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8年3月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并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竞争优势。西方学界将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出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西方世界构成了重大威胁，由此形成了“中国模式威胁论”。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的视角来看，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实质上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竞争激化的结果，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基于对立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制度竞争”历史延续的产物。
自2018年3月以来，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断升级并日益激化。从当前的态势看，虽有转机但仍前景不明。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特朗普政府发动这场大规模的贸易战所宣称的主要理由则是，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其对美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西方世界将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出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西方世界构成了重大威胁，因而形成了“中国模式威胁论”。基于“制度竞争”的视角，笔者认为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竞争激化的结果，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基于对立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制度竞争”历史延续的产物。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与国外两个视角开展的，但鲜有将中美贸易冲突与中国发展模式（简称“中国模式”）相结合的研究。本文利用美国政府相关文件、国内外报刊资料以及相关学术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加深我们对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认知与理解。
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对中国输入美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政府立即决定实施与美国对等的反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中美贸易战自此正式爆发，并呈现不断恶化态势。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言辞及美国官方文件来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依据是源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公平竞争”。这种“不公平竞争”是世界贸易组织无意以及无力应对的，因而美国必须采取世贸组织之外的行动。
早在2017年9月18日，当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指责中国扭曲了国内及世界市场，声称中国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并暗示将采取世贸组织之外的方式来应对。他说：“（中国）发展经济、进行补贴、创建国家品牌企业、强制技术转移，以及扭曲中国与全世界市场的这种相互配合的大规模活动，构成了对世界贸易体系前所未有的威胁。”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并没准备好应对这个问题，因为“世贸组织及前身‘关贸总协定’并不是旨在成功管理如此规模的重商主义。”因此，美国“必须找到别的办法来保卫我们的企业、工人、农民以及我们的经济制度。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确保基于市场的经济制度占据主导地位。”他强调美国必须采取主动纠正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必须动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使从事非经济性的行为付出高昂代价，说服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地对待我们的工人、农民与牧场主。”
莱特希泽的言辞暗示美国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捍卫者，而中国政府在操纵国内外市场，奉行的是“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因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换言之，正是因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扭曲了国内及世界市场，所以美国必须采取世贸组织无法采取的单边行动。依此逻辑，2018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大陆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的报告再次指出，世贸组织规则不足以制约中方扭曲市场的行为，美国支持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当莱特希泽发表上述演讲前一个月，特朗普已于2017年8月14日正式授权他进行关于中国强制性技术转移问题的调查。
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01调查”报告认定，中国政府关于技术转移的行为、政策及做法是不合理与歧视性的，增加了美国商业的负担或限制了美国的商业发展。该报告突出强调了中国政府在强制性技术转移问题中的作用。报告称，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国雄心勃勃的与技术有关的产业政策目标。中国寻求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转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即从低成本制造走向“全球科技创新强国”。这些产业政策反映了中国自上而下、国家指导下的技术发展方式。报告认为，中国政府针对美国技术转移的行为、政策及做法是其意欲成为先进技术及战略性部门的领导者的战略要素，因为出于经济及国家安全的原因，中国认为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寻求在大量的技术领域获得国内主导及全球领先地位。其中，“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导者战略的一部分。报告称，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外国技术正是该计划的主要重心。中国技术活动的重要部分是，通过中国政府不合理与歧视性的行为、政策及做法来获得外国技术，而这造成了美国商业负担的增加或美国商业发展的限制，但它成为推进中国产业政策目标多种战略的一部分。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政策及做法涉及广泛的经济部门，且通过各种国家行为体或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来实施的。这份报告凸显了美国对中国国家主导的技术发展战略的担忧，并成为随后美方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主要依据。在该报告发布的同一天，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该调查的结论，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2018年6月18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美国经济复兴”的演讲时，美国新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重弹“301调查”的论调。他说：“…我们正对外国损害美国的各种做法采取强硬措施。无论是通过知识产权盗窃，还是通过强制性技术转移而威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保护美国的产权。今天人所共知的是，中国是主要的盗窃犯。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盗窃行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他还以钢铁与铝制品行业为例指责中国向美国的倾销行为，并污蔑中国经济是一种“掠夺性的经济”（predatory economics），声称中国政府是“当前与全世界对着干的最具掠夺性的经济政府”。同莱特希泽一样，蓬佩奥强调了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
