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摘读
自2017年上台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宣称美方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巨大逆差“损害”其利益，并以此为由要求更为“公平”的经贸关系。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根据所谓“301调查”结果签署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美经贸摩擦随之爆发。随后，中美双方就经贸等议题展开多轮谈判，并于2020年1月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长达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回到了共同努力解决分歧的方向。在经贸摩擦期间，面对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汇率、科技、知识产权、政府补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诸多领域的分歧与矛盾，关于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前景的讨论激烈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同以往的表述逐渐引发热议，其中主张减少相互依赖的所谓“脱钩”被一再提及，并因其一定程度上体现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且有可能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等特性，备受学术界与舆论界的关注。事实上，“脱钩”已与“规锁”“新冷战”等概念被共同讨论，并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选项。
关于“脱钩”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明确态度：“脱钩”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已经形成，另一方面，不断进步的科技也决定了合作的重要性，即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与未来“脱钩”，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与世界“脱钩”。但与此同时，美方却持续讨论“脱钩”的必要性与具体议程，不仅表现为美国重要智库与研究机构接连发布的多篇可作为未来政策选项参考的相关研究报告，也表现为包括特朗普政府高级别官员在内的美国政治人物继续在公开场合鼓吹中美在某些特定产业的“部分脱钩”。面对如此态势，关于中美“脱钩”的现实、前景与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与讨论显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国内针对性研究却仍较为有限。那么，究竟何为“脱钩”？中美两国对于“脱钩”概念的理解存在何种异同？中美是否正在出现“脱钩”趋势？中美“脱钩”的影响与前景又如何？基于相关观点梳理与现实分析，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努力对中美关系中的“脱钩”态势作出一些判断。
一、关于“脱钩”概念的讨论
“脱钩”概念是由美方率先提出的。通常而言，美方使用“decoupling”和“disengagement”来表达中美“脱钩”的意思，前者被更多使用，而后者则具有特定含义。“Disengagement”一词显然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破冰以来美国对华的所谓“接触”（engagement），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明确的对华“接触”战略的一种否定。对华“接触”战略即通过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等方式，不断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体系，从而改造中国的经济结构乃至政治体制。近年来，面对中国稳定的政治状况、既定的国家发展方向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际地位提升等现实，美国国内不断出现关于“接触”战略的反思与调整呼声，从所谓“有限接触”（limited engagement）到“后接触时代”（postengagement）就是这种反思与调整持续升级的体现。而今，用“disengagement”表达“脱钩”，正在反映出“接触”色彩更淡、竞争与对抗色彩更浓的倾向，暗示着美国对华“接触”正在走向终结的深层次意味。
相比而言，“decoupling”所表达的“脱钩”意涵更为清晰且聚焦。该词最早常见于电子学领域，本意为“解耦”，即“解除耦合”（de-coupling）。将此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学教授罗杰·费雪（Roger Fisher）的研究。在其阐述中，“coupling”是指两国在解决争端时将正在讨论的议题与其他议题相关联，一国因在某一议题让步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另一国在另一议题上的让步来弥补的现象。随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又在国际政治心理学角度同时使用了“coupling”与“decoupling”，后者的含义被拓展为将国际社会行为体的某些言行与某种意图隔离开来，使某些言行“脱离”其被联想的意义。
在国际政治现实特别是中美关系实践当中，“decoupling”最初出现为1994年克林顿政府将所谓“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脱钩”做法。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词才被用于描述减少经济依赖度的情况，即欧洲和亚洲经济体无需依赖美国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即完全可以通过某种程度上的“脱钩”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而摆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与经济衰退。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摩擦之后，美国战略界与舆论界开始重提“脱钩”，并将其引入涉及中美关系的讨论之中，提出了“有意图脱钩”（conscious decoupling）等观点，主张中美之间应该有意识地减少对彼此的经济依赖程度。
