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应明确宏观政策力度和施力侧重，保障社会稳定和企业持续经营，夯实疫后经济反弹的基础。消费、中小微企业和“新基建”应成为政策施力的侧重领域。其中，消费和中小微企业困境使得今年就业形势严峻，而“新基建”目前在投资量级上还不足以解决短期经济大幅下行的问题。
我国需要一个以财政政策为主导、力度更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具体而言，针对消费，首先可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等；其次，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或现金发放政策，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针对中小微企业，首先，可以下调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其次，由政策性银行直接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针对基建，建议基建侧重于民生相关的领域，如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人们普遍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对经济的外生冲击。正如伯南克所说，新冠疫情像一场自然灾害，让中国及全球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完全休克状态，经济活动及社交接触基本冻结。从1、2月份国内经济社会运行数据可以看出，市场严重低估了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正因如此，欧美等国意识到社交疏离带来的经济活动停顿，将对其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接连出台了重量级的经济刺激政策。
全球产业链中断、外需变化以及疫情二次爆发的可能性给中国经济带来第二次冲击。1、2月份社会经济运行数据反映出我国已经遭受了一次冲击。但目前中国与全球经济体系、全球价值链都有深度关联，意味着在欧美国家经济活动停滞后，中国可能遭受经济上的第二次伤害。这不仅在于境外输入病例可能导致国内疫情二次反弹，还在于全球疫情对供应链、外需环境变化的影响。
第二次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会超出此前评估。一季度的GDP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可以反映出疫情冲击的程度。此外，判断疫情对全年经济的影响，还需要结合美国、欧洲等国的疫情发展情况。
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济运行本身面临较大挑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从改革开放早期平均4%的年增速降到目前的2%以下，下滑明显。在此情况下，在未来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速面临很大挑战。换言之，总量意义上的GDP增速已经很难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结构变迁、微观经济基础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居民生活质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等社会经济结构层面的指标，更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疫情下宏观政策应有其基本逻辑。面对类似疫情这样的“自然灾害”，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应对灾难带来的损失，维持住灾后经济复苏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再纠结总量增速目标，在摆脱原本是刚性的增长目标的约束后，政策意图会更加清晰、政策手段会更合理。
针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要明确宏观政策的力度和施力侧重，保障社会稳定和企业持续经营，夯实疫后经济反弹的基础。现在大家开始担心本轮经济全球化会戛然而止，中美可能彻底脱钩等问题，要考虑到这些疫情可能产生的后果，以此为出发点，使政策举措不至于进退失据。确保宏观政策不至于恶化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
消费、中小微企业和“新基建”
消费、中小微企业和“新基建”应成为政策施力的侧重领域。与过往危机不同，疫情对中国经济直接冲击最大的领域是消费和中小微企业，这两个关键词的背后是“就业”二字。而“新基建”只能作为次重点，其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问题有很大价值，但在应对短期实体经济大幅下滑方面“量级”不够。
首先，消费拉动经济的重要性提升。2019年消费对我国GDP 增长的贡献占57.8%，而在投资方面，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我国缺乏“量级”足够大的基建投资项目。因此，目前消费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甚至疫后经济反弹的作用更大。但疫情本身又给消费带来了很大的直接冲击，同时又通过中小微企业给消费造成了很大的间接冲击，企业面临困难，居民收入下降，消费意愿和能力都会下降。
其次，中小微企业面临困境，就业问题严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卢海教授团队最近使用智联招聘大数据进行分析，今年1-2月份新招聘的职位和人数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大约 30%，就业问题非常严峻。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和行业、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等因素密切相关。行业分布上，遭受疫情直接冲击的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招聘职位下降程度最大。企业规模上，中小微企业招聘职位与去年相比下降比例超过40%。
从复工情况来看，通过比较春节后三周与节前三周职位数的变化，可以看到去年春节一结束职位数增加约150%，各行业基本在100%以上。而今年春节之后，服务业的职位数比春节前还少，其余行业增幅也不大，交通运输及政府部门职位数增加最多，也仅不到40%。
最后，“新基建”重要，但很难解决短期经济大幅下行问题。据估测，5G基础设施投资至2026年约达到1.15万亿元，而在2020年新增投资额估计仅为2288亿元。从该角度而言，“新基建”很重要，有助于中国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实现再工业化（产业互联网），再工业化对保持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非常重要。但是，“新基建”的投资量级不足以应对经济遇到的短期重大冲击。因此，需要重新判断我国未来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政策着力点及对应的政策力度。
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具体政策建议
我国需要一个力度更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经济刺激或经济复苏方案需要力度更大，应更加侧重财政政策，关注消费和中小微企业领域。货币政策则需保持高度灵活性，保证市场和企业层面流动性相对充裕。
针对消费，首先可考虑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等途径刺激居民消费。在保持个税税率级距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起征点由5000/月调高至6000元/月，36000元/年至144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降低1%,144000元/年至660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降低3%，超过660000元/年部分降低5%。此举可增加2900多亿元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对促进消费是有利的。
其次，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或现金发放政策，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促进内需回补。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由于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较高，消费券会更有效地转化成真实消费。
经测算，若以每人1000元的标准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与湖北省就业人群合计将获得2627.31亿元的补贴，这对刺激消费、恢复市场活力具有重大意义。另外一个可行的思路是针对我国所有成年人全民发放为期3个月，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总额大约为9000亿。根据文献估计，大约25%会转换为消费，实际成本为2250亿元。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财政应能承担这部分成本，这对激活市场经济活动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
针对中小微企业，首先，建议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下调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基于2019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总额合计12848亿元，假定2020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额不变，则可以为企业节约税金2570亿元。如果力度可以更大，可以将所得税下降延伸到整个2020年。
其次，建议由财政直接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难解决。建议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成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通过商业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并由国家与商业银行共同承担信用风险。这样既直接提供信贷给中小微企业，帮助其解决现金流问题，又可以避免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为疫后经济复苏保留必要的微观经济基础。
针对基建，建议基建侧重于民生相关的领域，如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的工程项目在投资量级与资本收益率方面具有优势，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不会变成无效投资，反而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应积极筛选储备民生领域的基建项目，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
注：
[1]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3月29日的CF40双周内部研讨会第284期“全球应对疫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与作用”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