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人们容易发现某些后来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的强国之间曾有历时数十年的稳定关系，其间两强可谓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平相处，甚而和睦相待。如果考察的视野集中于这稳定关系，而非侧重于探觅它们步向对峙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则难免催人寻思导致和维持这事后看必然令人怀念———至少是令所有受害者和惧祸者怀念———的稳定的基本条件，探求造就和延续它们的基本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当然，历史兴趣和“揭秘”追求不可能止步于此。在稳定迁延愈久就愈见显著的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一般更引发考察者关注，也许特别是被怀旧的受害者和惧祸者关注。不幸，世界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两强之间较为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甚或必不可免。
就此，人们当然禁不住要探寻致使稳定终告倾覆的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并且总会问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两强间的大对峙乃至大冲突是否绝对必不可免?
在此，本文要依一种退溯的时间顺序，考察三大历史范例:一是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 80 余年稳定，着重于这一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二是公元前3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稳定，同样着重于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三是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及其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稳定，既关注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更探寻稳定终告倾覆的强劲机理。
英法两强和平相处：从西班牙骤然衰弱到法国开始勃然兴盛期间
中世纪末期英法发生百年战争(1337—1453 年)，此后直至西班牙继承战争爆发(1701 年)，历时约 250 年，英法两国间全无大战，而且即使小战也寥寥无几。此后，英法两强断断续续几番大战，包括它们作为冲突双方各自的头等主角从事的西班牙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甚至还有它们作为冲突双方各自的头等配角从事的奥地利继承战争，历时总长 100 余年，实可谓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然而，从这漫长的和平开始到它临近结束(或严格地说，到1688—1689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为止)，英国大致不是强国，或者说不是欧洲国际体系内持久的头等强国，除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较短暂地起了击败哈布斯堡西班牙欧洲霸权图谋的决定性作用。法国在这漫长的和平期间几上几下:意大利战争(1494—1559 年)的头号主角，鏖战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法国宗教内战(胡格诺战争，1562—1598 年)的自戕者，浴血内斗而自绝于强国之外;1635 年，黎塞留法国大举加入欧洲三十年战争，8 年后击溃西班牙陆军主力而定乾坤;战后贵族造反打击王权(“投石党”之乱，1648—1653 年)，法国再度成为内斗的自戕者。
因而，就本文的界定和目的而言，英法作为现代早期国际体系内关键两强的关系始于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覆灭，哈布斯堡西班牙从此急速衰弱。以后，1661 年路易十四亲政，波旁法国随即开始其权势勃兴———作为欧洲霸权大力追求者的权势勃兴。这两大事件相隔 80 余年，是为现代国际体系史上国际格局两轮巨大翻腾之间的一段相当漫长的间歇期。在这间歇期内，发生了历时 30 年、席卷中西欧乃至北欧的宗教战争，即三十年战争，并且由此导致了一个重大的法律结果，即结束这场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确定了欧洲各国各自平等地拥有主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间歇期内，法国迅速走向使之强盛的“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即成为中央集权军事/官僚国家，或曰法兰西式现代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革命的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准备成为世界强国，为此先行取得海外贸易和海军力量两方面的最高优势。
英法实为关键两强:此乃实质而非皮相。同时代人皮相地看，哈布斯堡奥地利即神圣罗马帝国似为头号强国，甚至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覆灭后的骤然衰弱也只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此前腓力二世鼎盛时期极为显赫的力量优势，并且鉴于西班牙帝国命运在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上极具戏剧性的变更。自此到西班牙帝国退出强国行列，毕竟还有半个世纪。其间，继腓力二世之后在位 23 年的腓力三世虽然内政腐败无能，领导低劣无方，“衰落”之声四起，但受哈布斯堡家族依然根深蒂固的帝国观念、霸权野心和天主教狂信驱使，在家族同盟者奥地利的斐迪南二世皇帝支持下，发动新的扩张浪潮，因而有三十年战争在 1618 年的爆发。3 年后，年方 16 岁的腓力四世登基，将国务付托给奥利瓦雷伯爵，后者力图推行一种旨在“重振陛下的君主国”的阻止衰落的大战略，那就是对内试图改革，对外进行战争，但终归惨败。
