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警告的，“当雅典或中国这样的崛起势力威胁要取代统治希腊百年的斯巴达或美国时，基本上警钟就该敲响了”。如今警钟已震耳欲聋，以至于掩盖了让中美两国摆脱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想法。
摆在前头的路有三条：一条可能是死胡同，另一条将导致毁灭，第三条则可能带来全球复苏。第一条路的方向是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的“中美国”（Chimerica）模式，即中美在经济上联姻。这种观点承认，通过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即是21世纪的经济现实。
但由于它导致了经济失衡，这种“中美国”模式或许不再行得通。鉴于人们对全球化和中国的普遍反对，尤其是在美国，重新深化中美一体化进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即使有什么，那也是广泛的“脱钩”已经开始。
第二条路将导致一种更具对抗性的安排，即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削弱对方。它有可能是被动发生的，即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受苦受难袖手旁观。或者是，一方或双方为对抗另一方而积极挑唆其国内动乱，甚至公然参与破坏。不用说，选择这条道路不仅失德，而且危险。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应提倡这种破坏性的逐底竞争。
第三条路是通过关注共同利益和打击共同敌人，恢复彼此之间的信任。回看埃里森的历史范式，值得记住的是，斯巴达虽然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但随后走向衰落，并为希腊外围王国马其顿在腓力二世统治下的崛起铺平道路。
在今天的情况下，当中国确认新冠肺炎是一个严重威胁后，它付出了巨大牺牲来遏制病毒，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着手准备创造了一个机会窗口。中国在境内压平了传染曲线，目前正通过向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派遣医疗专业人员和设备来展示全球团结。
美国不承认中国的果断，不感谢中国的帮助，反而加倍毁谤中国。正如马来西亚经济学家沈联涛所言：“中国做的任何好事都会被看成是攫取权力的阴谋。”在西方看来，中国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好。这种偏好是最令人遗憾的，格雷厄姆提醒我们的那段历史不应被忘记，尤其当它自我重复的时候。
不必如此。从今天开始，通过双边和共同领导的全球行动遏制新冠疫情，并使全球经济重回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中美两国可以开始重建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已经有时日，但两国曾经联手对付过共同的敌人。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和美国携手并肩，抗击基地组织及其同伙带来的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国再次合作，将世界从全球萧条的边缘拉回。2014年，中国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为巴黎气候协定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场全球危机，新冠疫情也应被视为共同的敌人。毕竟，病毒既不遵守政治边界，也没有任何种族或国籍界限。没有一个国家能单打独斗赢得这场抗疫战争。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共同利益要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分歧。通过要求中国和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两个像中美这样有丰富多样历史的大国都必然存在分歧。近年来，这些分歧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但不可否认，两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有着共同的核心利益，这些挑战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金融动荡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无数共同敌人。
与中国和美国不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手段保护自己免受新疫情的威胁。中美两国应共同提出大胆建议，通过新发行IMF的全球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SDR）”，同时减免较贫穷国家的债务，来为它们提供更多的资金。只有这样，那些苦苦挣扎的政府才有财政空间来应对疫情，然后重启经济。病毒和经济危机在任何地方依然存在的话，都会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所有地方构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