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滑超出了预期，这种预期是始料未及的。国内宏观经济正在接受来自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导致的“经济停滞”下的大幅下滑，以及国外疫情蔓延的双重考验。在这个考验中，国内GDP增速已经在过去两三年间进入到下行周期，而且筑底的预期仍不明确，疫情的短暂冲击力非常强烈，全球经济进入到负增长阶段，并在未来数月处于挣扎的困难境地，对于GDP的增速预测仍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在危机时刻，第一点就是预期，既要有清晰的判断，需要有信心，增速对于GDP总量超过100万亿的经济体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是宏观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失去了GDP增速目标，国内经济的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就业、CPI预期等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要害在于失业率高企对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结构性的变化与GDP增速具有共振效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内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后，进入到新的衰退周期，恢复性增长的任务充满了艰难和挑战。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关于GDP增速“保6”的呼声，以及结合当前“底线管理”的目标，再次明确GDP增速的对于国内民生、企业、市场和投资者的意义，也是确保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所在。失去了GDP增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民生、世界经济、地缘政治等问题，而这与过去所强调的“唯GDP论”相差甚远，“底线管理”的GDP增速目标的准则。
GDP超预期失速与宏观经济的阵痛
宏观经济离不开GDP的核心指标。国内经济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地方经济的竞争性，表现在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高度依赖性，县域的竞争带来了招商引资和大量的产业布局，形成了规模效应，短时间内带来地方经济的繁荣，但超预期失速则成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阵痛。
图表2：我国GFP结构与标准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泽平宏观，2018
（1）任何对GDP增速的误解都是“虚无主义”。早期来看，国内GDP的增长充满了戏剧性，既有内部改革开放启动后市场经济各要素生产的驱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庞大的市场和健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加上全球化的自由开放市场，为国内经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时间和空间。GDP增速效应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投资者产业布局和转移，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各类资源，城市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人口素质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去一贯强调的“唯GDP论”具有批判性，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消耗了大量资源，牺牲了资源生态，而且给未来的城市治理、地方产业升级埋下了隐患和风险，这也是很多城市经济发展进入到瓶颈期的原因。忽视创新和技术，失去控制的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等，给地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县域竞争”的优势则成为了劣势，滋生了腐败，最终破坏了GDP增速的环境。
余永定教授曾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要保持中国的长期的经济增长就需要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目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路线图已经发布，提出包括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等重要指导意见，表明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实质性的改革阶段。打破过去行政垄断资源和不合理的限制，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从结构性的改革层面破除GDP增长放缓的困局。
（2）没有GDP增速支撑，财政赤字难平。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1-3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157亿元，同比下降1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24827亿元，同比下降12.3%。受疫情冲击，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对于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定掣肘，宏观经济调控将需要调整，应提供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从财政收支的结构体系进行变革，而各地方GDP增速的修复和预期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合乎实际的增长预期和精准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得益彰。
目前部分学者建议取消GDP增速目标设定，也有如刘世锦教授强调的“相对增长率”等新的概念，事实上都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对于刚刚突破人均GDP1万美元的中国而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离不开GDP增速的支撑。在疫情冲击下，原本处于周期性下行趋势的GDP增速更是“雪上加霜”，这种非常时期，需要冷静客观面对下滑的趋势，并且看到近期各项指标恢复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劲。
何为“底线管理”？为何“底线管理”？
GDP数据通告如期而至，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这个数字代表着经济增速下滑的某一个层面的结果，但不能代表宏观经济的全部，数字的背后是一些更为焦虑的内容。新冠肺炎的疫情处于胶着阶段，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集中的时代，关于疫情的“拐点”和“转折”依旧是争论不断，如同对GDP增速的激烈争议，从另一层面显示出国内宏观经济的“窘境”。GDP增速依然是绕不过的话题。
图表3：社会零售消费品同期增速（%）
图表4：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速（%）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2020
