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全球经济不要过于乐观。尽管当前全球金融市场若干指标显示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减退，但是现在来看疫情的演进还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大多数重灾国新增的确诊人数在下降，但全球疫情的拐点尚未到来。疫情会不会蔓延到非洲、印度、印尼等公共卫生条件较差的国家？疫情会不会跨年，会不会具有长期性？还不能确定。
中国经济要警惕以下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率显著下行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抬头。比如地方债问题、房地产问题、影子银行问题、中小金融机构问题等。很多中小企业发行的高收益信用债、中资美元债会不会出现问题，目前来看概率在上升。
第二，今年就业压力不容低估。之前中央强调“六稳”，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保”，“六稳”和“六保”的唯一交集就是就业，因为今年总体就业压力很大。
第三，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的低效率问题。这也是2008年刺激政策暴露出的软肋。此次应对疫情的供给侧冲击，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又应该以直接补贴中小企业和家庭为主，以基建为辅。
第四，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从二季度开始，我国的外需可能会显著萎缩。中国出口行业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除此之外，这次疫情结束之后，中国面临的外部舆论环境、经贸环境与地缘政治环境会不会显著恶化，也应该提前防范。
我预计二季度GDP增长率大概是2%，三季度是6%，四季度在7%左右。如果这样的话，今年全年GDP增长率在2-3%左右。如果要设置增长目标的话，我认为2-3%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一个更为现实的目标。
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两个新特点：一是不再强调高增长率，不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要GDP翻番，而是更为注重减贫方面的成就。二是“六保”的提出凸显了中国政府在非常时期的底线思维。
为什么保增长很有必要呢？其实“六保”和经济增速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六保”很难实现，特别是保就业。
为什么2020年中国政府仍然有必要设置一个增长目标呢？
一是经济方面来看。首先，就业和GDP增长是高度相关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保就业就无从谈起。政府不可能无限制给居民发失业救济。其次，金融风险和GDP增长是高度相关的。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如果GDP没有正增长，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会急剧上扬。再次，适当经济增长可以让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变得更加可持续。大家可以设想，在零增长和2-3%正增长的两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货币政策空间哪个更大呢？如果未来这一轮全球衰退会持续很长时间，也不可能一直用逆周期的政策来救助。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来讲，我们的逆周期政策长期实施下去，风险会更高。
二是体制方面来看。各地政府长期以来都是以增长目标作为指挥棒，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工作都是以适当的增长率为基础。现在如果取消增长率目标，而转向“六保”目标，地方政府绩效难以考核，效率会降低。因为，“六保”是六个指标，其中很多都是难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很多地方官员可能会无所适从。
三是目标制定可以有弹性。增长目标可以有争议，比如前面我提的是3%，但可以是2-3%。同时可以分不同情景进行考虑和调整，比如刘世锦主任最近提出的相对增长率概念。此外，最终衡量官员绩效的时候不能过于刻板，应该留有余地。在2020年，更应该把增长目标视为一个引导资源配置、部门协调的愿景。
我个人认为，在应对疫情冲击方面，今年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下三点：
一是“容忍”，即容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不要为了保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增速，动用过大力度的逆周期宏观政策，最后埋下很多中长期的风险。
二是“兜底”，即要做好兜底工作。一方面，通过“六保”兜底实体经济。另一个方面，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要注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在过去经济增速达到6%的时候，很多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是随着增速从6%滑到3%甚至更低水平，很多金融风险就可能浮出水面，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未来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问题等。所以，兜底应该围绕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六保”兜实体经济，二是在经济增速明显下行的前提下，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
三是“改革”，即加快结构性改革。中国的重大结构性改革差不多每十年一次，且结构性改革通常都是由危机来驱动的。比如1998年前后的系列改革，其实与国有企业的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密切相关。在本次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如果我们容忍经济增长率适度下滑，能够兜住实体和金融的“底”，就可以借此来加快结构性改革。四月份中央出台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意味着未来要素价格市场化与自由流动可能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如果我们允许要素市场化自由流动的话，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心可能就是新一轮区域一体化。都市圈建设、城市群建设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改革发展方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武汉-合肥-郑州组成的中部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组成的西部三角，在未来都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