蓬佩奥还特别谈论了经济发展的“美国模式”的前景。他说，“我们的经济具有活力的性质具有启示意义。它启示着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接受我们的模式。坦率地说，今天有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模式，但我有信心他们会接受的。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活力对经济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你可能短期内可以避免这种模式，但最终这种活力、创造力以及随着而来的创新只有在美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因为在这里人人享有成功所需的公平与机会。”显然，蓬佩奥是基于与极具竞争力的“中国模式”的比较来谈论“美国模式”的。他所提及的“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显然指的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深信奠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必将胜利，终将在全世界得以普及，因为“集中权力制定的经济政策会削弱自由市场创造财富的能力，抑制企业和消费的成就。”显然，他暗示的是国家权力主导的“中国模式”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最终不会具有持久的发展前景。
谈到非洲经济时，蓬佩奥明确谈到“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竞争，并再次表达了对经济增长的“西方模式”的信心。他说：“众所周知，如今各个大洲都令人啧啧称奇。当它们的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它们能以每年以8%、10%甚至14%的速度增长。这并不稀奇。如果我们能正确贯彻众所周知的权利、法治、产权等等这些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理念，我相信这种增长将以更像“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的方式发生。”
2018年7月26日，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美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丹尼斯·谢伊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无端指责。本次会议的第六项议程是讨论美国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看法的文件。谢伊在会上发言称，“在我们向本次会议提交的文件中，我们关注中国的经济模式，该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贸易破坏性。”他认为，“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并没有全面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发言中，谢伊在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定性时使用“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这一企图歪曲事实的概念。显然，正如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所言：美国此举意在“采取混淆视听的手段，把中国妖魔化，将美国单边主义措施归咎于所谓的‘中国破坏性经济模式’，试图煽动不明真相者或害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以转移国际视线。”
正如《求是》刊文所指出的，“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战的一个所谓说辞，是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贴上了一个并不新鲜的标签———‘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实行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等。”针对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屡遭不公正待遇，2011年11月的《人民日报》曾评论说：为了让挂在嘴边的“公平竞争”更像那么回事，华盛顿不仅把中国发展模式曲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并将矛头直指中国企业的“国家后盾”。对重视利益得失与经济外交的特朗普政府来讲，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对基于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的严重扭曲，从而造成了对美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而这是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模式，对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因此，“中国模式”的“不公平”竞争成为中美贸易冲突的美国论据。国内学者孙立鹏亦认为，“中美经贸博弈已经上升到模式制度之争。”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不公平贸易与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将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最大的挑战。现任白宫贸易顾问皮特·纳瓦罗出版的著作《致命中国》，更是诬称中国用不公平贸易手段瓦解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造成了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前白宫首席策略师与总统顾问斯蒂芬·班农也声称，凭借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并最有潜力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与西方差异甚巨，因而，中国成为世界霸权将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造成巨大灾难。所以，他力荐西方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尽早对中国的发展实行全方位遏制。因此，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虚伪的借口而已，其真正用意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
二、“中国模式”的西方形象：“国家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走上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而且使造就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国内学者沈云锁从发展道路和经验的角度定义“中国模式”，认为该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因此，“中国模式”本质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决不是西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自2004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的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以来，西方关注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提出了诸多描述“中国模式”的术语。中国香港学者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总结了英语文献描述与评论“中国模式”的术语（包括少量的汉语术语），如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或专权资本主义、新威权主义或新专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特权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等等。