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所挑起的贸易摩擦不仅仅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解决贸易问题，而且要试图重构中美经贸关系，有意减弱美国在某些领域的对华经济依赖。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贸易摩擦要实现的目标也存在分歧：一些人将高关税视为强迫中国改变经济政策的“杠杆”，期待中国在高关税压力下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也有一些人主张直接将高关税作为推动中美加速“脱钩”的手段。此外，这里的“脱钩”也涵盖了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多领域。
一方面，“脱钩”是指中美在经济领域减少联系、降低相互依赖程度的调整。一部分人追溯中美贸易摩擦前的双边经济互动，认为是中国先开启了经济“脱钩”的进程，美国因此需要进行回应，将面向中国的市场由“完全开放”转变为“部分封闭”，也就是寻求与中国经济的“部分脱钩”。然而，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以美国加征关税为起点的贸易摩擦开启了此轮对“脱钩”的讨论，因此美国并不仅是回应，而是在客观上作为推动力开启了“脱钩”进程。具体而言，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表现为中美双边贸易减少、双边投资下降以及中美之间科技相关合作与互动减少。经贸往来难免出现摩擦，但与前任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贸易、科技与国防、安全相联系，并频繁通过一系列非价格机制影响中美贸易、投资和科技合作，如禁止准入、禁售、加强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等。
另一方面，“脱钩”也表现在中美两国的社会层面，即两国民间的、非政府的人文交流减少，不友好度上升。社会“脱钩”也与美国扩大“安全化”范畴有关，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大了针对双方人员交流和文化项目的限制。人员和文化的正常交流未必快速塑造两国关系，但切断交流则意味着切断了促进相互理解和增进友好的可能性。而民意则是塑造经济和政治的基础，社会的“冷漠”很难塑造经济或政治的“热情”。如果中美出现经济“脱钩”，极可能引发社会“脱钩”的加剧；而如果社会“脱钩”的加剧进一步在美加速形成对华负面态度的“全社会”状态的话，就将直接极大程度地弱化两国经济合作的意愿、进而再次强化经济“脱钩”，形成“脱钩”的恶性循环。
面对在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领域的“脱钩”，中国学术界基本持有较为谨慎的看法。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脱钩”，中国学者的讨论存在着变化：在金融危机传导到中国之前，主张中国可以脱离美国而发展，危机传导到中国之后则转而认为无法“脱钩”，而后又认为“脱钩”的主体从中国转换为美国，即所谓全球生产网络“去中国化”，并提出中美经济“脱钩”在短期内不会真正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存在可能性。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脱钩”延续并拓展为美国在多领域主动实施“去中国化”、以期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虽然美方的“脱钩”概念已扩展到非经济领域，但中国学者讨论“脱钩”的主要聚焦点还是在贸易、产业和科技等经济领域，关于中美政治与战略领域“脱钩”的讨论有限。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所推动社会民意层面的“脱钩”也较少被列入讨论范围。
在贸易摩擦之初，较多中国学者认为中美经济“脱钩”将给美国带来不可承受的后果，因此否认中美“脱钩”的可能性，但201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转变观念、讨论经济“脱钩”的可能性。虽然中国学者仍认为“脱钩”弊大于利，但对于中美是否正在“脱钩”，一些主流观点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甚至形成了认为“脱钩”不可避免的“脱钩派”（decoupling school）以及认为中国发展仍离不开美国的“加深联系派”（further linking school）。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极端可能性之外还存着第三种折中温和派的观点，即在某种范围内和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部分脱钩”。
通过对美中双方相关讨论的梳理，可以对“脱钩”的概念与内涵作出一些概括。当前的“脱钩”并非指中美之间因差异而自动减少接触，而是指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中美之间相应地减少贸易、科技、人文等多领域的接触及降低依赖程度的态势。
第一，目前讨论的中美“脱钩”基本上是“部分脱钩”，而非“全面脱钩”。“部分脱钩”与“全面脱钩”，有时也被称为“软脱钩”与“硬脱钩”，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部分脱钩”（partial decoupling）即中美减少往来和依赖程度，同时也继续试图保持某些特定领域合作，这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全面脱钩”（decoupled/complete decoupled）则是指中美断绝绝大多数乃至一切往来与合作、彼此陷入隔绝、展开对彼此怀有敌意的对抗状态，是一种逐步滑向所谓“新冷战”的趋势。当然，目前虽然中美在贸易、科技、人文等领域的接触与以往相比有所减少，出现了“部分脱钩”，但两国仍未陷入“全面脱钩”的隔绝状态。
