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既是一场全国性灾难，也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全国、全世界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委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新冠疫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能否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深入反思一些关键问题，做出一系列深层次改革，是推动“一次性危机治理”向“可持续治理”转化的基础环节。疫情防控所赋予人们的机会不该止于问责或者补救，更应该推动实质性进步。推进实质性进步就需要思考一些深层问题。
第一是“国家治理的人性问题”。对人性的思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很基础的要素。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治理似乎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不愿多谈。其实，不管是治理主体还是普通公民，人性并非是单一的。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人性更加是多面的，甚至是异于日常状态的。例如，人们可以批评某些国家无视生命安全的防控政策，而对留学生回国报以指责；一些官员平常拉高了调门、铆足了劲的创造治理模式，危机来临后则想办法甩锅、回避责任；一些人批评别人“带病乱串”，对自身却不加约束，自己在骂的往往是将来在别的或相同事务上要做的；一些人批评别的国家疫情防控期间种族歧视，轮到自身同样带着有色眼镜看别人；有人一边喊着“武汉加油”，一边不让湖北人员、车辆通行；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人性的复杂反映。只认准人性的一面，国家治理政策就很容易失准。
人性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我们必须思考，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性的起点是什么，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基本一致的价值判断？是否经历了现代化启蒙，还是固留了一些负面的因素？是否设置了人性的目标预期，是否有意无意的实施“剧场化”规训？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是否服务于人性，紧急时刻的“拖、等、靠”等等是否存在与人性相违的地方？因此，较为根本的任务是，将国家治理置于人性的尺度，将人性的因素纳入国家治理政策体系，还原人性、匹配人性、引导人性、制约人性，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具针对性、精准性，而非同质化、理想化。
央地关系的问题
第二是“央地关系的问题”。我们传统的提法是“央地关系”，实际上，在五级行政体系成型之后，不单单只有“央地关系”（当然“央地关系”还是最重要的内容），还有嵌套于其中的各类上下级关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纵向府际关系”。新冠疫情发生后，有的地方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畏手畏脚、不能迅速打开局面，不想也不敢担责，处处等待上级指示，有的则上手很快、主动担当，有先招、有预案、有自选动作。比如广东、浙江、湖南、天津等省市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天津市最早提出以“战时状态”打赢防控仗；银川、太原、贵阳、哈尔滨、杭州、南京、郑州等地较早地开展“社区封闭管理”；再如，在各地观望等待之时，浙江、广东率先而动复工复产，甚至政府包车、补贴用工单位接回员工。为什么同样是在中央领导下，有的地方的积极性要高一些？有的则处处被动等待？
有人用“委托-代理”来形容“纵向府际关系”，上级是委托方、下级是代理方，按照这个逻辑，下级处处受制于上级、上级对下级问责。如此，下级一定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行为，以规避上级问责。实际情况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权力“向上收得很紧、向下放的有限”，疫情信息发布权、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对策的提议权、应急指挥权基本上被收至省级以及国务院层面，换言之，没有更高层级的统一指挥、授权，下级的信息发布、决策就算违法。这种上下级的责任划分，带有“层级越高权威越高”的想象。问题是，这么长的信息反应链条，如何能保证“信息反映要真、要快，决策回应要快、要准”？出了问题，到底要打谁的板子，打板子的依据何在？打了板子后，央地权威如何消长？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人们最为关心的是：第一，信息上报与发布过程，包括零号病人是谁，发现人传人的时间，以及疫情信息上报时间、上报的内容，信息发布的时间为何？第二，疫情发生后地方主官的行为。很明显，社会和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了地方，也关联着中央如何问责。事实是，中央在事发一定时间内，撤换了地方主官。但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问责地方以后，地方权威受损，在疫情防控和以后的治理过程中如何继续担责？按照“委托-代理”逻辑，地方也是整体的一部分，地方权威受损，中央权威就会得到加强还是削弱了？继而，可以继续追问“央地信任的差序格局”是否有利于地方执行中央决策？这可能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千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处理“央地关系”这个关键问题。现代化进程中更是要直面“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个命题。集中力量办大事、地方服从中央、全国一盘棋都没有错，核心的关节仍然在于，要明确“各级各层”到底在哪些问题、哪些程序中负什么责任？非常态治理如此、常态治理也如此。搞不清这个问题，特殊时期就会打乱仗、地方就会无所适从、压力就导向中央；一般时期就会什么责任都向下转移，压力导向地方与基层，基层形式主义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其关键原因在此。
疫情给我们的警示是，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央地职责关系、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件大功。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治理，往往会得出一种答案：中国的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首先，任何一种转型都需要过程，不能一步到位，条件还没达到的情况下，就是一种揠苗助长。其次，在危机管理时期，国家强有国家强的优势。例如，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少有国家可以做到中国这样严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经济停摆、封闭城市的方式来阻断疫情。以至于不少国人以“抄作业”是否合格来衡量他国的疫情防控。
实际上，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实情和传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不一样。我们的居民能够接受国家提出的隔离要求，一些西方人连政府发出的“戴口罩”倡议都要反对，认为侵犯了他们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是要隔离，隔离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宁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对国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机时刻也几乎如此。举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期间，服务于特殊时期发起了几次社区社会组织运动，战争一结束，人们思考的是“如何将爱国精神转化为社区自助意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讴歌伟大时代、如何保持爱国主义，他们不是，他们甚至把国家对社区的帮助称为“殖民主义”。反观我们，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井邻制度”、“什伍编组”，时至今日，这套“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编组体制，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场域，在危急时刻还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这一点，西方国家说什么也很难做到。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例如，我们往往是以下战时命令的方式要求基层成为战斗堡垒，这是一个上级指挥下级、上级要求下级的过程。命令、任务一股脑传输下来，基层的干部有时“跑断了腿、累折了腰也做不到”。举个例子，社区防控被纳入“属地责任”范畴，本身是将社区当成了下级，社区干部在防控中除了量体温、排查、消毒、出入管理以外，还要提供生活服务，甚至还要联系医院收治，做一些力所不逮的工作。而且，在大多居民看来，这是社区该干的、政府该干的。实际上，现有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既有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新生的。
我们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确实存在政府揽责、包办的情况，这与政府强烈的服务意识十分有关，也与服务手段、社会手段不足有关。时间一长，就会生成一个被动等待、大事小情找政府（在老百姓眼里，社区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的“巨婴社会”，政府就形成了“全责政府”，受苦受累的干部就成了“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的“服务员”，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骆驼式、保姆式干部”的口号，着实让人担忧。既然如此，居民的个体责任边界就会模糊，自主、自治的意识就会缺乏，以至于稍有不满，就会向政府抱怨。实际上，很多事情，并非政府能够解决的、也并非政府需要解决的。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团队在全国开展的一份7300多份的问卷调查表明，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的志愿参与率仅仅为2.42%。防控责任一股脑地交给社区、干部和物业了，他们做不好、做不到位的就要受到批评，打屁股的多、擦屁股的少，“干部看、群众看”的现象突出。
不管如何，我们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理想状态的国家社会关系应该为何？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达到理想状态的“转化机制”为何？马克思所预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恩格斯关于“国家回归社会”的论断还缺乏什么条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充分重视居民个体责任、政府责任、市场责任与社会责任边界的厘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成共建共治共享。
总之，新冠疫情的传播和防控，不仅对我国公共卫生体制、应急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暴露出国家治理的一些问题。有问题不可怕，关键的是我们能够从危机中学会什么、改进什么？我们从危机中所得的种种体悟，会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什么量级、什么能级的促动？我们会不会增强马克思所讲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