惨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腓力四世和奥利瓦雷等重臣像腓力二世一样，拒绝唯一的替代性选择，即降低抱负等级，削减义务承诺。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于否定哈布斯堡霸权，11 年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标志西班牙彻底败于其宿敌法国，从此不复为欧洲和世界的一大角色。
从无敌舰队覆灭到路易十四亲政，近一个世纪里，国际政治的主要活剧舞台始终在中西欧大陆，或者说，主要的海洋性国家英国以及荷兰与欧陆政治大致隔绝。之所以如此，其核心原因用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的一句简约的话说就是，在腓力二世帝国巨潮与路易十四图霸浪峰之间的宽广的大低谷水段内，缺乏“任何大的中心问题”，即不存在海洋性国家为自身安全必须起而大力抗击(并且联合欧陆国家抗击)的全体系霸权危险。西班牙不再是荷兰的致命威胁，因而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尼德兰的战事失去了它们先前在腓力二世时曾有的头等重要性;英国能够专注于自身的内部冲突，即清教革命和内战，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甚至还能对商业和海权竞争者荷兰进行战争，而不用担心危及它们两国相对于欧陆的共同的均势利益。
英国专注于自身，首先在于其自身内部与划时代变更紧密相连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这与法国在同时代的类似的根本情势一起，成为英法两国和平相处近一个世纪的头号结构性缘由，或曰两强关系稳定的头号结构性动能。1640 年，英国开始以新社会力量为主力的清教革命，而后迅速升级为内战，最终导致 1649 年，推翻希冀在英国推行绝对专制主义的斯图亚特王朝，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单一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的英吉利共和国 (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随即取代君主制，其实际领导人是介于造反阵营内部左右两端之间的英国革命军队统帅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经镇压左派力量，克伦威尔于 4 年后改共和政体为其个人军事独裁的“护国政体”(Protectorate)，自任“护国公”。到 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为止的这 20 年时间虽短，却是对英国乃至欧洲及世界而言富含创新和意义重大的一个时期，是英国崛起为持久的头等强国以致启动其世界性优势的一个真正的准备时期，而这优势之启动只等待复辟后不足 30 年来临的“光荣革命”和其后再过约 10 年爆发的西班牙继承战争。英国集中于自身，以致“天翻地覆”而后盛强。
从西班牙权势开始跌落到法国权势开始勃兴这两端之间的时期里，欧洲历史的最重要事态除英国内部的基本变动外，就是法国内部的变更和冲突。红衣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Ｒichelieu)与其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Jules Mazarin)先后执政18 年，以加强王权、实现国内安定和击破贵族抵抗为国内政策根本，据此开始建立起史称“绝对主义”(Absolutism)，即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从亨利四世在 1610 年被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死，到黎塞留于 17 世纪 30 年代巩固了王权为止，法国再度苦于宗教内乱、政治派争和贵族阴谋，作为欧洲强国的能力由此再度大为削弱。黎塞留从其明确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出发，坚决推行中央集权，努力实现宗教宽容，系统地创立分工有序、条理清晰和强健有力的军事/官僚政治体制，包括开创中央外交机构为首的现代国家外交组织体系。马扎然则以增加税收和历经危难而最终扼杀“投石党”贵族抵抗运动为内政重心。法国在他们治下经历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虽然没有摧毁封建社会的华丽大厦，但是它将其防御工事———对国家的积极抵抗的避风港———夷为平地”。
一种新的、忠于王权即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态度流行于社会中等阶层，驱退了在上等阶层中间顽固残存的中世纪观念。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天然具备欧洲一等强国规模的法国得以凝聚和统一，从而有了权势勃兴的内在条件。
英国和法国专注于自身的变更，铸造它们各自勃发或复兴为头等强国的头号条件，从而在同一个时期里使得它们之间的严重竞斗成为不可能，更何谈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不仅如此，英法关系稳定的结构性动能还来自一类结构性局势:英法在获得因内部变更而来的初始的强国国力和国势后，首先各自从事自己的功能领域或地理区域内的邻近竞斗、扩张和冲突，或曰其“区域性”而非全体系(systemic)突进。换言之，作为两强，它们彼此间的大斗争仍待未来，仍待“区域性”突进取得成功或有长足进展之后。
在其主宰国务的十年里，克伦威尔“成功地将英国推上海洋帝国主义道路”。经过革命推翻漠视海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斯图亚特王朝以后，他大力发展海军，挤压海上竞争对手荷兰，乃至对荷兰发动战争。仅在英吉利共和国的头两年，英国海军舰只数目就翻了一番，而且在海军的专业化程度、作战训练、水兵待遇和后勤设施等各方面都节节改善。1651 年，英国针对荷兰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波罗的海贸易中的巨大优势，首次颁布最著名的重商主义法规———《航海条例》，规定进出英国港口的货物皆须用英国船只装载。这直接引发了 1652 年开始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到 1654 年荷兰被迫签署结束战争的《威斯敏斯特和约》，放弃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通商权。英国开始在海外贸易和海军力量两方面独占鳌头，再加上英国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状况，即不必遣兵守卫陆上前线而能向海洋集中自己的力量，使之具备了未来跃升为世界性大强国的很大部分关键条件。