第二，中美之间的“脱钩”具有辐射性、演变性乃至一定的不可控性，即其领域会不断扩大、程度也会持续加深。中美“脱钩”开始于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往来减少，目前已外溢到科技领域和社会层面。这就意味着，如果放任“部分脱钩”的话，最终也存在演变、升级为“全面脱钩”的风险。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曾指出，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新冷战”开始的历史节点，即使特朗普试图通过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来解冻，这场“新冷战”仍会持续恶化。经济“脱钩”固然重要，但其受政策影响较大，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或制定协议直接影响其进程，然而社会“脱钩”具有更大不可控性。同时，目前的“脱钩”虽然起始于中美之间，但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各自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两者之间任何程度的“脱钩”都将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某种领域或产业的“脱钩”。
第三，中美之间的“脱钩”存在着政府层面与非政府层面的交互影响。一方面，“脱钩”存在政府和非政府层面的不同表现，但政府层面的“脱钩”可能与两国政治和战略的互动以及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突发事件存在关联，属于相对容易调整的政治决策，而目前讨论的“脱钩”主要还是表现在非政府层面，即中美两国经贸、科技和社会等非政治领域的“脱钩”。非政府层面一旦“脱钩”就更加难以“再次挂钩”，其影响自然也更为负面，会加剧政府层面的“脱钩”，甚至会通过降低竞争性或对抗性政策成本而加速美国实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另一方面，非政府层面的“脱钩”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塑造的结果。比如，虽然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曾公开表示“脱钩”并非美国政府的目标，但美国政府一系列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的限制措施，正在将中美两国引向在政府和非政府层面不同程度上的“脱钩”。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同步具有回应并共同影响“脱钩”走向的空间。
目前，“脱钩”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并以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即两国在贸易上对彼此的重要程度下降，间接影响到产业链布局。同时，在“安全化”的话语体系下，关税之外的非价格机制也将贸易“脱钩”拓展到投资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科技领域。
第一，中美贸易“脱钩”表现为双边贸易额的减少，彼此贸易地位的快速变化。从图1可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货物总额在2014年至2018年呈上升趋势，并在2018年达到了4 798亿美元的最高值，2019年则降为4 179亿美元，同比下降近13%，甚至低于2017年的 4 331 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货物总额在2014年至2018年较为稳定，到2019年降为 1 223 亿美元，同比下降近21%，跌至近六年来最低值。又如图2所示，自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出口额出现短暂上升，随后进口额和出口额都保持在低位，并且未显示出回弹态势。与中美双边贸易额减少相伴的是双边贸易地位的改变。中美曾长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如今这种贸易地位逐级下降，2019年上半年美国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次于欧盟和东盟。相应地，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7年时，尼尔·弗格森等人曾以“中美国”（Chimerica）的表达来描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共生经济关系”，但如今这种共生关系正处于瓦解之中。
第二，中美投资“脱钩”表现为两国对彼此的投资水平下降。《中国外资统计公报》显示，美国对中国投资金额稳定在25亿美元左右，约占中国引进外资的2%。由于中国整体投资环境改善、吸引外资总额呈上升趋势等因素，虽然2018年来自美国的投资额比2012年高，但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仍低于2012年。换言之，相比其他地区的投资，美国对华投资的增速已放缓。又如图3所示，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10年至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12年超过美国对华投资额，并在2016年翻了一番，达到169.8亿美元；但随后却急转直下，2017年和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在数量和比重上都低于2014年的水平。此外，美国荣鼎集团2019年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急剧下降至近七年来最低水平，这也是导致2018年双边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近60%的主要原因。2019年上半年双边投资延续了下滑态势，使该时间段的双边投资额呈现出近五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具体而言，中国对美投资水平下降主要源于作为中国对美投资主要形式的并购在交易量和平均交易额上的同步减少，并且许多中国公司的投资形式从整体收购转变为少数股权投资，而这与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密切相关。
第三，中美科技“脱钩”表现为科技合作壁垒提高、范围缩小。科技“脱钩”可分为科学“脱钩”和技术“脱钩”两个层面。前者由于产生影响的范围相对小、辐射相对慢，与经济和安全议题的直接关联较小，因而受关注度较低。值得一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暴露出中美两国医学等相关领域合作在近年来减少的现实。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之后，中美在流行病与传染病的检测、预防及应对等领域开展了较多合作。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不仅关闭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北京分部，还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驻华人数从10人减至3人，显现出中美科学合作“脱钩”的“冰山一角”。
