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急剧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实体经济遭遇了“休克式”冲击，严重阻断了正常经济活动，全球经济急剧陷入衰退。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显著萎缩，全年经济增速也将大概率转为负增长。
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活动，导致全球人员流动、货物贸易中断，全球供应链断裂，使本已低迷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预计 2020 年全球贸易额将出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下跌。
随着全球供应链中断，全球广泛的停产停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 FDI）将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冲击，联合国贸发会预计 2020 年全球 FDI 将下降 40%，出现 21 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下滑。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随着美国疫情进入暴发期，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经营中断，经济将会遭遇严重萎缩，第二季度甚至出现不亚于大萧条时期的严重衰退。虽然美国推出 2.2 万亿美元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和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希望帮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和中小企业存续下来，失业人员度过难关，但在生产经营活动因疫情大规模中断情况下，上述措施难以阻止经济急剧萎缩。随着疫情在欧洲广泛扩散，加之经济基本面本就相对脆弱，欧洲经济也将陷入显著负增长。日本经济原本位于低增长区间，疫情影响之下也将陷入衰退。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幅下行。经济处于脆弱复苏中的巴西预计将再次陷入负增长，而本就受到油价下跌影响的俄罗斯，以及遭遇电力供应瓶颈的南非，预计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将双双大幅下降，大概率进入负增长区间。印度经济增速也将大幅下行。
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之下，全球凸显多方面矛盾，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将加剧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并可能引发多种次生风险，甚至不排除在部分国家引爆经济金融危机。
一是疫情持续时间或将超出预期，导致对经济冲击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深。鉴于疫情扩散后，会带来更大的扩散效应以及医疗物资挤兑效应，控制难度会显著加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医疗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快速扩散期，大大增加了全球防控压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疫苗研发可能需要 12 ～ 18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目前缺乏专属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即使 2020 年三季度控制住了疫情扩散，也并不排除二次甚至多次复发风险。在疫情全球扩散且各国疫情演变周期不同步背景下，率先稳住疫情的国家其经济增速也会因他国需求萎缩而陷入被动式下降，且疫情持续时间越长，这种被动式下降时间越持久。
二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将加剧全球化阶段性退潮。目前各国疫情演变并不同步，虽然我国国内疫情已经得到遏制，但是欧美却开始步入疫情暴发期，导致断裂的供应链短期内难以修复。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重构风险，一些跨国公司基于风险原因存在将生产本土化和区域化的安排，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支持政策鼓励海外企业回流，加速供应链本土化，这将加剧全球化的阶段性退潮。此外，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之际，部分国家相继加大对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出口贸易管制，提高了贸易壁垒。
三是各国应对经济衰退政策空间有限，刺激政策效果因供应链中断而大打折扣。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率水平已经很低，全球债务水平已经升至新高，导致货币财政政策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财政和货币宽松通过扩大需求提振经济应对传统经济衰退有效，然而在疫情导致正常生产消费活动中断情况下，提振经济效果大打折扣。此外，不同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断的是资金流，能通过注入资金加以解决，疫情之下中断的是供应链，难以通过注入资金加以解决。
四是警惕疫情持续扩散引发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企业营收和家庭收入锐减显著限制了其偿债能力，金融业将面临较大债务违约压力， IMF 警告称疫情对金融业的冲击程度堪比 2008 年金融危机。2020 年 2 月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新兴经济体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超过90个国家向 IMF 恳求应急资产支援，疫情持续扩散或将导致部分经济金融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经济急剧衰退还可能导致缺少主权货币的西欧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随着国际市场对原油需求大幅萎缩，油价低位徘徊，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可能出现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发出警告，因不断增多的国家拟启动部分粮食出口限制，全球可能面临粮食短缺危机，并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粮价大幅上涨的风险。
二、疫情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明显负面冲击
一是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明显下降。在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同时遭遇供给侧和需求侧冲击，全球大流行又使中国经济同时遭遇外需和内需冲击，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幅下降。虽然近期制造业复工率达到 80% 以上，但餐饮、航空、旅游等服务业复工率较低。同时因海外疫情暴发，海外订单急剧减少或遭取消，进出口受阻，供应链中断，部分地区复工难以复产，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