从这些描述“中国模式”的术语本身来看，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本质上是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即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这一发展模式又迥异于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强势政府的存在，国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内学者刘爱武总结道：国外学者的“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否认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撰稿人崔宇说，“现阶段的中国模式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如说是政府控制和干预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认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但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平等的关系，“看不见的手”要受到“看得见的手”的制约。亦即，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国家说了算。他总结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国家的政治目的而支配市场。”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Enrique Vanhoul）也将“中国模式”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他将“国家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国家政权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经济体制。国家政权的作用不局限于提供补贴和监管。虽然市场具有中心地位，但国家扮演的是一个“领导者”角色，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导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
国内学者朱可辛指出，国外学者故意不去关注“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谈论“中国模式”的内涵及特点时，国外学者很少分析它的制度层面。朱可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建立代表着理念的实现，但在多数西方学者看来，构成中国制度的价值理念不同于西方本身的价值理念。因此，对“中国模式”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议论纷纷出现，并使“中国模式”与西方的价值体系对立起来。笔者以为，中西方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差异，根源于各自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差异。如果说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模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那么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这一发展模式经过西方价值体系的过滤就变成了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简化为下图，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种曲解产生的逻辑过程：
中国话语中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市场经济+国家调控+渐进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治压制=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济层面是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的结合体，在政治层面奉行的是渐进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如下的理解过程。首先，他们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其次，他们会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看作政治专制主义下国家对市场的强力干预与操纵，因而是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下的市场的严重扭曲。再次，基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标准（在“历史终结论”者看来也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西方学者会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是一种非民主、反民主的政治发展模式。用《澳大利亚人报》亚太新闻主编罗恩·卡利克的话来讲，“中国模式”就是“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由于符合西方主流价值体系的口味，卡利克的观点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支持，“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遂成为对“中国模式”内涵广为流行的理论概括。
刘爱武认为，西方学者从来都没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都否认“中国模式”的兴起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他们都视“中国模式”为资本主义模式的另外一种形式，并认定其对自由资本主义构成挑战。他们依然把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看作是专制主义。同时，他们总是否认中国的民主。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推翻了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相互推动的基本逻辑，因为中国是在“政治压制”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并且经济的增长没能推动民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看法。中国在实现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只不过，基于中西方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中国的民主政治概念自然迥异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国内学者张飞岸对西方否认中国民主进行了解构性解释。他认为，在二战后建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论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掩盖了自由民主发展的历史。它们将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结构条件、民主制度内含的平等价值以及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性统统剔除，从而将自由民主描述为一种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体模式，并且宣称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资本主义和多党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这一理论建构将社会主义无论从价值还是制度层面都置于了民主的对立面。
既然中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界定只是迥异的价值观念导向下不同认知的结果，那么同样基于市场机制的“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众所周知，引入市场机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始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中立性的界定，消解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从而使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立性的语境下，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在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互动之中，国际规则通过对外开放输入中国内部，从而促进了中国国内的改革进程。在不断开放所推进的改革进程中，国际秩序的规则在中国国内不断得以内化，从而使中国逐渐融入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这种规则内化的过程，经过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的过滤，塑造出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历史传统与国家属性的差异，中国并没在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中国以我为主、独立自主、保持自我的开放方式，使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我本色。当前，“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最大的差别在于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不同态度及处理方式。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中国摒弃了无为而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转而拥抱国家主导的宏观调控机制（包括国有经济的杠杆作用）。亦不同于西方政治发展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中国始终坚持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政治制度，但同时渐进性地赋予社会与个人更多的自主权。
