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国家间关系包含了“从和平到战争”之间的所有关系状态。具体来说，国家间关系是由“联盟—伙伴关系—争端—危机—战争”等多种关系状态组成的，从和平时期一直延伸到战争状态。众所周知，国家间关系来源于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互动，因为国家时常难以对他国意图进行判定，互动是国家了解彼此意图的有效途径。国家间互动既包括积极互动，也包括消极互动。消极互动是指在国家间互动中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的状况，既包括物质利益受损也包括观念因素受到伤害：前者如丧失领土、人口或者经济收益；后者如遭到背叛、欺骗或者蔑视等。消极互动常带来国家间的敌意，而敌意则必然导致国家间产生“关系危机”并呈螺旋式上升趋势，最终推动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的结局。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多集中于“国际危机”（international crisis），但国际危机并不能解释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所有冲突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研究成果，从国家间互动引起国内民意变化而国内民意又影响外交关系这一逻辑入手，探讨国家间消极互动与敌意对“关系危机”的影响过程与结果。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对“关系危机”概念进行辨析；然后分析国家间陷入“关系危机”的逻辑，并以中美关系为案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关系危机”的管理方法。
一、概念界定：竞争、国际危机与“关系危机”
国际关系学界对“关系危机”这一概念尽管也有所提及，但多是把“关系”作为先天给定的因素加以阐释，实际上是把“关系危机”作为一种正常的国际现象来对待而已近年来，东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依据不同学术传统，在理论对话和思辨中，共同推动了以“关系本体”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关系转向”的发展趋势。其中，从理论上阐述国家间“关系”比较深入的莫过于“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关系通常被定义为“建立和维护错综复杂而又无处不在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产生于成员之间无限利益交换的实践，并受到彼此义务、保证和相互关系的约束”。关系互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为国际行为体提供了一种友好的感觉，促使社会进程个性化，而且还可以让这一进程充满给予、接受、回报的期望感，并确保所有行为体都可以有机会参与“关系游戏”。不同于西方学者长期以来把关系当作先天给定的因素，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研究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关系入手对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研究的不足，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在概念上，本文所提的“关系危机”区别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学术范畴：一是关于国家间竞争的研究；二是关于国际危机的研究。国家间“竞争”是一个模糊而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竞争的烈度也难以界定，因为国家间有目的的对抗都可以归纳为竞争。为了更加准确描述当前中美国家间关系状态，王帆教授在分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时，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战略临界点，美国已经开始对华采取“限制性竞争”策略。但是，学界在描述当前中美关系状态时更常用的概念是“战略竞争”。本文认为，无论是“限制性竞争”还是“战略竞争”都是对竞争概念的一种限定，都是缩小了竞争的概念范围，但竞争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适用范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鉴于国家间竞争的概念过于模糊且缺乏严格的学术界定，本文对“关系危机”与“国家间竞争”不做学理上的严格区分，但认为“关系危机”比竞争的概念更明确、更严格，也更学理化一些。因此，本文这里重点对“关系危机”与国际危机进行区分。
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研究的重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处于核大战的边缘,促使国际关系学者思考国家应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避免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危机走进学术视野。从对危机的定义出发，学界对危机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的两个层次上：一是单元层次上的国家外交政策领域；二是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危机。
政策型危机指的是“某一国家在与任何其他国际行为者（们）的关系中和平—战争连续进程中的一个断点”。外交政策领域的危机研究，从内涵上看，通常都是具体的问题领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也在不断凸显出来，如金融动荡、石油短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以及恐怖袭击、流行性传染病所导致的危机，等等。政策性危机关注的是作为政府人员所面临的突发性的外交危机及其所做出的决策。政策型危机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可控性较大。政策型危机大多都局限于具体的问题领域，虽然有可能扩散到其他问题领域，但通过应对，这些危机一般都能够得到管控。二是影响范围有限。政策型危机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通常都非常有限，一般不会动摇双边关系的基础。国家通过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通常都可以弥补具体问题领域出现的危机所带来的损失。
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危机研究通常都把国家看作为一个整体，借此探索国际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影响。奥兰·杨（Oran R. Yong）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危机是“一系列迅速爆发的事件，这些事件使不稳定性对整个国际体系或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影响都超过了正常水平，并增加了在系统内部发生暴力的可能性。”奥兰·杨对国际危机所下的这一定义，不仅包含了当前学者们所界定的危机特征，而且也考虑了体系对危机的影响。但是，有些学者并不认同基于国际体系对国际危机所下的定义。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从国家层面入手探讨了国际危机问题，认为一场国际危机应有三个可操作性的标准来界定：（1）一国决策者认识到另一国家的行为或威胁要采取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保持自身政治权力的能力；（2）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应对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除投降外），将极大地提升战争的可能性；（3）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己必须在时间紧迫的局势下采取行动。
