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和企业都希望拥有不对称依赖关系，前者追求得自技术比较优势的霸权和主导地位；后者追求得自技术租金的垄断利润。然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不一致性也同样存在，霸权国追求等级化的全球秩序和全球化，而如果企业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则会导致与等级化相对的扁平化趋势。由此可以进一步设问：在某些历史节点，国家和企业在得自技术的收益上是否会出现目标错配？国家与市场谁更支持技术研发、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谁更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或是更重视维护技术垄断地位？在中美高科技产业之间存在经贸摩擦的背景下，这一系列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二、概念、变量和基础假设
首先，霸权的定义包括实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1]前者指在资源、人力、生产能力等权力资源方面占据相对优势；后者指一国基于权力资源的优势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2]。其次，本文采用查尔斯·维斯（Charles Weiss）的定义，即技术是“为了实际目的而对自然世界有组织的技术知识的应用，或开发和使用这种知识的能力。”[3]在现实应用中，技术的发展周期包括研发、推广和衰退三个阶段。
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主体分别是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与国家。市场寻求财富，国家寻求权力。技术具有两面性，既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被国家用来寻求权力。此外，财富既可能违背权力，也是权力的重要支撑。两者是矛盾但又互补的关系，都是国家推行内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才存在两种逻辑一致与不一致的问题以及不同场景，而这又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和一个充分条件。
其一，两种逻辑出现矛盾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技术周期更迭；二是新一轮的技术研发尚未成功。企业对技术周期性更为敏感，通常在每个周期的尾端就开始新一轮技术的研发，不再高度重视旧技术的知识产权，这也为后发国家获得技术溢出效应[4]、与霸权国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产生了冲突。加之新一轮技术研发尚未成功，此时霸权国更倾向于抑制技术扩散，这会使得市场逻辑消退、国家逻辑凸显。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的对外技术扩散会损害霸权国的非对称优势，因此霸权国将变得警惕，倾向限制技术的对外转移。
其二，两种逻辑出现矛盾的充分条件为霸权国相对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知上升。我们将“霸权国对技术扩散的容忍极限”设定为“霸权国能够维持相对权力优势”，并进一步将其操作化为“崛起国与霸权国GDP的比值低于2/3”。[5]考虑到技术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技术创新，霸权国的对外限制是有选择性的，即那些GDP达到或者逼近霸权国2/3的国家，本文将此类国家称为崛起国，它们更有可能让霸权国感到威胁，因此成为霸权国重点防范的对象。
三、分析框架
现实中，公司与霸权国之间往往也存在着重叠和互补的利益。因而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均衡是如何打破，进而出现不一致的呢？
（一）国家与市场逻辑相一致的作用路径
国家与企业皆追求得自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收益。因此，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或者至少是高度趋同的。
企业服务于国家，跨国公司则是美国霸权的工具，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经济手段和物质基础。除了权力物质层面的帮助，跨国公司在影响力方面“帮助建立了在美国自由主义名誉下的民主和多元的世界，他们是实现美国创造一个和平与相互依赖的世界，这种意识形态共识的工具，在这样的世界中，经济合作和增长将取代民族国家竞争引发的冲突。”[6]
同时，权力也服务于财富。国家常常会出面维持市场逻辑和秩序，进而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企业利益。在研发阶段，出于增强安全、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争取占据不对称权力优势的目的，国家积极地为技术研发融资、为技术创新背书。随着技术的推广，国家还会为企业保护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提供建制。此外，在拓展海外利益方面，公司在扩张市场范围时，往往也需要依托霸权国的对外政策。
就时间周期而言，“天平”偏向市场逻辑的情景大多出现在技术的推广（国内推广）和衰退阶段（国际推广）的前期，主要表现为技术扩散。此时，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相悖属性主要是围绕对技术扩散的态度而言。技术向国际市场扩散具有其必然性，符合基本的市场逻辑。就表现形态而言，市场逻辑的路径是借助技术扩散获得技术租金，包括产品出口，国际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