在“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下，与国家安全具有更直接关联性的技术领域已被美方视为主要竞争领域，进而通过技术“脱钩”来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阻止关键技术扩散到中国。技术“脱钩”具体表现为美国对技术及其相关的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自由合作进行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即所谓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小院”即将美国与国外（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范围限制在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小院”内，而将关键领域限制为不可进入的“自家院子”；“高墙”则是指通过提高技术合作壁垒、严格筛查合作企业背景等手段筑起“高墙”。例如，在目前摩擦较为集中的电信领域，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5月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同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顾虑”为由将华为列入“经济黑名单”。这就意味着，华为几乎不可能成为美国企业的高科技合作伙伴。不仅如此，美国还施压盟友一同抵制华为。抖音短视频国际版（TikTok）收购美国音乐短视频社交平台软件（Musical.ly）两年后重启所谓“安全审查”，也属于提高技术合作壁垒的典型例证。此外，技术“脱钩”也体现为美国政府针对某些与中国企业有联系的科技产品实施禁令的做法。比如，2020年初，美国国防部声称使用抖音短视频国际版应用存在潜在“信息风险”，并以此为由建议所有美国军人在政府配发的移动设备上删除该应用程序。
第四，中美经济“脱钩”的溢出效应正在蔓延到社会生活层面，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受阻。如图4所示，以中国赴美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为例，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持续缓慢上升的同时增速却下降，由2015年的8.1%降到了2018年的1.7%。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从2017年的317万人次降为2018年的不到三百万人次，这是十五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在减少，2018年有十余所在美国成立的孔子学院关闭或宣布即将关闭。
显然，贸易摩擦导致的中美双边贸易“脱钩”正在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不但涉及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重新布局，也深刻影响着中美乃至全球科技分布与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的“脱钩”也正在塑造社会“脱钩”，并为美国“全政府”模式的对华竞争战略创造更大的所谓“民意基础”。
其一，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调整会带来短期的成本“阵痛”，但其衍生出的某些积极因素也有可能在中长期显现。一方面，从短期看，“脱钩”所增加的经营成本损害了中美两国国家、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对低端产业增加关税，降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吸引力，诱使或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关键产品的生产布局，并将其供应链迁出中国、回流美国或迁至其他地区。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劳动力等成本有所上涨、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等国内原因以及其他国家投资环境改善等国际原因，在美国增加关税之前就出现了部分投资开始转移的情况。诚然，中美贸易摩擦并非制造业外迁的唯一原因，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高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加速了制造业迁出中国的进程。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产品需求下降、制造成本上升以及价格上涨，两国关税正在损害美国在华企业的竞争力，近四成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将制造工厂迁出中国。当然，这些态势并不能使美国达成目的，反而会对美国造成损害。对企业而言，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必然扰乱企业的投资计划，提高转换成本及经营风险。有数据显示，尽管部分发达国家倾向于将其制造业迁出中国，新兴经济体却倾向于将制造业迁入中国。这说明中国仍具有发展制造业的基础设施优势、市场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出口能力，而将制造业迁出中国带来的转换成本可能是徒加的成本。对消费者而言，企业增加的成本必然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有美国学者曾警告称，中美之间无法通过保护主义来显著减少彼此之间的贸易，除非采取全面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行动。由此可见，“脱钩”不仅会导致全球供应链动荡，更会使未来更加不确定。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产业链“脱钩”的过程也可能给全球经济创造了某些潜在的积极因素。对中国而言，产业链调整迫使中国加速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促进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对承接中国制造业的国家而言，企业迁出中国给它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有利于倒逼本地投资环境改善。同时，产业链“脱钩”也在迫使企业和国家将部分供应源多元化，反而会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在中美未来的经济互动中，如果“脱钩”意味着参与者增多，竞争性增强，则会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激发更多主体的创新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必须看到的是，积极因素并不能掩盖消极面的扩大。通过政策强制调整企业的产业布局带来的长期动荡是不确定和不可控的，打乱企业长期生产计划对企业信心的打击也将是不可逆的。