因此，将“中国模式”界定为“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西方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操纵的认知产物，但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实践。尤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中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中国模式”更被视为“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然而，这并非是对事实的准确认知。德国政治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就指出：“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权，并且近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模式”中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带有很浓的实用主义色彩，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模式”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是社会主义的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都能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因此，“中国模式”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实现社会主义依然是“中国模式”鲜明的价值取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实用主义的种种因素，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刘爱武总结说，“中国模式”无论是从思想基础、制度基础，还是从价值取向来看，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等有着鲜明的区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同样基于市场机制，这两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必然是对抗和冲突的，相反，市场机制恰恰构成了两者共存与合作的空间。正由于两者的这种共生性才使中国经济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国际经济产生了深度融合。因而，笔者认为，这种深度融合的国际经济体系降低了“新冷战”发生的可能性，或者说这将大大增加“新冷战”的制造成本。
由于西方认为“中国模式”是非民主与反民主的，“中国模式”的成功及其造就的中国崛起，自然被视为是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可以说，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制度竞争的视角进行的。他们将“中国模式”置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的对立面。当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时，乔舒亚·雷默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的威胁。他认为，“中国模式”正吸引着巴西与越南等不同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北京共识”这种促进全球发展的模式的力量正吸引着追随者，同时“美国模式”使这些追随者感到厌恶。而华盛顿对这种悄然的权力变迁几乎毫无觉察。随着其他国家被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北京共识”的发展魅力吸引到中国的轨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将会倾向于“中国模式”。此后，关于“北京共识”的流行话语不再那么聚焦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本身，而是集中于中国的成功将如何对西方与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在西方近来的话语中，“北京共识”被置于“华盛顿共识”自由维度的对立面，重点是强调中国对民主的威胁。
200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巴默（Naazneen Barma）与雷特勒（Ely Ratner）撰文警告“中国模式”的非自由主义挑战（illiberal challenge），指出“中国模式”对“华盛顿共识”自由民主之基础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将如下两个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是“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即施行并推广市场自由而政治不自由的治理战略；二是“非自由主义的主权”，即强调面临国际干涉时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国际关系方式。他们声称中国崛起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在许多国家眼中日益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成为替代西方式民主自由主义的明显不同的一种选择。他们警告，中国非自由主义的推广可能让很多发展中国家脱离自由民主制度的道路。他们也含蓄地提及中国的软权力，认为尽管中国没有积极主动地输出其非自由主义模式，但中国正通过不考虑善治的对外援助与私人投资诱使非自由主义政权进入其轨道。
关于“中国模式威胁论”最典型的论者莫过于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他将“中国模式”称为市场-威权主义模式，尽力渲染这一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威胁。他认为，这种模式以牺牲自由民主制度为代价，提供快速的增长、社会稳定与美好生活的希望，但“直接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比美国的市场-民主模式对发展中世界与一些中等强国更加有吸引力，…发展中世界与许多非西方的中等强国大部分更喜欢威权主义模式。”他对“北京共识”及其构成的战略挑战毫不怀疑。他断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发展对华关系，“它使西方在世界事务中变得无足轻重。中国实际上在减少西方的影响力。”“若未来十年它（即中国）未能被战胜，美国将会面临一个不支持民主价值观与原则的世界，而这种价值观与原则在过去200多年中一直指引着西方的进步。”与乔舒亚·雷默相比，哈尔珀对“北京共识”的界定更为简单，并认为它对西方主导地位更具腐蚀性。他将“北京共识”界定为“华盛顿共识”自由资本主义的非民主主义的挑战者。他借此概念将中国捏造为美国意识形态的竞争者。2011年，在同“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小约瑟夫·奈的学术讨论中，斯蒂芬·哈尔珀再次重申，中国对美国及西方的观念是一个现存的威胁，而非伙伴或朋友。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范例尽管并不威胁当今的民主国家，但被西方以外的世界威权主义国家所钦羡。由于中国的经济成就赋予了威权主义合法性，它使其他国家更难以要求在将来实现民主制度。
中国学者郑永年评论说，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企图在全球推行其民主模式，尽管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效果却并不理想。如今“中国模式”正逐渐走向成功，以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准备放弃只强调“自由民主”的“美国模式”，而转向更加重视“实用”的“中国模式”。在西方学者看来，如果“中国模式”真的是可持续的，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国模式”构成巨大威胁的，就一定是“中国模式”。很显然，这种威胁不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是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或者说是“中国模式”。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由原来的对经济军事力量的担忧转变为对“中国模式”的忧虑，从而导致了西方在关于中国威胁这一问题上的话语转换，原来的“中国威胁论”已为“中国模式威胁论”所替代。