二是就业遭遇突发冲击，城镇失业明显增加。新冠疫情造成一季度失业率攀升较快，隐性失业规模较大。如果考虑农民工返乡后未能返城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的变化，失业问题更加严峻。主要原因在于疫情直接冲击消费和中小微企业，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体。一季度末，企业复工仍然不足，企事业单位人员招募后延，制约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创新创业活动受疫情影响较大，不少原有的创新创业平台项目质量不高，疫情冲击加速了部分“温室式”创新创业平台的消亡。
三是食品价格上涨明显，结构性通胀通缩并存。当前我国一般物价呈现出典型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受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CPI 处于高位；另一方面，更能表征宏观经济冷热状态的核心 CPI、 PPI、 GDP 平减指数均较为低迷，工业领域面临结构性通缩风险。新冠疫情暴发后，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因供不应求，价格出现较快上涨。蔬菜、水果、肉类等对物流依赖度较高的商品，也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供需传导受阻的局面，消费者面对的菜价、肉价上涨，买菜买肉难，生产者却面临库存积压，卖菜卖肉难。受疫情影响，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电影等大部分服务品需求断崖式下跌，均衡价格大幅走低，甚至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
四是贸易规模明显下降，经常项目出现逆差。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海外需求明显萎缩，进口面临供应链中断风险，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都大幅下降。2020 年 1~2 月份，我国货物贸易逆差 71 亿美元，是我国自 2012 年 2月以来首次在年初两个月出现货物贸易逆差。出境旅游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中占比最高的一项，随着国际旅行中断，出境旅游逆差显著下降。但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萎缩将不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按美元计， 2020 年 1~2 月，尽管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显著收窄，但由于货物贸易由原先的较大顺差转为逆差，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出现逆差 377 亿美元。
三、疫情大流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
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之际，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
（一）实体经济遭遇外需冲击，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
一季度国内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第一波冲击，预计经济超预期负增长。疫情全球大流行将对二季度的中国经济产生第二波冲击。全球大流行迫使美欧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封闭和隔离措施，而北美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疫情大流行将导致这些地区需求锐减，我国实体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外需萎缩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季度即便我国内需有所恢复，但外需下滑冲击也将明显抑制经济增长。
当前疫情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蔓延，形成的扩散暴发式流行病曲线具有波浪式特点；测试技术、预防和治疗用药及疫苗研发正在快速推进，这些因素给未来国际疫情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对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言，新冠病毒引发的国际疫情大流行有可能超过 6 个月并长期化，从而演变为季节性流行病。对于疫情的波动式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均应保持高度戒备，并做长期预案。在这样的背景下， 2020 年下半年及全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
（二）进口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剧，企业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
在我国外贸结构中，中间品贸易占进口比重长期保持在 60~70%，占出口比重也在 40% 以上。疫情全球大流行特别是近期美欧处于暴发期，不少企业停产停工，对我国来源于北美和欧洲的进口供应链将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机械设备、汽车与船舶制造、发电设备、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医疗器械、医药化工等领域处于我国产业链上游，是一些重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来源地。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我国进口供应链将存在中断风险。
（三）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企业外迁压力加大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发达国家产业战略布局调整以及各种“反全球化”势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发达国家正在收缩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将中高端制造环节回流至本国，将中低端环节转移到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正在被逐步弱化，企业过快外迁压力加大。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疫情大流行冲击下，一些产业链一旦断裂可能永远无法恢复。一些跨国公司出于业务稳定性的长远考虑，可能调整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链条，以便降低对单一供应商和供应来源地的依赖。
（四）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返贫问题进一步凸显