同样，波旁法国也在先行强化自身后先行从事邻近竞斗、扩张和冲突，或曰其“区域性”突进，只不过图景远为复杂，因为大陆国家多邻多事，三十年战争扑朔迷离。这场大战多半在德意志展开，而交战者大致以哈布斯堡西班牙和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天主教同盟为一方，法国、瑞典、丹麦和德意志新教同盟为另一方。这场规模巨大、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经分别以如下战事为主要内容的先后四个阶段:一是奥地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天主教同盟打击德意志新教同盟，占领波希米亚和巴拉丁;二是新教丹麦对奥地利作战败退，后者取得在德意志的全面优势;三是新教瑞典在天主教法国财政援助下发兵打击奥地利，但未能取胜;四是法国正式参战，与瑞典一起最终打败西班牙、奥地利和天主教同盟。
战争的首次转折发生于第三阶段的始端 1630 年，瑞典和法国携手干预德意志战场，力求扳倒于 1629 年达到其权势顶峰的奥地利。虽然与帝国军队统帅、“了不起的军事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泰相比，“伟大的统兵者”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在谋略上略输一筹，以致殒命疆场，法国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凭借非凡的眼界、智慧和才能，足以使他的国家成为哈布斯堡的克星。这位现代早期最伟大的国务家在宗教战争时代，从对法国国家利益之坚定不移的优先考虑和准确洞察出发，先是用财政资助去支持新教诸侯和新教国家抗击哈布斯堡王朝，并且努力组建异常广泛的同盟以迫使对手多线作战，而后于 1635 年正式出动法军加入战争，8 年后大败西班牙军队而定乾坤。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欧洲多国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在遏制西班牙、保持奥地利帝国和德意志的分裂、法国干涉德意志事务的权利这三方面，大致符合黎塞留的意愿，尽管缔约时他已去世好几年。
关于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上述 80 余年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本文已经阐述足够多。这条件一言以蔽之，就是相隔因而相容。在殆无直接重大竞斗意义上“不接触”(disengagement)，遂彼此相安无事，因为它们各自首先集中于国内变更———国力国势开始剧增或得以复兴的最重要条件，也因为在这最重要条件开始具备后，它们首先从事上述“区域性”而非全体系突进。所有这些都需经年累月、旷日持久，两强长时期稳定关系大致盖出于这两项结构性动能，而特别在黎塞留以及克伦威尔那里显著昭彰的政策性动能成就其余。
汉匈帝国“约为昆弟”:“朝贡”因而和平，忍辱因而强盛
中国经春秋、战国、暴秦、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连续近 600 年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到西汉初年，处于要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或者说处于一个大强国业经急剧衰弱、急待宏伟复兴的极重大时候。与此同时，在凶猛无情、同时身怀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之下，匈奴国家急剧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发动急剧的东向武力扩张，随即开始南下大规模蚕食华夏领土。
初生的华夏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相比，战争实力羸弱显著昭彰。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汉帝国只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而这种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求和平，即不遭匈奴帝国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然而，特别是事后来看，它还可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似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致最终决战决胜，击毁匈奴帝国，永久结束了匈奴帝国对汉帝国乃至华夏近乎致命的威胁。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 700 年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和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大概已经多个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可以说，至少从西夷犬戎在其“华夏盟友”襄助下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起，这个意义上的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和帝国进行了长达7 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尽管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战决胜，但游牧匈奴对农耕华夏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反过来，农耕华夏有过寥寥几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 214 年至公元前 215 年，蒙恬率军 30 万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不仅如此，在冒顿单于之下，创立不久的正式的匈奴国家急剧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且急剧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汉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刘邦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 200 年，贸然亲率大军 20 余万征伐匈奴。