四、“中国模式威胁论”：冷战“制度竞争”历史延续之产物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竞争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竞争，即“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竞争。而这两条道路分别承载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这两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社会制度竞争并无二致。无论中国是否有意为之，西方精英们都会将这种“制度竞争”视为充满敌意的，因为它威胁了西方世界的制度规范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国内学者赵明昊认为，在西方看来，“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与西方世界所看重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正如斯蒂芬·哈尔珀所言，“……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在于它代表了一套有损西方优越性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冷战前期，为了消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美国学界基于“冷战共识”积极为政府的冷战政策服务，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美国学者雷迅马（Michael E.Latham）指出，“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的战场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 “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种美国可以用来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而美国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削减激进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为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增长阶段论”，遂成为“现代化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巨擘与推手。他旗帜鲜明地将这一理论称之为“非共产党宣言”。
因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包裹其内的是西方世界欲捍卫的价值理念。正如国内学者梁志所言，“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内涵和逻辑明显地受到以往美国历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所描述的历史发展图景是以盎格鲁-萨克逊的历史经验为摹本的，即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而非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模式。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合乎逻辑的推论。两者在理论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体现的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其2003年的论著中，雷迅马认为，“最近，在欢呼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变革力量的后冷战分析中，现代化观念又复兴了。”“对现代化主题最显著的回收利用是福山的作品”，即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国内学者张杨的研究表明，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担心中国创造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会对亚洲国家产生吸引力，即当时美国所称的“未来潮流”（wave of the future）。这种“未来潮流”之争事实上隐含着美国对中国传统影响力和现代示范能力的担忧。美国认为“未来潮流”带来了两重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式挑战。其一就是通过自身经济快速增长、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密集的宣传活动，中国正树立一个适合欠发达国家仿效的“样板形象”，对东南亚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形成天然的吸引力。基于此，美国要在亚洲促进当地国家民族建构和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合作乃至扶植“自由样板”，即以中国为主要敌手展开一场“未来潮流”之争。在美国眼中，中国的政局稳定及其经济发展本身就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一个从贫弱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形象无疑会增强共产主义对亚洲国家的吸引力，相应则减损了西方制度的吸引力。“中共表现出来的超越自由亚洲国家的持续增长能力会对非共亚洲国家的态度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已开始考量“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的潜在影响，其对“中国威胁”的解读中已经包含了对一种有影响力的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担忧。因此，冷战时期中美之间在亚洲乃至第三世界的对抗，已表现出发展模式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的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冷战越来越具有发展道路对抗的色彩。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与遏制，自冷战以来从未终止，而且日益成为两国竞争的主战场。
由历史反观现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中美两国关于发展模式竞争及其国际意义的认知。众所周知，30年前，苏东剧变结束了东西方的长期冷战。冷战以西方的胜利而落幕似乎印证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真理性，人类历史仿佛真要定格于当年那个瞬间。但历史汹涌的波涛退却后，社会主义依然屹立于东方，只不过开启了新的发展之路。1989-2017年的近30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基本处于一种和平的竞争与合作状态。在冷战胜利及“历史终结论”的鼓舞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致力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试图凭借西方社会制度的“内在魅力”与战后国际体制的规范作用，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入世”的态度及策略上。2000年初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入世”立场，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考量，即促进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西化。克林顿认为，“入世”将会推动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一方面，依据中国入世协议，美国得以前所未有的进入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将中国融入世界，美国更有机会影响中国的行动，推进中国政治的变革，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入世”将促使中国人加速摆脱共产党对人民社会与经济的控制。“中国政府将有更少的工具控制人们的生活，将有更少的手段获得人们的忠诚。因而，这可能导致（中国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新世纪初的“9·11”事件将美国的战略焦点从大国权力竞争转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从而减缓了西方对东西方制度竞争的关注。同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加上“反恐”议题上的国际共同利益，使东西方制度竞争在此后近十年转入暂时休眠。