（1）没有底线管理，未知的恐惧将更加充满不确定性。这绝不是“唯GDP论”的又一次“开倒车”，而是关乎民生、就业和生存。国内经济仍然具备个性化的一面，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在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后，“底线管理”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而且是市场化改革启动的基石。国内目前遭遇到的“双重”打击产生了很多的不利影响，GDP增长和发展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不能忽视的是，在面对危机时刻，超级经济体的任何一个宏观政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开展，这才有了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定向、专项的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发行特别国债计划、开展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以及纾困中小企业等，扶持“新基建”产业发展等等，这些政策更强调精细化管理，深入到经济增长的“毛细血管”，中小企业是稳定就业的重要结构性力量。
一季度的“三驾马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不约而同地下滑。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从国内延续到全球，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局”对国内的GDP增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而且存在“二次”冲击波的极大可能。从近两年开始，国内GDP增速就处于持续的下行周期，始终无法回到过去的阶段，2019年的GDP增速是6.1%，关于2020年GDP增速“保6”的讨论还历历在目。回头看，这个论点仍然发人深省，很多的经济学者则忽略了GDP增速背后的意义，是数千万人的就业、成千上百个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生存法则。失去了GDP增速的竞争性激励，县域间的竞争格局就会被打破，那么要素市场改革将无从谈起。
（2）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没有较好的增长预期，中小企业的生存步履维艰，失业率问题将爆发。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萎缩16.1%，3月末调查失业率从2月份的6.2%降到5.9%，而隐性失业则难以预估。我们再看从余永定教授的“保6”的呼吁，窥探四个月后的经济数据，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事实上，GDP增速的争论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过去地方政府一再强调的“唯GDP论”作为地方竞争、官员晋升的核心指标，到近年来经济增速进入下行周期的稳预期，“保6”不再是单纯的宏观经济数字，而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增长前景的深度思考。如余永定教授所言，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筑底趋势还不明朗，预期一旦形成将相当危险。如果没有增长目标的设定，那么宏观调控的目标和着力点在哪里？
对于国内GDP增速目标的设定，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经济增速应不低于5.5%，需实施4万亿财政扩张计划，关乎就业和民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刘世锦则认为，国内经济应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役增长模式”，全年增长目标在3%左右即取得较大胜利，并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进行评估。普遍的共识是经济增速目标适度让位于稳就业，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驱动，单纯的就业保障和救助举措则难以为继，最终仍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目标，并为中小企业的生存提供土壤。
GDP增速的结构性变化是改革的发力点
当时市场的普遍预计2020年GDP增速目标在6%左右，略低于2019年6%-6.5%的区间目标。我们知道，国内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的阶段，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改变这种周期性的特征，反而凸显了决策层对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不难看出，此次高层再次强调“底线管理”具有深刻意义，一则是国内GDP增速下滑的态势应逐步通过加大宏观政策进行调节，二则是将政策用在保民生、保就业等领域。
图表5：中国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与部分国家对比（%）
资料来源：泽平宏观，2018
（1）结构性难题短期内无法破解，需要改革破题。从各类预测和分析来看，国内GDP增速将进入到一个非常时期，一季度的GDP增速具有特殊性，普遍数据下滑并非经济韧劲的“不足”，而是结构性的下滑，比如第二产业和以零售、文化旅游、餐饮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最大，一季度分别下滑至-9.6%、-5.2%，表明了短期内增长的困难预期加大。从过去的数据来看，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成为主流，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拉动作用已明显下降。
2019年国内GDP增速已经处于下滑态势，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四季度增长6.0%，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余永定教授对于“保6”的理解一方面是基于GDP增速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明显，总需求减少导致GDP增速进一步下滑，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是基于GDP增速下滑导致经济结构的必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等问题难以避免，没有经济增速的保证，结构调整的难度就会进一步加大。
（2）经济失速的冲击正延伸到社会生活层面，不能任由发展。从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走势来看，截至2020年2月，国内城镇调查失业率已升至6.2%的水平，为有统计数据以来新高，表明就业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而到了3月份，这一数字降到了5.9%，但仍高于历史同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保住中小企业就是保住社会稳定。中小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薄弱，而且承担着大量的就业人口基数，经济增速的恢复对于中小企业和就业保障的激励作用更为直接。
当下，国内GDP增长的风险在于内部消费市场的萎缩短期内无法扭转，如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仍处于管控隔离阶段，聚集性和局部的疫情风险较大，防控压力仍在。外部风险在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暂停”，外需下降、订单大幅减少，国际物流渠道受阻，海外疫情还处于高峰期。内外部风险共存，对于GDP增速的负面效应有增无减。国内经济增长的前景有喜有忧，恢复生产生活和消费是关键。
早在2018年，余永定教授就强调经济增速需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目前，国内经济正在从疫情防控进入到全面复工复产阶段，各方面的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基本面仍然保持较好的韧劲，包括部分新兴产业处于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达99%，消费市场回暖、基建投资提速等，均是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速将会有所好转，这取决于海外疫情的防控效果，以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恢复。
GDP恢复性增长的区间仍取决于内部