其二，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科技“脱钩”所产生的影响极可能最为深远而复杂。面对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禁止美国公司提供关键零部件的做法，中国宣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将任何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或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国际企业列入该清单。除了对等回应之外，中国也开始采取预防性举措。为打破美国对芯片的垄断，华为、格力等中国企业纷纷开启芯片的自主研发，以预防因美国禁售而导致的企业生存危机。同时，中国学者也呼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将市场体制和“举国体制”结合起来，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加快支持自主研发、降低科技对外依赖程度。必须看到，科技不同于贸易，科技本可以全球通用，但应用科技需要相配套的技术生态，因此，科技合作很难快速找到替代性产品或替代伙伴。作为在诸多高新科技领域占据引领地位的中美两国，在科技上的“脱钩”极可能意味着全球将出现两种技术手段、两套技术规则、两类技术思维并行的分裂局面。科技“脱钩”的过程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又不利于本应共享知识与智力的研发合作；若科技“脱钩”后又希望重新“挂钩”，其面临的难度以及可能付出的成本都要比贸易领域更大。
其三，中美“脱钩”正在加剧美国社会层面对华氛围的逐渐恶化，推动形成“全社会”状态的负面立场。根据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2020年对中国持积极评价美国人的比例已从2018年的53%降低为2020年的33%，而上一次出现类似滑落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看作美国的“敌人”，盖洛普调查了20个国家在美国的受欢迎度，其中中国的不受欢迎程度排第七，而在皮尤机构进行的包含34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中，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倒数第四。不可否认，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这种负面转向与美国政府挑起对华经贸摩擦、推进“脱钩”的政策塑造有关。具体到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美国民众已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态度，但整体上对华立场也趋于负面。在贸易摩擦持续加剧期间，有民调显示，虽然美国选民中有63%认为对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最终将更加伤害美国而非中国，74%更是认为美国消费者将承担更多因关税到来的成本，但同样还是有67%主张有必要采取措施应对中国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实践。几乎同时期的另一个民调显示，36%的美国民众认为中美对话与磋商只会让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更糟，31%认为不会改变，持积极态度者只有33%。这些数字足以显示，虽然美国民众层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制裁方式未必全然认同，但也对中美进行的贸易磋商并不看好，反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必须与中国重新调整经贸关系的民意趋势，而这种重新调整当然包括涉及某些领域的“部分脱钩”。如果这种对华负面、甚至不反对与中国“部分脱钩”的美国民意状况持续下去，甚至形成所谓“全社会”对华负面共识的话，就将直接为美国政府在“大国竞争”框架下对华采取“全政府”模式的竞争战略，提供足够的社会与舆论支撑。
目前，“脱钩”已成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与社会交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趋势。从发展态势看，中美“部分脱钩”虽然由于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极可能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但仍难以实现“全面脱钩”，其“脱钩”程度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选择与相互塑造。
3.1“部分脱钩”作为一种状态将长期存在
一方面，中国的持续发展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在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经济总量差距逐渐缩小。若计算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中国在2014年就已超过美国，2019年高出美国 4.11%。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通过对比科技领域的36项指标，证明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全面进步，正在与美国缩小差距，并在某些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国家实力的全面提高，被认为意味着中美正在形成所谓“新两极”的国际格局，美国也正在重新思索中美关系与对华策略。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其后的系列政策报告，都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和“修正型国家”。在对华“大国竞争”的战略背景下，美国担心中国借助“接触”获利并超越美国，因此选择减少中美的经济和社会往来，即加速在某些领域的“部分脱钩”。
