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经历了英国脱欧、恐袭之痛、难民冲击、民粹兴起的欧盟，如今又因贸易平衡、伊核协议等问题与美国特朗普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引发了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普遍担忧。当此之际，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与上海欧洲学会联合发布了研究报告《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困境与未来》，在国际力量的兴衰起伏与重新分布的背景下，从欧盟、成员国、跨国与国际多个层面观察欧盟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并思考其可能或应该去解决这些所有挑战或困境的办法。澎湃新闻“外交学人”获授权选刊其中部分篇章，以展现欧盟这个问题重重却仍不可忽视的共同体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围绕英国脱欧、贸易平衡、防务支出和伊朗核协议等问题，欧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特朗普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策引发了大西洋两岸尤其是欧洲对欧美关系的强烈关注与担忧。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此次大西洋关系危机发生的诱因，从根本上来说此次欧美之争则是国际格局权力转移的必然结果。随着欧盟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中，欧盟积极谋求世界领导权，而美国试图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此，当前的欧美纷争反映了欧盟的国际地位追求与美国霸权（领导权）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多极化日渐深化的背景下，除非欧盟完全服从美国的领导与规则，否则美欧纷争不可避免。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鲜明特征，强调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任何国家总是将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关键在于“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是非常狭隘的，其基本观点是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对将一国利益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在，因此，在国际关系中更关注本国的短期利益、绝对利益。在实现美国利益的方式方面，将美国当作超越国际秩序之上的全球领导者，让其他国家服从美国的秩序和规则。
在经济方面，“美国优先”的政策认为建立起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国际主义和互惠原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特朗普政府反对自由贸易与多边经济机制。在政治方面，“美国优先”的政策只关注美国自身利益，否认与大西洋共同体在维持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和二战后国际秩序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脱欧，反对欧盟与欧洲一体化，支持欧洲的民粹主义。在安全防务领域，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对此提供支持。在全球治理方面，反对美国利益与世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因此特朗普政府反对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减少国际援助支出，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等等。
历史的延续还是新秩序的开端？
在经贸领域，欧美经贸纷争延续了欧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竞争性相互依赖。一方面，美欧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非常高。美欧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互为外资最大的来源地和流入地。另一方面，相互竞争性也是美欧经贸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而当前欧美关于汇率、贸易平衡的争论反映了两个新变化。第一，美国对二战后确立的多边主义经济秩序的否定。尽管美国经常置自身于国际秩序之上，但在美欧经济纷争中多通过GATT谈判（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编者注）或WTO的多边解决机制。此次贸易纷争，美国采取的是单边的贸易惩罚措施。
第二，欧盟在国际经济格局中逐渐成为与美国力量相当的竞争者，挑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这是美欧在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抛弃多边主义，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主要原因。美欧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在目前国际关税水平已经普遍降低的情况下，美欧对第三国市场准入的竞争体现为边境内壁垒问题的竞争，即将自身偏好的经济政策和规则外部化的问题。而欧盟在国际贸易规则和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开始谋求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而且欧盟是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总统对英国脱欧的支持态度以及其反移民、反欧盟等与欧洲民粹主义相呼应的政治观念造成了美欧在政治上的纷争扩大，而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是大西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反对欧洲一体化意味着对“大西洋共同体”的背离。
在防务领域，特朗普指责欧洲盟国没有为自己的安全防务承担必要的支出。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则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需求与欧洲的防务独立性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一，冷战后北约持续存在的基础是维持共同价值基础上的欧洲和平秩序；实际情况则是在北约框架下，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防务，欧洲在美国的全球行动中提供支持与合法性。
第二，冷战结束后，北约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征愈加突出。北约在1991年、1999年和2010年发布的三个战略概念文件，将北约从军事组织扩展为政治军事组织，将北约活动的范围从域内扩展到域外，将参与北约行动的成员扩展到全球伙伴。北约战略目标的扩展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维持霸权地位的战略需求。而美欧关于北约防务支出的纷争同样源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
第三，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可靠性疑虑加深，欧洲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防务支出和美国的制约是欧洲独立防务发展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受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防务支出压力与欧盟地缘安全状况的影响，欧洲共同防务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2018年2月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美国对欧洲发展防务独立性表示不满，认为欧洲独立防务的发展破坏了北约的团结。因此，只要欧盟在安全上仍然要依赖北约的防务力量，欧洲独立防务的发展就非常有限，欧盟的安全目标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之间会发生矛盾。
在全球治理领域，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在美国宣布退出后欧盟宣布将继续恪守该协议的承诺。此外，特朗普总统已于2017年6月1日宣布将退出致力于阻止全球变暖的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政府退出国际多边机制在历史上早有先例，欧盟与美国在多边主义政策方面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一分歧反映了双方不同的国际秩序观。对欧盟来说，多边主义是其追求的国际秩序的目标。2016年欧盟的全球战略问题明确提出“欧盟促进多边主义为主要原则和联合国为核心的规则基础上的全球秩序的形成，通过一致通过的规则制约权力政治，促进全球的和平、公正和繁荣。”
但是美国只是将多边主义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与手段，美国追求的是全球霸权。欧盟也希望与美国共同提供全球领导权，然而欧盟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领导方式却在实质上具有削弱美国霸权的作用。欧盟追求建立在多边主义和欧洲所认可的规则规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在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制定领域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地位。因此，此次欧美关于国际多边协议的冲突反映了欧盟追求的全球领导权与美国霸权的冲突。
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
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目前美欧之间的纷争既有历史分歧的延续，又有美国新政府政策的诱因。根本原因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竞争性力量，美国则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一种结构性冲突。此次大西洋关系的危机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
首先，此次大西洋关系的危机是全方位的，从经济、安全领域到政治价值观，而以往的大西洋关系的危机通常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其次，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此次纷争动摇了大西洋关系的基础。最后，此次危机危害了美欧对“西方共同利益”的观念认同。
因此，除非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发生逆转，欧盟作为美国霸权竞争者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美欧关系可能出现短时间的缓和与回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竞争与冲突的一面将会逐渐扩大。
（本文原标题为《欧美之争：跨大西洋关系面临挑战》，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