无论是从体系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阐述国际危机，其特征都包括威胁感知、决策者焦虑增加、对可能发生暴力的预期，以及必须在压力环境下基于非完全信息做出重要及影响深远的决策等特点。简而言之，作为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际危机集中表现了国家间对抗的时间和烈度，体现出了激烈军事对抗的特点。可见，用国家间竞争一词无法准确解释国家间所出现的既区别于高度军事化对抗的国际危机又区别于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所谓“中间状态”。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这种中间状态定义来描述国家间“关系危机”，以体现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过程中的对抗。简单来说，国家间“关系危机”越过了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友好范畴，但尚未陷入军事对抗的状态之中。这种“关系危机”并非一蹴而就，通常情况下都是国家间敌意长期消极互动的结果。
在“关系危机”存在的背景下，国家间也可能会产生合作行为，但往往仅局限于“低端政治”（low politics）领域，因此，这种合作在向“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前进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因为一旦一方率先展现出明显的敌意，另一方就会基于已有敌意而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从而导致双方进入相互敌对的螺旋上升状态中去，双边关系因而陷入“关系危机”。在“关系危机”状态下，持续上升的对抗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和冲突，甚至会爆发战争。
二、“关系危机”的根源：消极互动与敌意影响
国家间如果不存在任何接触或沟通，通常都不会造成敌意或者友好认知，只有相互接触或沟通的国家才会逐渐形成对他国的认知，进而对该国形成相应的态度。有关这种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中。众所周知，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建立在批判以体系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的政治现象涵盖了从单个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外交行为和大战略调整模式到国际体系结构本身的演变等。
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成果之一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为本文提供了指导框架。“双层博弈”模型认为国家决策者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通常都同时面临着第一层次的国际层次博弈和第二层次的国内层次博弈。在这两个层次的博弈中，国家决策者最后同相关国家达成协议。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启发下，本文建立了“接触—内化—绑架”分析框架用来剖析国家间消极互动与敌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这只是对复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一种简化分析。
（一）接触：消极反馈
国家间的一次消极互动就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敌意可能仅产生于一个国家，即一个国家对他国的单方面敌意；也可能是国家间相互的敌意，即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彼此对对方怀有的敌意。在进行分析问题时，我们必然会首先遇到是否有必要区分国家的大小和强弱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都会在消极互动中产生敌意，因为敌意来源并不区分国家大小强弱。但是，国家的大小强弱会影响国家手段以及策略的运用。国家间接触起源于两国交流与互动的历史，但在敌意形成过程中，历史并不决定一切。敌意的形成取决于国家在与他国互动中的消极反馈，而消极反馈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是物质反馈；二是观念反馈。
物质反馈主要是指客观利益受损。国家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间互动的方式以及领导人的认知。领导人的认知决定了国家想要得到什么；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家能够得到什么；国家间互动的方式决定了国家能不能得到其所追求的利益。在这三个层次中，领导人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国家间的互动，但由于受制于国际体系的因素，国家能够活动的范围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不得不时刻关注其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问题。一旦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国家就会出现利益受损。利益受损有时候是较轻的，有时候则是比较严重的。
观念反馈主要是指主观利益受损。国家不仅是一个物质行为体，也是一个观念行为体，而且在最根本层面上，是观念在规定着行动的领域和可能性。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互动中如果接收到负面的观念反馈，让自己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也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国家敌意首先是观念的产物，但有时也是物质利益受损在观念上的反映。作为一种观念，国家对在互动中收到的负面反馈，会引起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在大众政治普及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国家间“关系危机”是消极互动与敌意的产物：消极互动引起敌意，敌意反过来影响互动；二者共同推动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危机状态，进而形成“关系危机”。
尽管一次消极互动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但是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消极互动都可以导致敌意的产生，甚至较为激烈的对抗也不一定就会导致国家间敌意的形成。原因为何？本文认为，单方面的消极互动通常不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国家只有内化了消极互动中产生的负面情绪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敌意。
（二）内化：国内认知
利益受损、受到蔑视等消极互动如果经过政府的刻意引导，会逐渐让全体国民对他国产生“标签式”的刻板认知，从而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敌意。因此，内化过程在形成国家间敌意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重要的内化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的内化模式；二是民间自发的内化模式。
1. 政府主导模式
外交决策是应对国家外部刺激和事件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国内因素做出反应的结果。无论政府是否主动决策从而卷入与外部的互动之中，但互动的结果都会通过传媒传导给本国的民众：一方面，如果互动是消极的，政府为了避免承担后果，通常会通过官方媒体来塑造政府也是受害者的印象，声称互动不平等，借此以获得人民支持而维持其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过分批评对手而激起国内民族主义甚至国家对立情绪，以获得国内政局的稳定。如果政府塑造的对他国的认知与人民的现实认知相符，那么它就是可信的观念。通常，意识形态化的认知是国家对他国身份刻板认知的最稳定形态。