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仅凭天才战术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实行这种政策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并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在于其一，“以適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之妻)，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其二，“(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 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同时也是“国家理由”(Ｒaison d＇Etat)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有一个小周折，即“国家理由”因吕后的为母亲情而给打了个“兵不厌诈”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
公元前 198 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的和平时期由此开始，效果是“冒顿乃少(稍)止”。“冒顿乃少止”———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数度间有相当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
然而，对汉帝国这样的较大规模的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 20年，此前它只经历过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高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和汉帝国太后。“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复与匈奴和亲”。
汉文帝于公元前 180 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史上最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作其后。就此，汉廷战略讨论的即时压倒性共识在于，弱者必须拥有和平，哪怕是朝贡式的:“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
公元前 166 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 14 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这搭箭在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
不过，匈奴帝国一如既往不惮背约，“朝贡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断。公元前 158 年，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绝和亲”，大举入侵汉边，于是老模式———匈奴杀掠汉民、汉军挺进边境、匈奴撤往塞外、汉廷收兵罢征、朝贡和平恢复———又重复一遍。不过这一次，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 157 年继位的景帝成就的。他先挫败与吴楚七国之乱配合的、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汉围破赵，匈奴亦止”)，然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多少令人惊异的是，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 15 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接着便是为时又约 15 年的过渡时期，既就至少长达 600 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也就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武帝于公元前 141 年继位，随即十足地延续“朝贡和平”(“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可是在公元前 133 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 10 万骑兵大举入侵。武帝随即部署 30 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但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总共历时约 70 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
随后便是武帝这“战争霸王”(War Lord)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从公元前 127 年至公元前 119 年，接连发动远征式大反攻，决战决胜。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而且从此直到 12 世纪初至 13 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和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