国家逻辑往往更多出于安全考虑，寻求权力最大化。言下之意即为权力的相对优势越小，霸权国感受到的安全威胁就越大，越有可能强化国家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对国家而言安全高于经济利益。在这种时候，国家逻辑往往会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技术扩散，凸显其主导地位。就时间周期而言，国家逻辑占主导的情景主要出现在研发阶段和衰退阶段后期，此外也会出现在推广阶段。就出现的时间点而言，国家逻辑凸显于需要采取特殊手段护持霸权的时刻。
四、案例分析与理论检验
（一）时间维度：技术扩散的周期性显著
现代技术扩散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维持在技术领域的优势是霸权的重要基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三种技术进步中，计算机的发明、推广和应用发生在核威慑带来“大国无战争时代”之后，这一时期市场力量与国家的互动博弈更为典型。因此，本部分选定计算机技术作为案例，观察该领域内市场行为与国家逻辑、技术扩散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7]
图1 美国不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及计算机产业周期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https://www.bea.gov/international/dilusdbal
如图1所示，纵轴为计算机产业对美国的GDP贡献率，该数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顶峰，此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反映出美国的电脑产业在2000后逐步进入衰退期。与此同时，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对外投资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海外市场的技术扩散越来越快。2000年后美国计算机产业处于衰退期，而且迄今为止新的技术尚未研发成功。
中国的GDP则于2016年达到美国的60%，逼近2/3。美国因此开始变的警惕，国家逻辑上升为主导逻辑，紧接着于2017年对华发动“301调查”。2017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2017年特别301报告》，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2018年4月，发生了美国制裁中兴、禁售元器件和软件的事件。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在原有《出口管理条例》的基础上新增了针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清单。美国的这些举动意在校正美国高科技产业出口和技术转移带来的溢出效应，降低中国得自贸易投资等市场行为的收益。
图2 美国对中国投资与相对GDP（以现价美元计）比较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https://www.bea.gov/international/dilusdbal
（二）理论检验：国家与市场逻辑出现张力
我们在案例分析中发现，国家与市场的逻辑能否维持平衡是有条件的，这证实了本文的两个基础假设。
第一，两种逻辑相互冲突的必要条件是旧技术步入衰落期且新技术尚处研发阶段。即在技术的推广阶段后期和衰退阶段，企业的市场目标会与霸权国的国家目标冲突。第二，两种逻辑相互冲突的充分条件是当技术溢出效应足够大时，霸权国不再容忍市场逻辑驱动下的技术扩散。历史上，苏联和日本的GDP都曾逼近美国的2/3 ，相继遭到美国霸权的打压。[8]据此，这一忍耐限度的“时间节点”近似于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开始下降的时间节点，此时美国会感受到霸权主导地位受到威胁。
表1 第二代技术各产业周期中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关系[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霸权护持的情景分析
为了更客观全面地展示关键变量之间的作用路径，这一部分选择以情景分析的方式尽可能地呈现各种作用路径，并说明这些路径往往会出现在哪个技术周期内、又会对霸权兴衰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来说，两种逻辑对霸权护持和霸权兴衰的影响类似“博弈树”的形态（如图3）。
图3 两种逻辑对霸权护持的机制作用与情景分析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市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悖时，国家逻辑会校正并强化其主导地位，但是，国家逻辑是相对于市场逻辑而言的，但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也不等同于一定符合霸权国霸权护持的诉求。就霸权护持的效果而言，“天平”偏向国家逻辑时有两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描绘了“天平”偏向国家逻辑，但是霸权仍然衰落的情况。这有三种可能原因：其一，霸权国自我研发的兴趣和能力相对下降，国内环境不利于技术创新。其二，现代技术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没有交流合作创新就很难成功。[10]其三，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具有偶发性，当霸权国过于关注单一崛起国时，可能会有第三方异军突起，在技术研发中实现飞跃，然后挑战霸权国地位。
第二种情景描绘了霸权国家内部创新能力足够强或者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取得偶发性成功时，国际技术竞争从旧技术的衰退期过渡到新周期，霸权护持成功的情况。当霸权国通过干预手段与其他国家拉开技术差距，再次拥有明显的非对称优势，且新技术从研发期向扩散期过渡时，霸权国对技术扩散的限制也会减少，国家和市场的逻辑将再次趋于一致。
市场逻辑成为显性逻辑时，企业行为一方面依然可以服务于霸权国维持霸权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可能因追求超出主权限制的国际技术租金，客观上给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溢出效应，进而与霸权国霸权护持的国家逻辑背道而驰。