另一方面，在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发展模式方面的差异也构成了持续“部分脱钩”的原因。两国的这些差异由来已久，虽然可能造成双方的互不理解，但未必构成两国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以及美国对中国认知的改变，这种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不容忽视。美国亚洲国家研究局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将中国纳入一个开放、对等、平等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不是美国的唯一目标，经济竞争只是中美竞争的一个方面，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才是最为重要的。其点明意识形态差异的同时，也在塑造并强化双方对意识形态差异的认知。长久以来，中美双方无法完全信任对方，而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之一就来自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也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原因之一，而特朗普政府的“泛安全化”也受其影响。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可能导致中美两国社会对两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差异的互不理解，加剧民众层面的互不友好。必须看到，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中国选择了继续坚定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9年报告称，美方认为中国的选择或回应忽视了美国要求，中国依然追求自主研发科技、国家主导经济、有限开放市场和金融。这就表明，美国并不满足于中国做出的调整，美国政府和企业所期望的是中国“更广阔的市场自由化”，甚至要中国放弃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并彻底改变经济乃至政治体制。
作为全球性危机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应带来全球合作的契机，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却出于“大国竞争”的思维与谋求竞选连任的国内政治考虑政治化疫情、污名化中国、借机推动“脱钩”。必须看到，中美“部分脱钩”正在疫情期间愈演愈烈，如今唯一的问题则是后疫情时代的“脱钩”会演化至何种程度。
3.2“全面脱钩”作为一种结果难以实现
中美在某些领域的“部分脱钩”将长期持续甚至加剧，但其最终很难走向“全面脱钩”。不同于美苏冷战期间的对峙，中美之间仍保持着多领域的必要合作，已形成相互依存的交融关系，两国的摩擦烈度和广度目前仍未失控，很难想象会发展为两极对峙的局面。
第一，“脱钩”并未波及中美互动的全领域。例如，目前“部分脱钩”并未延伸到金融等领域，金融“脱钩”的表现主要为美国对他国发起金融制裁，如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金融制裁。虽然在2019年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美国也取消了这一认定。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表明，美国仍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服务市场，这是美国希望进一步深入参与中国市场、加强与中国合作的表现。同时，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也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中美合作带来更多机会。
第二，美国国内对“脱钩”仍有不同的声音，并存在明确反对立场。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B. Zoellick）曾在2019年再次提出了中美双方“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定位，强调两国并非敌对关系。在2019年的世界创新经济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也警告中美“全面脱钩”将给双方和世界带来诸多风险。美国国会众议员里克·拉森（Rick Larsen）也认为中美关系并不只有竞争，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美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竞争，但是竞争的同时也需要合作。同时，拉森还提倡中美应在具有相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并警告如果美国在教育、贸易、科技及外交领域疏离中国和世界，将削弱美国繁荣的基础。2019年7月，傅高义（Ezra Vogel）等多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前政要还曾公开发起联名信，主张不要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指出中美“全面脱钩”会给双方带来损失。同时，有观点从特朗普政府的特定战略目标出发，也认为与中国加强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合作而非“全面脱钩”，更符合特朗普政府战略的要求。