2020 年脱贫攻坚收尾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剩余约 550 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这本身是脱贫难度最大的人群。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叠加在原有致贫因素上的又一个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将一部分已脱贫人群重新推向贫困，并可能产生放大效应。脱贫攻坚的存量扫尾和成果巩固将同时面临更多挑战。
一是全球性衰退将使社会性扶贫资源投入受到压缩，形成脱贫攻坚合力的难度加大。二是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的增收机会减少，已形成的增收机制难以巩固，未脱贫者通过就业实现脱贫的渠道受到挤压。外需收缩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机会减少，一些尚未脱离脆弱期的扶贫项目和扶贫车间可能会停摆甚至流产。三是居民消费更趋谨慎，乡村旅游等文化性消费受到抑制，贫困家庭从业收入相应减少。特色扶贫产品需求萎缩，出口受限迫使产能压缩，直接影响贫困户的变现能力。
（五）就业机会明显减少，特定群体就业压力明显加大
疫情大流行导致出口企业面临着大面积退单、毁单，制造业出口及其关联产业就业堵点将从疫情前期的“无人做事”转变为后期的“无事可做”，全球衰退对出口的冲击可能导致我国外贸企业出现失业潮，普通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工就业将出现很大的压力。供应链局部阻塞或断裂，具有引起全产业链就业塌方的风险。
即便国内服务业、建筑业较大程度恢复，也难以快速抵消外贸企业的就业损失。疫情大流行还将削弱服务业提供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产业转移就业的能力。疫情暴发之后，不少企业已经取消了年度招聘计划，就业形势尤其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岗位增长乏力，还将增大解决劳动纠纷、就业歧视等问题的复杂性。
（六）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外部金融环境骤变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剧烈冲击下，当前全球股、债、汇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均处于动荡期。美国股市暴发了历史性的四次“熔断”。美欧日及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均出现了 20% ～ 40% 的跌幅。国际石油价格由 55 美元 / 桶一度下跌至25 美元 / 桶以下。资金加速向安全资产聚集，具有标志意义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 1% 以下，全球负利率国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相比而言，国内金融市场尚且较为稳定，截止 3 月末上证综指仅比疫情暴发前下跌 12%。一方面，全球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难以避免地会对国内资本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的资产价格容易出现暴跌，仍应高度关注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疫情防控阶段错位，人民币资产可能体现出阶段性避险属性，加之美欧央行量化宽松释放大量流动性，一段时期内海外资金可能加速流入我国市场，给跨境资本管理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新挑战。
四、建议及时推出并实施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
这次疫情冲击导致的全球危机本质上是民生危机，疫情冲击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循环，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造成极大的困难。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建议及时推出并实施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突出企业生存、民生保障和底线思维。
面对疫情冲击，要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层面，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问题。需从疫情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审视，在疫情被完全控制之前，有计划地把有限的救助资源优先投向国内基本民生领域，救助收入流和现金流面临断裂的中小微企业和居民，加强疫情防控治疗行业发展。纾困救助计划应最大限度、最高效地把资金送到最短缺的中小微企业和居民手中。政府实施的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尽量避免在中长期引发结构扭曲问题。
考虑到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发展趋势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到常态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可以先按照两年（2020 —2021年）进行准备，实施过程中视情况发展变化再作灵活调整。具体而言，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内容。
一是救助暂时陷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旨在稳定就业。可由暂时陷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向银行提出救助申请，要求企业不裁员，提供 2019 年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银行账户收支记录等数据，过去有良好纳税记录的企业优先获得救助。这部分救助贷款利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具体比例可按照税收分成比例确定。
二是救助中低收入群体，旨在扩大消费。建议中央财政通过增加一般公共财政赤字率和发行一般性长期国债筹集资金，针对人均收入后 1/2 的群体（约 7 亿人）实施现金救助，这部分支出计入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属于临时救助性支出，因此而增加的财政赤字也是临时的。假设按照每人每月500 元设计，每月总计 350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约 0.35%，可以先连续发放3 个月。3 个月后再综合考虑疫情发展、持续时间、通胀水平、政策效应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发放，全年累计发放规模占 GDP 比重控制在 1% ～ 3% 之间。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情况适当增加现金救助发放力度。
三是放开落户限制，旨在促进城镇化、都市圈和城乡融合发展。破解利益固化的阻力，全面放开 1000 万人口以下城市落户限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释放农民进城和外来人口落户所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释放城镇化和都市圈的巨大发展潜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内需启动注入活力。