2. 民间自发模式
有时，政府在国际互动中会收到消极反馈。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利益损失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可以通过在其他问题领域里的讨价还价来弥补这种利益损失，那么就不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而是通过“冷处理”方式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参与舆论的便捷,而舆论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里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民众对政治关注的成本在不断降低，导致其政治参与程度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如果受到不充分信息、知识结构、别有用心的刻意引导等因素的影响，民众会对国家在消极互动中的反馈产生自发的内化，而这种内化往往都是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相结合的。因此，民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化认知一旦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给政府外交决策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更有甚者，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民众的认知预期，民众就可能会对政府失去信心，认为是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受损。
通过这两种内化方式，民众不仅可以认知到同他国的消极互动所带来的消极反馈，而且还能够对他国进行情感认定，从而形成对他国的集体性敌意。但是，民众并不仅仅停留于学习、内化的阶段，还会通过社交媒体、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态度和看法。这就必然会牵涉到下一个环节，即舆论绑架外交政策。
（三）绑架：对外政策
一国民众的集体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如果强行改变民众的认知，就有可能会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有可能导致政府丧失其合法性。社会物理学的社会燃烧理论认为，只要社会上出现“积怨”，一旦遇到一个“导火索”事件，就易激发群聚效应。“社会燃烧现象”在国际关系中也屡见不鲜。政治领导人往往为了自身政治命运而不敢轻易违逆民意，通常都是顺从或者引导民众舆论。这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容易被民意“绑架”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民众“绑架”政府的外交决策还是政府“绑架”民意来达到反对他国的目的，都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然而，一旦政府在对外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国内民意的影响，那么其灵活度就会受到影响，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很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还可能成为纯粹民意的发声筒。显然，如何形成外交决策与民意之间的良好互动，是国家外交决策部门的重要考虑之一。与国际政治相比，一般而言，国内政治对决策者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丧失民众的信任就等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自杀”。总之，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做重大决策前和决策时，都会考虑其决策可能带来的民意反噬效应，甚至还会提前进行舆论试探和引导。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消解民众在突发性事件上形成的舆论压力，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接触—内化—绑架”是一个内嵌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逻辑链条”，它可以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紧紧地拴在一起，从而形成整体联动效应。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如果只是单独地出现，都无法形成该国对他国的真实敌意。只有这三个阶段都出现且形成了“闭合循环”之后，该国民众对他国的认知才会逐渐固化，该国对他国的敌意才会形成。因此，敌意的深化通常都是国家间这种模式接连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模式连续出现，国家间的敌意才会被不断加强起来，甚至固化下来，在此背景下，任何缓解敌意的积极互动也都将会变得艰难起来。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
国家间的消极互动经过“接触—内化—绑架”这一闭合循环模式之后就形成了国家间敌意。建立在敌意基础上的国家间关系必然表现出某种不稳定状态，导致相关国家非常容易跌入“关系危机”。回顾国际关系史可见，陷入敌意螺旋互动的国家通常最后都会走向“关系危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当前的美伊关系、印巴关系等。为了对“关系危机”概念进行详细分析，本文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内容上和呈现出来的状态上都非常丰富，既有军事冲突，又有“准结盟”，同时也陷入过“关系危机”；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我们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对两国关系进行考察具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时正值美苏两国对世界的争夺逐渐白热化之际，当时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其外交走向对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受制于多重因素的作用，中美间消极互动最终占据了上风，国家间敌意随之产生。但后来当两国共同面临苏联的压力时，中美又形成了“准结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当然，中美两国这种“准结盟”关系以及随后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显然具有不稳定性，甚至可以说是权宜之计的产物，因为一旦共同威胁消失，两国间的消极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敌意又会将中美带入“关系危机”的状态之中。
（一）敌意认知的生成与发展
本文把中美交往的历史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美双方敌意的产生；另一部分是中美双方敌意的螺旋上升。朝鲜战争前后的中美较量使新中国对美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敌意。敌意可以是单方面产生的，但当时的中美间敌意则是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双方同时都对对方具有敌意。从逻辑上讲，中美间的相互敌意在各自的国内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因而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加之两国间的相互敌意和结构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美关系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此背景下要想通过增信释疑的手段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的确比较困难。