第三，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历史罕见，“全面脱钩”成本极大。以科技领域为例，中国有发达的海陆交通和物流，众多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完善的工业制造链，在智能制造和电子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很难被替代。美国若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就将迫使美国企业放弃中国的制造优势，损害美国的发展成果。高科技产业不同于低端制造业，技术合作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性产品及替代伙伴，因此，两国高科技企业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能动性，黏合两国科技合作形成的“裂痕”。
第四，中美在全球治理上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在关乎世界各国共同挑战的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下已作出了巨大的建设性贡献。当下，全球热点问题波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全球问题已超出单个国家的解决能力，而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解决全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更密切的合作。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问题，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管控地区冲突等问题上仍需进行符合世界期待和需要的合作，进而也就决定了两国难以“全面脱钩”。
3.3“脱钩”的进程取决于两国政策选择与相互塑造
美国实施的政策是推动“脱钩”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回应则可以有效塑造“脱钩”进程。事实上，两国的政策选择始终在塑造中美经济关系，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形成，也并非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看，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中美形成“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都是两国政府在政治层面多轮互动之后才实现的。与前任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强调经济关系的“安全化”，通过将经济关系与国家安全相关联，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主导了美国对华经贸和科技政策，从而寻求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推动自身经济主张的执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加速后疫情时代在相关领域与中国“脱钩”。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意图的偏执误读影响了美国的政策选择。提出“威胁制衡论”的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威胁不仅指实力，还包括意图。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采取的某些措施带有逐渐减少对美国经济依赖的意图。实际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重视引进外资，并且依靠国际市场进行贸易。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影响力提升的中国与世界联系可谓更加密切。与此同时，中国也始终强调“自力更生”，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必须依靠自身、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2019年麦肯锡的《中国与世界》报告认为，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的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在下降。在涉及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科技领域及其他关键领域，为鼓励自主创新与实现高科技领域的独立自主，中国更加注重自主研发。美国有观点认为，2017年之前，美国市场对中国保持完全开放，然而中国市场并没有对美国完全开放。例如，中国禁止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涉足电信等某些关键领域。近年来，中国提出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战略规划也被美方曲解为中国减少对美国及世界依赖的手段。简言之，美国认为中国期望实现科技制造等领域的独立自主，将科技等产品的供应从国外转变为国内，从而摆脱对美国科技和经济的依赖。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经济活动减少对美国出口的需求，从而降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减少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意图的误读降低了其对未来合作收益的预判，影响其政策选择。中美关系已相互交织、相互依赖，但经济相互依赖不一定带来和平，也不一定带来合作。两国关系不仅受经济合作收益存量的影响，也会受两国对经济合作增量预期的影响。当两国相互依赖程度高，但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预期降低时，由于对未来收益的担忧，国家更愿意采取措施降低未来收益减少带来的损失。有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已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一种“彼此防范”的相互依赖，并未塑造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需。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国内外经济活动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若美国仍保持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则会降低未来两国合作的收益。在如此认知和判断之下，美国希望通过“脱钩”达成其基本目标之一——先于中国降低对对方的依赖，从而减少未来的损失。