就两强关系稳定而言，在此的总结容易得多。其时，汉匈两帝国之间可以有一种极不稳定的关系，或者说异常强大的匈奴帝国很可能击败甚而击碎潜在的大强国西汉帝国。然而，事实上发生的却是在长达 70 余年时间里，它们总的来说和平相处，甚而“约为昆弟”，有其表面的或外交上正式名义的和睦关系。以实力对比悬殊为主要内涵的结构性动能指示有出现极不稳定关系的可能，但汉初数代君主(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加上武帝在位的前十年)忍辱负重的“朝贡和平”却提供足够的政策性动能，既杜绝了对西汉来说致命的厄运，又得以逐渐累积起充裕的资源和其他条件，以致最终盛强而击毁数十年压迫性的匈奴帝国。就汉匈两帝国之间总的来说长期的稳定或稳定关系而言，出自汉帝国数代君主的政策性动能是决定性的，而结构性动能大抵只在于实力悬殊一旦经白登之围被认识到，便成为坚持实施“朝贡和平”的“绝对命令”。
雅典和斯巴达：从“三十年和平”到“修昔底德陷阱”
雅典与斯巴达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经历了约 15 年的时间。首先必须关注二者在此之前的颇为长久的稳定关系，而后关注这一关系趋于倾覆的过程，探寻其稳定生成、维持、经受侵蚀、不敌冲击以致最终完全倾覆的基本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抑或两者兼备的。
在追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语境内，雅典和斯巴达两强间的稳定关系肇始于“三十年和平”协议:它们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62 年至公元前 446 年)末尾订立的和约，可谓两强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开端。该和约在政治、战略和法律意义上广泛、深切和明确，其主要内涵为:雅典同意放弃事实上已在战争中失去的陆权帝国，交换斯巴达正式承认雅典海权帝国(或曰海上和近海帝国);双方确认希腊世界已分为各自为首的两大集团，承诺维持这分野的绝对稳定，为此规定各自集团的成员不得改换门庭。另行站队;两强之间的争端交由仲裁解决;所有这些安排须至少维持三十年。
真正旨在终战而非休战、旨在持久和平而非权宜喘息的强国间安排必须满足两大条件:“必须准确地反映局势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现实;它必须得到缔约各
方的一种诚挚的渴望支持，以便使它奏效，使它被视为持久和平而非仅仅休战，其间它们能准备下一场战争”。以此对照雅典—斯巴达“三十年和约”，可以发现，“它至少包含一个持久的和平必需的第一个要素，即现实主义……由于没有哪一方证明强得足以靠自己击败对方，因而一项承认双头支配的和约符合事实，从而给出未来稳定的希望”。此乃两强关系稳定、和平得以持久的头号结构性动能。可是，“犹如任何解决方案，该和约包含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互不信任全未消失。许多雅典人没有抛弃雅典统治的梦想，连同不受挑战的霸权和全方位扩张的梦想。许多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仍然害怕这些野心，而且或许其他人觉得一个强大的雅典的存在本身威胁希腊各邦的安全和独立……雅典人很可以担忧，斯巴达只是嫉妒地等待摧毁雅典帝国的恰当时刻。科林斯发觉雅典在科林斯湾那巴克图地方保持一个据点而不可能高兴……所有这些都是危险和不稳定的可能源泉”。
此后长时间内，虽有渐增的战略猜疑和间或势力越轨，特别是雅典方面的势力越轨，但在十余年里，雅典和斯巴达两强始终彼此大致尊重，而且其间各自国内的瞄准对方的主战派从未兴起，至多只有战略预防派。就雅典政治领导者伯里克利(Pericles)在这期间的对外政策根本目标，用当代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权威学者、耶鲁大学古典史教授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话来说，即“与波斯和斯巴达两者维持和平，捍卫雅典的尊严，并且牢牢控制帝国”，尽管这些目标之间有潜在的严重的内在紧张。总之，可以说在多年里，维持两强关系稳定的政策性动能在雅典和斯巴达双方都颇为强劲。
然而，同样存在趋于损坏和倾覆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而且逐渐愈益增强。对两强之间的“战略空间”的争夺，特别是雅典最后对斯巴达的盟友或“亲戚”和“意欲皈依者”的严厉惩戒和残酷打击，导致两强开始迅速滑向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继而又深陷其中。这个过程广义地说经历了近十年，其间雅典愈益扩展帝国实力，施行愈益严酷的帝国统治，斯巴达则在深恨雅典的主要盟国科林斯及底比斯的煽惑和敦促下，愈益恐惧和嫉恨雅典。不仅如此，两大集团内的次级成员彼此间的冲突迫使主要成员站在自己的盟友一边进行武力干涉，从而引发或加剧对方盟友的深仇大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元前 433 年，雅典舰队为科尔基拉逼退科林斯舰队。所有这些既是结构性的，也是政策性的，两类动能交互作用，彼此增强。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两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紧张状态甚或危机，但终究没有度过最后一个。滑入谷底之后就不可能逆转，因为大国决不“投降”，大国进入大国间的大冲突后总是奋战到底，任何武器或可想象的处置败方的威慑效应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导致大冲突的诸种动能启动之后就不易消除。其一，两强各自存在内部的竞争和冲突动能，它们各自的鹰派总是在客观上彼此互送弹药，以便战胜各自的鸽派，而鸽派的暂时成功往往最终引起失望，从而进一步增强鹰派的势力。其二，两强恶性互动中存在升级效应，因为虽然两强都不想打大仗，但同时也不想牺牲它们各自界定的、往往是被夸大了的紧要利益和民族尊严;其三，“第三者”的至关重大的促进竞争和冲突作用，其殊难消除是因为两强都有空间上的广泛利益甚至是广泛的紧要利益，而“第三者”广而言之可以说是两强间广泛、复杂和多样化的战略外围，或曰“争夺天地”。
