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发生了什么？当示威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最终导致三个已呈强弩之末之势的独裁政权倒闭时，没人知道哪些势力、机构和程序将出现在游行者的民主诉求中。而尽管发生的事件前所未有、无法预料——或许也正因如此——但被寄予的希望仍然很高。
此后发生的一切清楚地表明了所有人都看到（或者说应该早就知道）的东西：政权的转变没有简单的事情。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找到了稳定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能够平息不断加剧的内部紧张、有效地响应群众要求。
地区中的其他国家，包括也门和一些海湾国家，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动荡。宗派暴力再次在伊拉克兴起，叙利亚反体制派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伊斯兰势力正在寻求在政治过渡期来临前（如果政府倒台的话）占得先机。甚至在摩洛哥，作为忠实臣民司令官、掌握绝对权力的国王也在汹汹民意下转向了更加包容的政治伊斯兰制度。
类似地，该地区两个非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趋势也表明没人能够逃过动荡。在土耳其，最近的游行凸显出对总理埃尔多安过于自负的权力和基于宗教的分裂性社会政策的反对日益增加。在伊朗，大量中产阶级在6月的大选中支持了该国伊斯兰卫队所能接受的最温和的总统候选人。
该地区长期动荡拜几大相关因素所赐。一是欠发展。尽管石油让少数总统和王子暴富，但其他人民并没有得到好处。饥饿随处可见；事实上，贫穷和不平等助长了该地区的大量群众暴动。
但该地区的游行政治也反映出人民日渐拒绝独裁和专制统治。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公然持异见的传统，但全球化让所有人都懂得，经济发展需要制度变化。
最后，政治伊斯兰是该地区所有冲突的共同特点，这应该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乱象放在一起考察（但通常两者是割裂的）。简言之，伊斯兰教——世界上最大宗教之一，有近四分之一人口信奉——错过了发展起点。
不挑战传统生活方式、习俗和社会关系，就没有走出欠发展的容易之路。事实上，宗教并不能抵挡经济变化的压力。
对犹太人来说，由于没有故乡，发展在离散犹太人中间发生，其背景是欧洲的文明解放让旨在协调信仰和现代性的改革主义运动兴起。类似地，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正教——阻碍经济发展达几百年之久，直到内部改革者用货在货币和银行、进步的性质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神学的地位。斯堪的纳维亚、德国、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宗教改革使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得以崛起，这不是偶然。
这一动态甚至影响了官方宣扬无神论的中国。正统共产主义——宗教的完美世俗模拟物——是中国1979年实施市场化改革后发展的主要受害者。
伊斯兰也有其自身的改革者。就拿被赋予塔哈塔威（Rifa’a al-Tahtawi）的任务来说吧。1826年，这位伟大的埃及学者被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并试图构建它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谅解。但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处，改革者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监禁、杀戮或被政治阉割。
由于缺少类似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历了多次耻辱和部分殖民。由此带来的仇恨、羞愧和愤怒是该地区当前乱局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一些街头示威毫无疑问地表明，许多人正在从宗教中走出。埃及、突尼斯、土耳其都有这样的迹象。但伊斯兰世界的残酷现实是，在不确定性遍布的时代，传统的力量比变化的力量声音更大、也更清晰。
这片广袤而具有战略关键意义的地区的和平——世界亦然——唯有在地区内国家战胜动荡，保护自己免于意识形态极端和政治过度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一点的重要性对于西方人来说早已耳熟能详，他们的现代文明正是成长于宗教异见之中，而这些宗教异见，一开始也遭遇了宗教法庭和反宗教改革者的暴力阻挠。如果伊斯兰教（特别是中东）也跨上相同的轨迹，那么该地区的长期动荡迟是必然之势。相互谅解是让后果缓和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