1. 新中国对美国敌意的产生
从中国方面来看，对美国的敌意主要产生于朝鲜战争前后的消极互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首要外交课题就是在国际上辨认“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很快就抛弃了这一幻想，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接收到了消极反馈。
第一，物质利益受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国际上美苏冷战已经渐成气候，美国把新中国的成立视作是美国在东亚的重大损失。首先，美国拒绝承认新生的中国政府，继续维系其与台湾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其次，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试图促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再次，介入朝鲜战争，通过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来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最后，构建其主导的东南亚联盟体系，构筑针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包围圈。总之，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
第二，观念上受到敌视。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对抗的措施：首先，它认为新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因而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政权；其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岛，认为台湾岛是西方“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最后，认为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原本就是一些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革命者，成为执政者后必然会将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到世界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美国人对新中国的仇视和轻蔑, 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民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敌我判断。
第三，政府与民众认知的合一性。受制于信息传播介质的缺乏，民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获取的国际信息极为有限，但鉴于民意与政府认知的高度一致性，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敌意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众对美国的敌意认知。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一方面把苏联界定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表明了新中国要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把美国界定为霸权国家，同时把自己摆在了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和反对者的位置上。新中国的民众对美国的敌意认知一开始就是这样形成的。
2. 美国对新中国敌意的产生
从美国方面来看，其对新中国敌意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失去了中国”，认为自己在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上都受到了伤害。
第一，物质利益受损。从物质利益上来说，美国对华战略一直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在美国与苏联陷入冷战之际，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国际战略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打乱了美国的所谓“全球部署”，削弱了其在全球的权力分配优势，这是美国当时遭受的最大物质利益损失。
第二，观念上敌视新中国。从观念上来说，美国对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这与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反共观念和宣传密切相连。一方面，美国认为新中国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在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谁该为失去中国负责”的大讨论，从而扩大了美国国内反共力量的影响，强化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认知。
第三，民众与政府在对新中国的认知上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态势。新中国的成立加深了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从而促使其进一步提升了国内反共宣传的力度。尤其是，在1950年到1954年间，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美国国内掀起的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也称为“麦卡锡主义”，对当时美国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2000万美国人遭受迫害。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美国政府依靠国家机器，在国内社会里大张旗鼓地确立了反共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其对新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也越来越强硬起来。
在物质利益受损和“麦卡锡主义”共同作用下，美国开始执行坚定的遏制中国政策。敌意不再是中美两国哪一方的事，它成为了双方的共同选择。此后一直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阶段，中美陷入了长达近30年的“关系危机”状态之中。在此过程中，两国的军事力量也参与其中，双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尽管两国从未走向战争，但每一次对抗和冲突都加深了彼此间的敌意，导致任何单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都难以有效改善双边关系。
（二）敌意螺旋的加深
中美关系自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因体系层面的冷战格局、国家层面的利益之争和领导人层面的外交思想不同，而很快陷入了消极互动的状态之中，并在“接触—内化—绑架”的闭合循环中不断产生新的敌意。敌意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长期的敌意必然来源于多次的消极互动。为了直观地表现这一阶段的互动过程，本文选取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但需要指出的是，互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单个的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当被视作一个连续体或一个完整的过程。（见表1）