挑战者对衰落中的现状者的能动过程有个屡见不鲜的基本逻辑:挑战者一次又一次地从有限推进得益，因而倾向于缺乏足够的减小最终冲突动能的意愿。与此同时，衰落中的现状者为避免摊牌，一次又一次地收缩和退让，因而最终很可能会认为无可再退，以致决心一搏。挑战者倾向于漠视或轻视“胜利的顶点”，现状者则倾向于漠视或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
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而不能过晚。这“时间点”概念系由唐纳德·卡根教授提出，旨在精致地质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论。卡根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的开头写道:“当修昔底德提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时，他当然是对的。这就是说，在武力冲突爆发以前的某个时间点上，已无法改变导向战争的进程。”然而，他接着强调，“让我们不要忘记，别的时候，人们可以在若干可能性中间自由选择，从而或好或坏地影响他们的命运”。
公元前433 年至公元前432 年，实际上被卡根认作这“时间点”，因为其时雅典在暴烈地镇压帝国附庸波提狄亚的反叛，并且颁布整个雅典帝国对斯巴达的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而这些据卡根考察都是针对斯巴达的主要盟友大邦科林斯的。此时离斯巴达宣战不到一年，离战争实际开始不到两年。请记住:两强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不能过晚。
过晚的根本证明是在最后关头，即经表决而宣战的于公元前 432 年 7 月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表决之前，即使有斯巴达主和派领导人、斯巴达国王阿尔奇丹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力图在和平避战方向上打动公民大会，仍无济于事。可以责怪斯巴达公众的非理性激情、粗糙理解、过头猜疑、过头恐惧和一厢情愿，连同盟友科林斯的蓄意煽动，它们战胜了(如同它们在历史上经常战胜)理智、精细、分寸感、审慎甚而传统。然而，反过来说，鉴于雅典的帝国专横甚而横暴，鉴于波提狄亚事件和《梅加拉禁令》必然造成或加固的雅典凶猛残忍印象，很难使斯巴达公众不加剧对雅典的疑惧和敌意。雅典和斯巴达的主和派都未(而且很难)做出在这方面能使他们放心的、信服的论辩。特别重要的是，雅典的政治领导者伯里克利将自己在帝国内部或外缘的强硬政策与对斯巴达的温和政策截然分开，以为只要对斯巴达本身温和就可永保两强相安，使雅典在帝国内部甚或外缘差不多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首先出自———雅典和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卡根没有看到这至关紧要的一点。修昔底德以其“雅典权势的增长和这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之论，却似乎触及到了这一点，而他的伟大史述更使我们能够领悟之。
修昔底德的记载和论说富含对雅典、“雅典人信条”乃至他眼中的人类政治实践的哲理性反思———悲壮和深刻的反思。它们动人心魄地反映出修昔底德的悲观主义，即深信“雅典人信条”在造就和扩展雅典的权势之后，几乎必然地招致雅典的病变和毁坏。他既相信这信条，又超越和鞭挞这信条。他极有力、极生动地提示“恐惧、荣誉和利益”在驱动人类政治特别是强者政治方面的强劲力量。与此同时，修昔底德也留给后世一项根本性警示，即它们在极端迷信这力量的政治共同体那里，几乎必然导致自身的败亡。
简短的结论
关于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 80 余年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一言以蔽之，就是相隔因而相容。在殆无直接重大竞斗意义上“不接触”，遂彼此相安无事，因为它们各自首先集中于国内变更———它们国力国势开始剧增或得以复兴的最重要条件，也因为在这最重要条件开始具备后，它们首先从事上述“区域性”而非全体系突进。英法两强当时的长时期稳定关系大致盖出于这两项结构性动能。
在长达 70 余年时间里，西汉帝国和匈奴帝国总的来说是和平相处，甚而“约为昆弟”，有其正式的名义的和睦关系。汉初数代君主忍辱负重的“朝贡和平”提供足够的政策性动能，既杜绝了对西汉来说致命的厄运，又得以逐渐累积起充裕的资源和其他条件去最终击毁压迫性的匈奴帝国。就汉匈两帝国之间总的来说长期的稳定或稳定关系而言，出自汉帝国数代君主的政策性动能是决定性的。
雅典和斯巴达两强间的稳定关系肇始于“三十年和平”协议:它们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末尾订立的和约，可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开端。虽然在多年里，维持两强关系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两者都颇为强劲，但同样存在趋于损坏和倾覆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而且逐渐愈益增强。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而不能过晚，而雅典对波提狄亚反叛的暴烈镇压和对斯巴达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可谓“失足而成千古恨”，令其不可挽回地过了这命运攸关的“时间点”。致命错误成双，提示这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帝国难免产出暴烈政策。
最后，笔者禁不住要重述本文开篇的一个悲观主义的尝试性命题(tentative proposition):无论古今中外，两强之间较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大凡例外，似盖出于两种情势: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出于内外重大缘由“跌出”强国行列，于是强国竞斗的逻辑对它们而言不再有效;或者，这两强“矩阵”不再是国际体系内的头号枢纽，因为第三强勃然崛起，构成对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首要的潜在威胁或实在威胁，两强关系的逻辑随之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