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20之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全球化与世界史事件。对中国而言，新时代的牢固站立步步惊心，并不容易。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台湾大选以及新冠肺炎，对全球治理、“一国两制”及中国的国家治理构成了连续性的冲击与考验。就中美实质性的“新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关系而言，每一场考验或是美国主动策划推进，或是趁火打劫，其战略行动的方向始终是对中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决定性阻断。新冠肺炎事件也遭到了美国的政治化利用。疫情之下，中美两国未能实现充分的理解与合作，其战略角力甚至更加激烈化。
年初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充满敌意。其一，蓬佩奥的“铁幕使命”一如既往，他希望创造当年丘吉尔式的冷战动员效果，在每一个涉及中国议题的场合极力污名化，阻止各国尤其是西方盟友对中国的深度合作与接纳。其二，美国国会“反华立法”继续“无异议推进”，最近的台北法案进一步刺激中国主权利益底线，挑战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其三，美国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即刻采取了过度反应的限制性旅行与贸易措施，带动其他国家跟进，不符合世卫组织在确定疫情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给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也不符合世卫组织关于非歧视及全球防疫合作的政策倡议。其四，美国媒体对中国疫情之政治化解读与攻击超越底线，典型如《华尔街日报》的“中国病夫论”以及《纽约时报》的“中国抗疫模式专制论”。这些来自主流媒体的歪曲解读既反映了媒体舆论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潜在读者群的审美期待。其五，在病毒起源“阴谋论”上对中国的攻击和误导，直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与形象，也妨碍了中美在抗疫事务上的有效合作。
美国的敌意还显示在对中国疫情经济后果的负面期待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甚至公开提出，中国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与贸易受限，有助于制造业及工作机会回流美国。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零和游戏”思维，不是理性的合作与全球化思维。美国隐性期待中国经济在疫情打击下迅速衰退及与全球产业链脱钩，完成贸易战的基本战略目标。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种完全静态、自私和非全球化的逻辑，严重低估和误解了中国经济的体量、结构韧性及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互联。
疫情及全球经济的刺激反应并未朝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其一，疫情起于武汉，但已快速全球化，欧美逐步成为“新疫区”，而中国抗疫成功反而为经济的“报复性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中国执政党的绩效合法性压力、企业求生欲及国民勤勉伦理，构成中国经济复苏的强大基础。其二，美国自身的经济与股市正在遭受疫情的严重影响，特朗普当局“经济优先”与“选举优先”的抗疫策略正在演化成美国社会真正的疫情恐慌与政府信任危机。其三，中国的抗疫模式及与世卫组织的良性合作，以及中国在对外抗疫援助上的从容有序，正在快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与信任，相关的抗疫合作与产业合作得以互相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惠性关联更加巩固。其四，全球资本在疫情刺激下存在多元化选择趋势，有选择撤资迁移避险的，也有冒险进入看好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反弹预期的，总体上对中国经济短期挫折和长期愿景趋于理性认知和应对。
客观而言，随着疫情的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普遍受挫，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与市场的依赖反而会加深，美国利用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的操作很可能适得其反。其一，中国采取了抗疫与复工相协调的政策，维持基本的经济产能，催生与抗疫有关的新兴产能，优化经济结构与出口贸易比较优势，整体经济体活力依然强劲。其二，中国抗疫转产的政策驱动已培育出强大的制造产能，包括口罩、防护服、医疗器械及抗疫技术体系，都可以成为对外援助和出口的新增长点，从而为中国软硬实力的对外辐射提供有力支撑。其三，欧洲在疫情打击下可能陷入经济低迷，中欧经济合作出现史无前例的相互需求与契机，包括5G产业在内的深度合作可能冲破美国战略封堵和政治威胁而取得逐步的突破，中欧经济整合也可拉动俄欧关系和解及泛亚欧大陆经济秩序的复兴，结构性降低对美国政治经济势力的依赖。其四，美国自身经济可能出现一定程度衰退，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美国产业界与社会有可能产生一种“反脱钩”的理性共识与行动力量，对冲美国战略鹰派的冷战极端主义。
总之，新冠肺炎危机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必然对中美关系产生进一步的复杂影响。从整体趋势上，美国利用了这一疫情对中国进行脱钩与封堵，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歧视言论和具体的社会攻击行为。但从中国抗疫动员的体制优势、成效及对全球抗疫的实际贡献来看，中国国家治理或许会得到严格的自我检讨与改进，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则会得到结构性提升，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会反弹性扩张。美国在冷战思维下的“零和游戏”无法得到盟友真正理解与响应，也无法实现对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颠覆性破坏。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以中国抗疫为起点，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与治理互动的结构改进为突破口和前景，必然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秩序产生深刻影响。至于中美关系，中国越稳定，越发展，越为国际社会所信任，这种最重要的全球双边关系反而越具有和平维系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