虽然美国的政策选择开启并主导着“脱钩”进程，但是中国能够发挥的塑造作用也不可忽视。面对某些领域的“部分脱钩”，中国既要通过强化自身做好充分准备，又要将“部分脱钩”的“减法”思维调整为合作的“加法”思维。有中国学者认为，随着美国政府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中美之间的“可控依赖”可能会在科技领域形成一种“可控竞合”关系。实际上，中国有可能将相关特定领域进行合作的“可控竞合”关系拓展到全领域，将“部分脱钩”调整为“竞合”并存。
一方面，中国可以推动中美双方在敏感度较低的领域深化合作，变“脱钩”为进一步“挂钩”。合作在两国未来的长期互动中带来的收益最大，然而要有一方先表达出合作的意愿才能促成合作。在合作受损时，宽容性有助于恢复双方的合作。中国通过改革回应美国的要求，事实上就是释放出一定程度的宽容性。这种宽容性可以体现为中国市场有条不紊地进一步开放。例如，201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美国数字支付平台贝宝（PayPal）通过旗下美银宝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收购中国数字支付平台国付宝（GoPay）70%股权的申请。随后，贝宝于12月宣布完成股权收购，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中国市场提供在线支付服务的外资支付平台，此次收购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同时，宽容性也可以体现为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外商投资。201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次年，全国人大着手修改专利法，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也表示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做好专利法的修改工作。中国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改善市场环境，积极推进中美合作，有助于有效推动中美双方经济的相互渗透、深化交融。
另一方面，中国有必要跳出“脱钩”的固化话语体系，以“重搭戏台”的思维设定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合作话语。中美关系中的“脱钩”完全可以被视为两国互动关系与依赖关系的调整。关于“脱钩”的讨论源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性，竞争本身并不与合作相互排斥，但“脱钩”却强化了减少合作的负面色彩。这就意味着，将“脱钩”这一概念引入讨论后，“脱钩”的概念也就塑造了减少合作甚至是对抗性的负面思维。因此，中方应该尽可能绕开、放弃“脱钩”概念，在某些领域设置符合自身利益、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积极话语体系，比如将“脱钩”的消极话语转换为“调整合作的领域或方式”的建设性表达，从而重新从良性竞争与深化合作的正面角度思考并塑造两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以合作的实践来调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四、结语
近年来，美国国内展开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激烈争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与“修正型国家”被认为是此轮争论的关键节点，即美国战略界基本形成了关于如何定位中国的战略共识。面对美方对华上述战略定位，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的政策选项的争论仍在继续，而旨在减少经济与社会领域联系与相互依赖的所谓“脱钩”已被美方作为政策选项着手付诸实施。
正是在美国“大国竞争”战略调整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脱钩”已成为现实。具体而言，这种“脱钩”目前主要表现为贸易、投资、科技等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所谓“部分脱钩”，但其影响仍不容小觑。在经贸与投资领域的“部分脱钩”正在动摇中美两国合作的关键基础，在科技领域的“部分脱钩”则正在塑造中美乃至全球科技的创新步伐与发展方向；而在社会层面的“部分脱钩”更是不利于两国民意基础的稳固，将给两国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必须警惕的是，由于所谓“泛安全化”的倾向，加之大选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当前美方中断合作、展开竞争与对抗的行为正在表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端化态势，进而必然会扩展到众多非安全领域，甚至是合作更为符合两国利益的领域，呈现出无差别的“部分脱钩”、甚至近乎“全面脱钩”的负面态势。这种过度反应能否通过中美合作的维持而得到必要回调，也将是中美两国必须正视并加以管控的关键挑战。
面对“脱钩”的现实，中美两国未来的政策选择与相互塑造至关重要，中国需要主动设定议程与方向。不可否认，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调整以及两国实力地位的持续变动，中美关系必然要经历一定时间的再定位与再平衡。基于美国对自身、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战略定位认知的变化，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一定会采取不同以往的政策议程。特别是在合作性下降、甚至只维持“必要合作”的所谓“竞争性对华战略”逐渐形成的情况下，美国必然会在其认定的某些涉及“安全利益”的领域中断合作，并快速展开竞争。但对于中方而言，不应该彻底跟随并落入美国的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战略“叙事”之中，应该进一步强调中美合作对两国利益、对世界利益的积极与关键意义。即便是在“脱钩”问题上，中方也有必要采取类似“调整合作的领域或方式”的积极定位，将这一过程塑造为中美两国面对世界与各自的快速变化而重新界定“安全距离”、重新设定各自“舒适空间”的必要调整。经过这个过程，中美也未必不能在互相塑造中形成新的平衡点或止损点，从而为世界提供多中心的、更具弹性的以及具有一定替代性的产业链布局与全球化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