海外的疫情防控进入到“胶着”阶段，欧美国家的“去中国化”正在新一轮的舆论风潮和美元体系下运作，技术制裁、科技竞争的加剧，欧美日等倡导产业链回迁的呼声响亮。事实上，全球产业链已经处于一种危机模式，持续的周期超过了以往，国际航空、港口和贸易物流体系的停摆已经显示出“去中国化”的迹象，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远未达到第一梯队。沿海地带活跃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面临着两难的境地，订单大幅度减少，复工无法复产的尴尬状况需要纾困、救助和信心。
（1）恢复性增长的难度较大，没有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GDP失速则无法扭转。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三期叠加”的周期已经形成共识，过去的中高速增长将进入到中低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仍没有清晰的答案。从短期来看，2020年国内GDP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正增长水平是可以预期的，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降3%，中国经济增增长1.2%，并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9.2%，实现报复性增长。关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一要保持清醒认知，GDP增长变得困难是非常客观的；二是要有所行动，通过一系列举措扭转增速下滑态势，实现经济的复苏和恢复性增长。
决策层对于国内经济的判断有非常清晰的战略，包括对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必须充分估计，把握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紧迫感。2020年的中国经济和2008年已经有本质区别，在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依存度方面均有独立性的一面，地方债务水平处于合理区间，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均比较充足，并且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和“工程师红利”、优质的教育人口等作为重要支撑，这是国内GDP增速恢复的潜在驱动。
我们知道，消费、投资和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强化国内市场消费信心和扩大消费需求，加大产业投资和科技创新领域布局等拓宽经济增长面，同时在进出口贸易上保持供应链体系的优势，向国际贸易的中高端价值链迈进。长期来看，未来经济增长不能依靠房地产和盲目的基建项目。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都应作为宏观调控的发力点，帮助中小企业恢复生产和市场，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回归，避免资金空转，特别是对新兴产业、“新基建”等进行科学规划，重视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
（2）城乡融合发展是延伸GDP增长区间的重要战略，最为核心的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落地。从实践经验来看，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广大农村地区的“腹地经济”支持，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在“战时状态”为城市输出了大量的生活物资资料，如蔬菜、猪肉和粮食等。但是，也应看到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失衡和产业布局薄弱等问题，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已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路线图已发布，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地区，如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改革等，这些举措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值得警惕的是，淡化GDP指标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预期和前景。在推动GDP增速恢复的政策落地层面，一则是防止政策的变形，将特别国债、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用于解决企业融资和财务风险问题，确保中小企业生存；二是防止投资的过度，例如“新基建”等项目应审慎上马，综合考虑地方产业布局和需求，避免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三是应将要素生产改革配置改革方案细化，制定中长期实施的路线图，引导地方政府、海内外投资者以及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激活增长动能。
结语与展望
从目前的GDP数据预测来看，短期的下行趋势依然难以扭转。但从各项指标来看，二季度回升的预期比较高，全面复工复产和基建投资、市政工程、扶贫以及乡村振兴等项目均已推进，主要省市的经济活动已逐渐恢复，消费、部分进出口指标也已开始出现转机。IMF和部分研究机构的预测均表明2021年国内GDP增速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而过于乐观的估计值得商榷，今年全年的增速维持在3%以上水平是合理区间，预期的控制正是“底线管理”的题中之义。
图6：世界主要国家均进入低利率和负利率时代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2020
经济“战疫”是一场硬仗。一是国内疫情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包括零售、餐饮、旅游等难以达到过去的水平，部分区域聚集性风险仍在，复工但复产的压力较大，海外疫情扩散造成的供应链体系断裂、订单减少和贸易萎缩，造成大量中小企业复工成本攀升，需要各项政策进行纾困；二是房地产等刺激政策被限制后，其他的产业和“新基建”等短期内激活经济增长的难度颇高，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已发生逆转，需要采取刺激内需、大规模投资和供应链体系重构等非常措施。
余永定教授最近再次强调，没有一个全国GDP增长目标，各个层面的经济决策就失去了一个参照物，许多经济活动将难以协调。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旧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失去了引擎的全球经济将陷入困境，复苏难度增大。二季度恢复性增长预期仍不明显，短期内支撑GDP增速的仍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基建还难以达到支撑GDP规模效应。
剧变时代，疫情扩散的冲击波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失速，恢复性增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而大部分研究机构的预测均将中国GDP的增速设定在2%-3%左右，超过3%预测则较为谨慎。我们需要采取非常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和救助方案，对冲GDP增速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既要确保精准施策，将资金用到救助中小企业的融资和风险共担，更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实现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回到正常水平。
参考资料：[1]余永定，《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财经》，2019.12[2]IMF总裁，《拯救生命还是挽救生计——一种虚假两难》，IMI财经观察，2020.4[3]许小年，《危机、衰退还是大萧条？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与应对》，《经济观察报》，2020.3[4]刘元春，《这次危机是系统性停摆不是周期性冲击，不能用传统观点来认识》，网易研究局，2020.3[5]刘世锦，《转危为机，深化结构性改革》，《比较》，2020.2[6]李扬，《做好应对新型长期衰退的准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