然而，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又一次严重的“制度危机”之中。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应对危机的抢眼表现与西方世界的乏力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支撑这两种经济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再一次成为全球争论的焦点。赵明昊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间或地区间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和发展潜力的消长变化，它更是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深刻的理念之辩与模式之争。” “所谓‘他者的崛起’也涵括了‘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交锋’”。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制度竞争”于是乎再次浮现。10年之后的今天，这种“制度竞争”的日益剧烈使全球似乎再次滑向“新冷战”。2018年7月中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和最重大的威胁”。报道称，中情局官员公开称中国在多个方面对美国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945年至1990年与苏联集团的冷战。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副局长贾斯廷·普尔说（Justin Poole）：“这是一种旧时代的重新唤醒。”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政府对华政策”演说，就被人们称为特朗普政府拉下的“新冷战铁幕”。
2018年初中美关系趋变之前，面对以“中国崛起”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格局变迁，美国学界近年来围绕对华政策提出了中美关系“十字路口论”。2015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指出，最近几年，美国国内对华不满的情绪日益增加，相关的研究报告、著作、文章大量出版，它们一致建议改变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面临挑战。他曾预测，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下一届当选总统也许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被广泛视为是失败的，所以美国国内开始呼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如果这种观点主宰了这场对华大辩论，美中关系将会显著地恶化。果然，随着基于民粹主义与“美国优先”思维的特朗普政府的上台，2017年末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开始急剧趋向强硬路线。国内学者龚炯认为，目前学界认同的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动因之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发展脱轨说”。它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完全脱离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预期，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是希望中国的发展走向美式民主。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使美国原来的设想完全落空了。美国学界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等所阐述的美国对华“改造失败论”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的“政府对华政策”演说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苏联倒台后，我们认为一个自由的中国是必然（出现）的。在21世纪来临之际，美国满怀乐观地同意向北京开放我们的经济，因而我们将中国带入了世贸组织。”“前几届（美国）政府作出这种选择时曾希望，自由将在中国以整个人权领域的各种形式得以扩展……但那一希望已经落空。”
诚然，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承载了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国家防范打压的权力政治逻辑。但从“制度竞争”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只是大国权力冲突的表象。美国焦虑的不是贸易逆差本身，而是中美不同社会模式竞争的前景。中国发展模式强有力的竞争表现，使美国已无力凭借制度魅力与国际规范的软权力来加以应对，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使西方的发展模式黯然失色并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毫无疑问，中国发展模式及其成功在美国看来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它象征着美国在其所忌惮的东西方“制度竞争”中失败的前景。以“中国崩溃论”的提出者章家敦（Gordon G.Chang）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士就将“中国模式”直斥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阿伦·弗里德伯格亦担心，除了物质层面明显的挑战之外，中国崛起对美国还构成了严峻的思想挑战。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基于“制度竞争”的冷战从未结束。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对立的“历史目的论”意识形态，只要世界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充满冷战色彩的“制度竞争”就不会终结。2018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美国代表对社会主义予以严厉抨击，污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苦难和腐败。美方呼吁世界各国都应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说，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对抗是冷战时期的事，而冷战已经结束近30年了。这是中美关于社会制度冲突的最新例证。
尽管当代中国已无意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与发展经验，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惊人的经济成就以及新世纪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已悄然有力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魅力。中国台湾学者石之瑜等认为，“尽管中国政府事实上并无对外推销任一发展模式的主观想法或行为，可是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其他国家就会竭力效法它们所见识到的成功关键。因此，中国模式存在的可能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模式，其实还蕴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仿效的发展方案。”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式胜利正是冷战以来西方国家所梦寐以求的。冷战结束后，在“历史终结论”的鼓噪下，西方世界曾对以自由市场与选举政治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道路信心满满，并炮制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理论，欲借制度魅力与武力强权，软硬兼施地向全世界推销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事实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具有历史普遍性。践行“华盛顿共识”原则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并未实现繁荣与安定，反而陷入动荡与停滞。相反，坚持独立探索适合自身特点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却大获成功。
