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而言，国际产业链的调整是外因，中国国内产业链自身的短板和能力缺口则是内因。相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GDP之类的短期经济增长指标。美、日、德的产业体系有自身的问题和短板，中国的产业体系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短板。
部分产业的依存度较大
整体而言，根据笔者参与的中国工程院牵头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研究，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等方面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
具体而言，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60%左右是安全可控的，但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大；其中，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38.5%；而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0.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尤其是，光刻机（集成电路产业）、高端芯片（通信装备产业）、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燃气轮机热部件（电力装备产业）、设计和仿真软件（飞机、汽车等行业）等产业和领域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研发投入和市场结构有待优化
从研发（R&D）投入的占比和结构来看，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研发密度整体还不高；另一方面，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重开发、轻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除了研发投入的占比和结构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和试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复和低水平研究、经费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产学研需要更好地衔接等问题。
根据最新的国别比较统计，201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的经费占比约为16%，大量研发经费用于开发和试验（约占84%）；同期，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占比分别为36.5%、31.8%和38%（试验开发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为63.5%、63.7%和61.9%）；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用于试验开发的经费，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比例关系，可见其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视，与中国等后发国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人民日报》披露的数据则显示，80%左右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
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来看，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企业规模也不够大，影响制约着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指标CR4（非加权平均值），只有美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指标CR4（非加权平均值）的一半左右。中国企业的平均规模尚不及美国、德国和日本企业平均规模的1/5。在世界500强之类的大型跨国公司排名里，制造业为主业的中国公司还是相对缺乏的。而按照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等的观点，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机构，大型企业某种程度上就是关键的微观经济部门，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中、美、日、韩、法、英等国的研发经费支出比较
来源：National Science Board
补短板要敢于超越比较优势
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不容易从外资企业获得的，外来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短板问题的解决。产业链的竞争力主要依赖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成长。
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敢于超越既有的比较优势，通过刻苦的自主创新和学习，持续构建新的动态的比较优势，补上既有产业链的短板和不足，从中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是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可行路径，而持续提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才是当下的国家或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禀赋之一。
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强调，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在资源配置中的标杆作用。这种理论的倡导者，通常会以各自国家的比较优势等条件为分析假设，推导出一个双赢的贸易结局。应该说，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提醒违背比较优势的可能成本；但是，这不意味着那些成功转型升级的经济体总是依据比较优势来决策，更不意味着有人以此作为拒绝进入更高级产业的藉口。
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的推导和假设，简化了现实世界的很多复杂情况及其影响。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就对生产率发生变化的两国贸易双赢结果，提出了不同于流行经济学理念的质疑。事实上，这种质疑虽然旨在提醒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但更是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之路的提醒。那就是只有通过提升学习和创新能力、实现本国生产率的持续升级，超越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类的资源禀赋之上的既有比较优势，后发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分工地位和自身福利的根本改善。
这也是斯蒂格利茨、张夏准等多次以韩国种水稻为例来质疑比较优势决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原因。斯蒂格利茨曾多次不失幽默地指出：如果韩国战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去做，就应该一心一意种水稻以大力发展农业而不是介入工业。
如果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假设韩国成功提高了稻农的产量，韩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也认为，如果韩国推行自由贸易而不保护幼稚产业并推动产业升级，韩国可能仍旧在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主要出口原材料或者低技术、低价位的产品，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
或许正是这样的意义上，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贸易和发展报告2016》再次提出了正在追赶的后发国家应该偏离比较优势有多远的问题，而不是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的确，严格固守比较优势、不进入更复杂的产业或者“迈小步”，是较少承担失败风险的；对众多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学习和积累是不容易的。
然而，风险往往和获得的收益密切相关，成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力。如果严格遵循比较优势、固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意味着后发国家将不能生产自己所需的工业品和服务，更谈不上通过学习和创新来参与更高级的国际分工与合作。
通过不断地提升学习和创新能力，动态地调整自身的比较优势，将潜在的比较优势持续地转换成竞争优势，正是成功的后发国家及其明星企业所走过的道路。
近几十年来，作为典型的追赶型经济体，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都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而不是固守廉价劳动力或种水稻之类的既有比较优势，才有了今天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成就。
正是选择了一条动态的比较优势之路（而不是严格遵循比较优势），大量类似韩国三星这样靠农产品贸易起家的贸易商才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来提升和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将之转换为自身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而浦项钢铁，作为韩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设立的国有企业，是基于其投资的最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来打造竞争优势、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而不只是基于劳动力来配置资源。
愿意学习、自主创新、敢于竞争，善于通过学习和创新来调整自身的比较优势，将之转化为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也是华为、中车、京东方等一批成长起来的中国高技术领军企业的典型特征和经验所在。
深圳，从一个渔村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重镇，每十年左右完成一次重要产业升级，从早期的“三来一补”、规模化和集群化的代工（OEM）、自行设计制造（ODM）到自有品牌制造（OBM），从工业制造业的产业链底端走到了当今世界数字产业的最前沿，实现了从主要依赖劳动力成本加工制造到动态产业升级的转变，就是中国经济动态调整比较优势、更加自主创新的缩影。
（作者感谢余永定、陈小洪、高柏、唐杰等前辈的建议或讨论，文章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或个人。本文原题为“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首发于2020年第七期《学习与探索》，经授权澎湃新闻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