在1949–1972年的23年间，中美一直都在进行消极互动，敌意因而没有机会得到缓释。例如，朝鲜战争后，中美间的敌意进一步固化。中国自朝鲜撤军后，中美两国间的军事对抗虽然得到缓解，但中国始终没有摆脱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直到1972年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访华，中美两国基于共同的苏联威胁而走到一起，形成了冷战后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此时的中美关系也被学界称为“准同盟”关系。从1972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并不稳定，从最初接触到建立外交关系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建交以后，尽管双方毕竟摆脱了直接军事对抗的梦魇，但中美在很多问题领域里依然存在对抗，两国间的敌意依然长久得不到缓释，这又为两国重新陷入“关系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1979年开始，两国虽然在具体问题领域里仍存在着对抗，但是中美关系总体稳定。这既得益于中美之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互动，也得益于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围绕台湾、“人权”、贸易等具体问题，中美之间仍旧针锋相对。在此期间，两国还两次陷入了“关系危机”状态（见表2）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发起了对华制裁行动，中美关系由稳定向好转变为了具有对抗色彩的制裁与反制裁博弈局面，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关系危机”之中。但随着中美领导人均对国内发展议程越来越关注，其危机管理方法的运用也比较适当，双方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因此而继续加深下去。后来，由于美国与西方国家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中美关系因而走出了“关系危机”的阴影，重新焕发出生机。这是国际关系中大国对“关系危机”的管理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1999年，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波涛汹涌的民意浪潮顷刻间强化了对美国的敌意。民众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不小压力。直到当年5月9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就此事发表电视讲话后，中国政府成功地引导了国内舆论发展走向，从而防止了民众对美国敌意的扩大，同时也防止了民意绑架政府外交现象的发生，再一次避免了中美陷入“关系危机”之中。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为了更好地管控双边关系而于2017年建立了四个高水平的双边对话机制，但是很快证明这些对话机制在减少和消除特朗普政府对华敌意问题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威胁中国，说他当选美国总统后将会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扭转对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正式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从此开始。随后，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对抗逐渐升级。两国政府尽管围绕贸易问题展开了多轮磋商，并在2020年1月达成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最后不仅没有解决贸易纠纷问题，美国还同时把这些矛盾和纠纷延伸到了其他领域。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不仅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还要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过程中推行“全政府对华战略”（a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on China），d试图通过在各级政府中统一步调并动员所有美国资源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和对抗。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让中美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而且还把本就存在敌意与不信任的两个大国带入了“关系危机”之中。现在看来，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并非是多因素叠加造成的周期波动幅度过大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上长期消极互动的累加结果。a当然，中美关系走向对抗，消极互动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是，相互间的敌意认知在随后发生的全球性新冠疫情这个突发事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两国间的“关系危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席卷了整个世界，形成全球大流行疾病。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压力，中美本应合作抗疫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反而通过直接造谣和“污名化”中国来转嫁其国内抗疫不力的现实，同时动员建立国内国际“反华统一阵线”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这些负面的行为投射到中国民众身上，很自然被视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与恶意表现。当前，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转嫁国内矛盾的主要对象并动员国内外力量全面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两国在南海、台海、东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尽管中美双方都并未宣称要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彼此间存在的争端，但如何防止两国间的“关系危机”向具有军事冲突性质的关系状态发展，的确是当前摆在中美面前的紧迫课题。
四、“关系危机”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从逻辑上来讲，“关系危机”将会把国家间关系导向两种结果：一是具有军事冲突性质的国际危机或战争；二是经过协调后实现和平。尽管战争是国家间直接对抗的最高形态，但在国际关系中由危机导致的战争也并不鲜见。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眼光放到如何塑造可行的协调路径以阻止战争爆发的问题上。“关系危机”源于国家间的敌意，而敌意则来源于国家间的消极互动。因此，消除国家间的“关系危机”需要从消除国家间的敌意入手，即通过积极互动并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关系危机”的终结需要国家间不止一次的积极互动，从而达到逐步消除两国间的敌意认知这一目的。据此，国家间的“关系危机”管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敌意起始阶段，我们要通过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入手来阻断“接触—内 化—绑架”循环的产生，更不能使其形成闭合；二是在“关系危机”过程中进行积极互动，相互协调，防止“关系危机”螺旋升级。