正如近期载于美国《外交学者》的一文所指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或许源自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安。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内部出现恼怒，抱怨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仍没有西方化。尽管中国一直是二战后主要由美国构建的西方经济秩序的受益者，然而中国没有西方化或遵从美国青睐的故事。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说，中国证明了西方认为“所有国家现代化，必然西方化”的观念根本就是幻想。事实上，中国不需要、肯定也不会西方化。然而，在从“现代化理论”到“历史终结论”的西方叙事中，“中国模式”所展示的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可能是西方无法接受的。2018年6月15日，美国时任防长詹姆士·马蒂斯演讲时称“中国正试图复制明朝模式以改变国际秩序”。《外交学者》对此指出，依照马蒂斯的思维逻辑，中国崛起并最终以和平方式进行现代化，在美国看来似乎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马蒂斯暗示，美国锚定的规则决不能变，各国无法命运与共，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也不可允许。因而，在看待国际问题时，特朗普政府同样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思维。
特朗普挑起的对华贸易战看似只遵循重视经济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但从其言行来看，出身于美国白人精英阶层的特朗普对社会主义同样怀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敌意。在2019年2月5日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在谈及时下委内瑞拉问题时说：“我们同高尚地追求自由的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而我们谴责马杜罗政权的残暴。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已使该国从南美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悲惨贫困、令人绝望的国家。”“在美国国内，我们对有人最近号召在我们国家采纳社会主义感到震惊。美国是建立在自由与独立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于政府强制、统治及控制之上的。我们生而自由，我们仍然保持自由。今晚，我们重申我们的决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此，2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的专栏文章称，特朗普抨击社会主义的表态完全是谋求连任的政治语言。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月14日发表的文章亦称，特朗普认为“社会主义”帽子是对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利器。文章称，“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的形象正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已重返美国的政治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推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寻求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失灵这一主流政界人士愈益承认的问题的答案。无论动机如何，但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抛弃意识形态思维。诚然，精于利益算计及经济外交的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具有鲜明的商人外交特征，但它同样没有放弃美国对华政策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逻辑。
美国社会精英看来，对华贸易战仍不同于美国对其盟国的贸易战，甚至不同于美国对印度已燃的贸易战火，因为中国作为大国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对华贸易战染上一层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在经济利益的考量之外增加了意识形态的思考维度。对此，我们从最近的“华为事件”可窥见一斑。众所周知，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本身是中立的，但由于华为作为当今最先进的5G提供商是来自中国的最大科技企业，美国政治和安全机构对此高度警觉，认为这必将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因而即使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也是不可接受的。2019年2月27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轮值董事长郭平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撰文称：“多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在诋毁华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就给我们贴上了威胁的标签。但直到最近这类攻击还相对温和。如今美国已经搬出重型火炮，将华为刻画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我们必须问问为什么这样。”倘若华为像爱立信及诺基亚一样属于西方科技企业，美国政治和安全机构这种杞人忧天式的威胁感肯定就不会产生。因而，问题的本身源于美国社会精英将中国视为异己的他者定位。由于这种身份定位建立在文化与制度的对立上，因而必然使问题本身复杂化，从而加深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中国行为的晕轮效应。所以，一定意义上，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刺激并加剧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及“技术冷战”态势。美国遵从的是价值观外交，意在阻止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在全球的扩展，并竭力维护美国主导全球的超然地位。
结语
不难看出，西方世界是以非此即彼的冷战式思维来看待中西发展模式之间关系的。在西方看来，“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竞争与矛盾远大于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共存。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西发展模式的关系犹如水火而难以相容。个中原因在于西方世界大多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审视和定性中国发展模式。这种滥觞于文艺复兴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禁锢着西方观察世界的思维，从而形成了唯我独尊的西方价值标准。由于“中国模式”承载着迥异于西方的价值理念，西方基于自身“正确”的价值标准难以在“中国模式”中看到西方喜闻乐见的自我“镜像”；相反，它在西方意识形态视阈中只会看到一个异已的威胁性的中国形象。不论西方喜欢与否，由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惊人成就已使“中国模式”对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性影响，“中国模式”必将与“西方模式”长期共存。两种发展模式的软实力较量与“魅力争夺战”也必将长期存在。但在经济高度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两种发展模式亦必然在相互争斗中共存、合作与借鉴。因而，这两种发展模式并非只能处于西方眼中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相反，由于它们都是人类文明演进与发展的产物，因而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二者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彼此相互借鉴，合作共赢，不断修正。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未来找到更好的发展模式。因此，“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应成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共处之道。乔舒亚·雷默与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中美关系“共同演进”（co-evolution）原则亦适用于处理中西发展模式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