当市场逻辑作为显性逻辑起作用时，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扩散得以实现，可能导致的情景如下：
这两种情景说明，在市场为显性逻辑的情况下，技术竞争仍然是现代大国竞争的核心方式。如果霸权国无法在高尖端技术领域创新成功，霸权就会衰落。哪一国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突破，并运用市场逻辑扩大收益，就将获得更大的主动权。这与国家逻辑为显性逻辑的情景颇为一致。
当然，即使在市场逻辑为显性逻辑的情景之下，技术竞争也愈发激烈。当崛起国经济不断增长、技术进步越发明显时，不仅使霸权国感受到了挑战，也威胁到了其市场主体所依赖的非对称技术优势。因此，为了在下一轮博弈中重新拔得头筹，霸权国的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有再次合流的趋势。
六、结论
在一个技术周期的不同阶段，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动会不断变化，“天平”重心在两者之间摇摆，影响到主导国的技术扩散政策。是由国家逻辑占主导还是市场逻辑占主导并不会直接决定霸权兴衰，技术扩散与否也同样如此，决定霸权兴衰的是技术创新能否成功，是当旧技术进入衰退期时，霸权国能否实现新一轮的技术创新。[11]然而，正当的科技竞争是大国博弈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世界市场保持活力的重要体现，各国及其企业要规避的不是市场竞争，更不该关闭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大门，而是规避科技摩擦上升为不必要的冲突。
[1] 任琳：《金融与霸权的关系悖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1-32页。
[2] Stacie E. Goddard, “Embedded Revisionism: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4, 2018, pp.763-797；任琳、孙振民：《大国战争之后：权力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1期，第133-157页。
[3] Charles Weiss, “How D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inerva, Vol.53, No.4, 2015, p.412.
[4] 所谓的技术溢出效应体现为对东道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间接作用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增强。参见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Vol.94, No.3, pp.605-627。
[5]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使用GDP的比值来大致描述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即霸权的等级化程度，虽然略显粗糙，但计算国家综合国力等其他指标将花费大量精力，而且计算口径各异并不乏争议，所以我们还是选定了霸权国与对应国之间的GDP比值作为因变量，来描述霸权的等级化或者扁平化程度。GDP比值与FDI之间的中间作用机制也是比较复杂的，例如FDI对贸易的上扬作用，进而会拉动GDP的增长等，此外还有一些不是那么直观的中间作用机制。我们主要观察市场层面技术溢出作用与霸权权力等级化之间的关系，所以适当舍弃了对中间机制的观察，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各领域之间复杂交织的互动关系。
[6] 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第119页。
[7] 我们并不认为在其他两种技术领域中科技与霸权的互动机制不重要，相反，它们可能涉及非常有趣或更为直接的作用机制。例如，原子能技术的研发和运用对于塑造霸权权力优势的作用更为直接，正如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的，联盟和其他国家政策取决于对权力和科技地位的认知，而“科学知识和技术专长是国家威望的源泉”。但是，限于研究精力，这里仅举例分析计算机技术领域内国家与市场逻辑的互动机制。参见Krishna-Hensel, Sai Felicia.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pp.1-17。
[8] 张宇燕：《跨越大国赶超陷阱》，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卷首语。
[9] 我们将以5G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划定为第三代技术的开端，但严格来说这不等同于第三代技术革命的最终实现。
[10] Ruth Knoblich,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ynamics of Global Chang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Cooperation in the Post-Western World,” in Maximilian Mayer, Mariana Carpes and Ruth Knoblich,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 Concept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Disciplines, pp.267-273.
[11] 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自主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3期，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