中美之间的敌意交织着大国政治博弈等诸多因素，因而更具多元性和复杂性。目前，从美国的角度看，其政府正在极力塑造对华敌意。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70年的对美外交历程，可以说中国始终秉持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理念，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原则。本文认为，要斗争，就要讲方法、讲策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进行危机管理。
（一）重视周边外交，平衡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中美关系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外交领域。中美关系稳定则可以促进中国的周边环境稳定，反之，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也可以限制中美“关系危机”的升级。很早以前唐世平教授和张蕴岭教授就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中美关系具有的不稳定性，中国实际上是在执行着一个旨在抵御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恶化的周边战略。习近平在2013年召开的新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主张，并在随后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足见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将“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同等对待。由于对美外交长期是中国“大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这次外交调整就修正了中国外交中对于中美关系的过分倚重状态。由于中国、美国、中国周边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利益与联系，新的调整实际上可以起到限制中美“关系危机”的可能升级的作用。比如，如果中国周边外交富有成效，彼此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特朗普政府就很难动员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施压。这样，中国周边地区就会成为阻止中美“关系危机”走向“国际危机”的缓冲地带。
（二）加强首脑外交，政府层面要增信释疑
首脑外交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的外交手段，在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建立、促进国际信任与合作，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推动裁军和军备控制，以及促进区域一体化等诸多方面和领域里都发挥了十分积极而特殊的重要作用。当前，全球治理问题不断增多，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加之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不断发展，都给首脑外交提供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平台。这导致国家元首互访成为常态，首脑外交面临的技术障碍也越来越少。由于首脑外交会影响政府决策，而政府决策又会通过媒体传导给民众，从而为国家解决诸如“关系危机”等各种问题和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尽管当处于危机的双方都没有意愿接触时这一外交方式无法取得危机管理的效果，但首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塑造本国国内的民意认知。就此而言，面对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行，中国始终在政府层面直接批评特朗普本人，其目的在于为两国开展元首外交提供回旋余地，从而避免中美关系从“关系危机”走向“国际危机”。
（三）重视公共外交，加强民间往来
公共外交的主体通常是一国的政府，其客体通常是国外的政府与公众。但是，要赢得外国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的沟通手段。据此，我们要综合运用二轨外交、一轨半外交、民间外交等不同的外交手段，随时抓住合作的窗口期，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互相了解，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沟通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国民间的交往会起到加强理解与合作的作用，从而减弱战争的危险。当今网络技术的普及化，使得公共外交成本在不断降低，从而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便利。通常，当国家处于“关系危机”时期，如果其交流的大门没有完全闭合，就为另一方传递政策信息或表达立场和态度提供了机会，而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点也为我们开展与美国的公共外交提供了条件。
（四）释放明确的信号，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方国家产生错觉的机会
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产生错觉，并且大多数错觉都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这就要求国家从产生错觉的根源入手，通过传递准确的信号来尽可能地消除对方产生错觉的机会：一是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应明确表达处理具体问题的原则、底线和要求；二是在舆论引导方面要加强管控；三是在军事训练等方面也要格外谨慎行事，避免被对方误解。这样，我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战略模糊及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入手，阻断“接触—内化—绑架”的循环，使其不能闭合，是防止和消除国家间“关系危机”的可行方法。
五、结 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敌对的国家是最应该为国际体系中发生的战争与冲突负责任的国家，因为相互敌对的过程会不仅会增加国家间的不信任感，而且还会加重对国家安全困境的认知，更容易导致该国制定军事化对外政策的倾向。本文通过解释国家间的敌对状态，提出了“关系危机”这一概念，为国家间的相互敌对及其后果以及如何化解“关系危机”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国家间的一次消极互动，如果经历了“接触—内化—绑架”的闭合循环，就足以产生敌意。因此，敌意可以是单方面产生的结果，也可以是双方同时产生的结果。本文认为“关系危机”同国际危机有着密切联系，但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因为在敌意存在的前提下，尽管相关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但对“关系危机”的管理往往非常困难。理论上看，相关国家对“关系危机”的管理大体上导向两种结果：一是通过相互协调后达成和解，恢复和平状态；二是管理失败，两国关系跌入国际危机或战争状态之中。显然，国家间多次的积极互动能够形成协调关系，可以营造良好的互动环境，这是解决“关系危机”的一种有效途径。
习近平多次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情和国情的深刻把握。“大变局”不仅意味着机遇的增多，更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多，发生危机的机会也相应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定要坚守住自身的外交底线，坚定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要运用多种外交手段，充分发挥外交智慧，尽可能避免与任何国家走向“关系危机”，更要避免与有关国家产生的“关系危机”升级为国际危机或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