪资本论》成为热销书。批评者认为，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大肆扩张，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本次对全球化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企业界，全球化下的国际供应链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顿时崩塌，因此，他们呼吁重新考虑企业的经营安全；另一方面也来自政治家，他们把疫情扩散和经济困境归罪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对外依赖。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肯定会发生变化，究竟会如何变化呢？
从发展上说，全球化有四大支柱：一是多边的开放体系，二是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国际供应链，三是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开放政策，四是公民的支持，即公民认为他们可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加速发展，因为世界市场分裂的状态被打破了，形成了统一的市场。从数据来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或是供应链，冷战结束以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点。全球化所积累的问题凸显，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从大的方面说，主要背景之一就是世界经济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成了对世界经济原有结构的挑战和改变。
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实力上升，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对以普遍开放为原则的多边体系不再给予支持，对冷战后转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发难。发达国家抱团要求改变原来的规则，这使得支撑全球化的多边体系面临制度危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部长先后发表了多份联合声明，提出推动WTO变革的主张，美国则直接干预，阻碍WTO争端机制的运作，甚至威胁退出。
面对诸多的国内社会问题，如贸易不平衡、地区发展失衡、公众对财富分配的不满等，许多国家的政府大幅调整政策。作为推动全球化发展主力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本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实行单边主义限制。其实，不只是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支持普遍性开放，转而推行平衡与对等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考虑开放的负面影响，不再认可“开放都是好的”自由主义信条。
社会公众不再盲目支持全球化，而是要求政府保护就业，保障收益，民粹主义泛起，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这种变化的背景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财富快速、极化地向少数个人、集团集中，大公司放弃本土生产，构建基于成本收益的国际供应链，一些传统经济带变为衰落的“铁锈地带”，不同社会群体在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大的分裂，有些群体成为受损者。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也是受益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出现了政府与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但企业界仍然基本坚持国际化战略。不过，由于政策与社会导向的变化，它们的国际化战略与运行环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这次疫情蔓延对全球化的冲击，使得此前已经发生的一些问题更加凸显，同时也增加许多新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企业战略以及政府的政策。
就企业战略而言，最重要的调整是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损害来自两个冲击波：第一波是先发的疫情导致了中国方面的停工停产，使得国际供应链断裂。鉴于中国是地区和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其影响巨大。供应链断裂后，国外大批依赖供应链运营的企业没法再进行生产。同时，为了阻断疫情蔓延，其他国家也采取封关措施，致使国际联系从双向切断，诸多经济活动都陷于停滞。中国国内的疫情减弱，各地都开始复工，在此情况下，原来断裂的供应链有望得到恢复。但是，由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导致了第二波冲击，其力度更强。特别是，疫情在参与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蔓延，使得疫情对全球生产、消费、金融的影响加重。各国实行更严厉的封堵停措施，市场恐慌加剧，金融风险增大，许多企业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企业开始认真考虑今后的经营战略，不仅要考虑成本，更要考虑安全，甚至强调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政府的政策而言，巨大的冲击波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危及到社会、人的生命安全、就业安全，而且也危及到总体国家安全。这使得许多政治家、战略家对全球化的含义进行新的认识，甚至重新定义。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使国家安全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像新冠病毒肺炎这样的疫情暴发，供应链断裂，国家就会面临重大的危机。因此，必须降低对外依赖，让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在美国，有的政治家甚至主张实行极端的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政策。
不过，从发展规律上看，严重的疫情往往会导致极端思维、极端势力上位，而危机过后，会出现思维与行为的理性回归。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对新形势下全球化所会发生的重要调整与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给予高度重视，以便在准确把握大趋势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应对之策。
一方面，出于对国内社会经济均衡，特别是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会更重视对国内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保护与留驻，更注重公民对利益的关注与诉求，从而更强调内向性支持、内向性发展。据报道，美国政府对企业回归在国内生产将会给予更多的支持。日本政府已经拨出巨资，为那些愿意迁回日本的企业提供支持，承担搬迁费用。
不过，也要看到，让企业都回归本土，甚至是大部分回归，是难以实现的。对大多数参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把全部或部分经营环节转移国外是保证企业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企业获得了生存和扩张的机会，让后起发展中国家有了参与的机会，形成了优势互补的组合，那些处在产业链上端的企业，总体上是获益更多的。如今要他们迁回国内，即便政府出资承担搬迁费用，那么以后的经营呢？比如，苹果公司的生产大都在其他国家进行，特别是装配工序，主要在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完成，如果在美国生产，高昂的生产成本将使其产品失去竞争力。
企业针对新形势的调整早已开始，疫情冲击将会推动进一步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企业加速进行全球化经营布局，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很多大企业都实行零库存供应制度，这种制度大大节约了成本，加速了贸易投资的发展，但这样的供应链也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发生突然事故，就会受到断供的影响。此前，日本的地震、核事故就曾造成供应链中断，既影响国内，也影响国外。这次疫情非同寻常，波及广，影响大，促使许多企业重新考虑国际产业链布局。预计，未来调整的一个趋势是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尽可能保护关键环节的安全。也就是说，把一些核心的东西往国内迁移，尽可能缩小环节间距离，把主要的供应集中在少数的几个节点上。以往，有的产品的生产链多达几十个环节，这样的安排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但风险大。事实上，有些调整并不主要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经营环境的改变。比如，随着中国的成本上升，许多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加工地的生产链必然会迁到成本更低的国家，但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的生产链会继续留下来，还会随着中国消费需求的增大而扩大生产。成本是企业效率的基本要素，全球化为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机遇和平台，为了生存发展，企业是不会放弃的，因此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是调整，而不是摒弃。
另一方面，疫情也催生新的全球化的发展。比如，与疫情关联的公共卫生产品的国际交易大幅度增加，网络技术加速升级，迅速扩张，诸如网络视频、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线上销售等的国际化加速。网络数据产业具有空间化、全球化的特征，将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原来许多产业链的构造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进行调整，使得供应链更有稳定性与安全性。
大疫情突如其来，来势凶猛，让世界各国都措手不及。疫情还在发展，何时结束，如何结束，结束后会不会死灰复燃，或者以新的变种再暴发，都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观察现在，又要思考未来，需要科学分析，对新形势、新变化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以制定新战略、新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还需要支持、参与和利用好全球化。疫情发生前，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上升，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支持全球化发展、捍卫多边主义体系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要看到，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总体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要重视新变化，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企业战略，都需要与时俱进，政府政策、企业经营策略要跟得上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一些势力把全球化、疫情冲击政治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由，助推与中国脱钩，以增加安全性为借口，排斥中国企业参与供应链，对此我们需要有准备。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已经是当代与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要发生根本性逆转，世界要退回到所谓“部落式”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也许原来的全球化回不去了，但新的全球化还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