四是执行灵活的房地产政策，旨在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坚持“房住不炒”，真正落实“一城一策”，推出全国性的人地挂钩政策，综合考虑各地房地产价格、房屋空置率、库存水平、人均住房面积、外来人口等更多因素，有序放松各地房地产限售限购政策，满足居民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重视妥善解决开发商融资难问题，赋予地方政府更大自主权。在过去五年人口净流入城市，根据人口流入量建设适量的政策性公租房。公租房建设应选址合理，与产业布局融合，防止政策套利。
五是健全消费环境，旨在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完善都市圈发展环境，解决城市停车难和交通拥堵难点，放开汽车限购。支持物流行业发展，降低物流成本，完善冷链物流，扩大网络消费和线上消费。规划引导健康消费，完善医疗保健疾病预防制度，加大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六是加大新老基建投资力度，旨在为未来发展精准赋能。专项债项目适当向都市圈所在地区倾斜，降低资本金比例，加大国土整治力度，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和地下管网等公共工程建设，提高投资效益，并创造以工代赈就业机会。实施全国公立医院改扩建提升工程。从转型升级视角促进企业投资新基建，对企业相关投资贷款给予贴息支持，推动 5G 等新技术及相关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5G 终端产品消费，尽快形成 5G 产业链。
五、非常时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强化民生导向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大流行病冲击和全球性民生危机，为了配合实施上述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非常时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强化民生导向，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强化政策落实。
一是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发行规模，发行特别国债。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大疫情的剧烈冲击，建议将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提高到 4% 以上，新增赤字重点用于纾困救助暂时陷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合理扩大专项债资金充当项目资本金的范围，重点投向都市圈基建和全国公立医院改扩建提升工程。发行特别国债（非赤字型国债），筹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支持地方中小银行改为政策性银行以提升对地方中小微企业服务能力等方面。
二是较大幅度降准和降息。建议显著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二季度累计下调 2 ～ 3 个百分点，以对冲政府一般债、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发行造成的流动性冲击，确保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实施较大幅度的“非对称降息”：一方面，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显著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 CPI 维持高位的情况下，暂不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运用定向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补充资本金和发行永续债，增强银行放贷能力；对疫情可能导致的坏账进行压力测试，及时果断地处置不良资产。
六、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
（一）高度关注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期冲击和中长期影响，加快实施供应链补短板工程
一是基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不少国家与我国供应链联系密切的实际情况，密切关注海外疫情走势，对海外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是加快推进中日韩区域一体化进程，强化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和协调。
三是针对机械设备、汽车与船舶制造、发电设备、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医疗器械、医药化工等重点进口产品疫情期间的供应保障情况进行摸排，做好供应链替代和备胎准备。
四是抓紧构建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关键供应商自给、实施供应链备链计划等方式，在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强供应链弹性建设。
五是着眼于中长期，维护和夯实我国制造业基本盘，加快补齐创新能力短板、供应链卡脖子短板、企业跨文化经营能力短板以及国际协作能力短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防止企业过快外迁。
六是完善和强化飞机制造等行业高端人才跨国交流机制。
（二）紧盯脱贫目标不放松，坚守稳就业保民生底线
一是采取更大力度超常规措施，扎实解决好最后“0.6%”等重点人群、“三区三州”等重点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近短期仍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主导。
二是高度重视新脱贫人口、贫困线以上低收入群体因抗风险能力较弱而可能出现的返贫问题，重点以边缘之上人口为主，强化市场性脱贫通道，巩固已取得的扶贫成果。
三是优化收官战阶段工作机制，对于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等确实无法通过发展型手段促进脱贫的困难群体，要及时发挥社会政策的兜底功能。
四是鼓励短期内难复工的季节性返乡农民工统筹安排全年就业预期，参与乡村振兴相关建设，减轻收入损失和生活支出压力。
五是优化统筹疫情防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全面恢复，并通过扩大消费等举措促进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快速回血，修复就业损失。优化城市管理模式，引导无固定场所摊贩有序恢复营业，支持灵活就业。
六是针对困难企业继续实施社保减缓、贴息贷款期限延长、房租减免等针对性援助措施。针对劳动者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保障，简化失业补助申请程序，扩大失业保险的给付范围，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和创业辅导。以面向就业困难群体为主，在城市管理、治安联防、生态保护等领域新设保民生公益岗位，发挥政府劳动力储备制度和“最后雇主”的功能。
此外，就业机会收缩期同样是人力资本投资机会成本低的窗口期，做好专升本和研究生扩招工作，并鼓励求职者参与更多培训和学习，在延迟就业的同时增大社会人力资本储备。还要及早防范就业机会收缩、无业人口增多引发社会稳定等次生问题。
（三）扩大开放合作，稳定外贸和外资
一是在国内疫情稳定情况下，要积极推进出口企业的复工复产，在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促进防护服、呼吸机、口罩等防疫医疗物资出口，帮助海外疫情防控。
二是进一步落实《外商投资法》，改善营商环境，防止因疫情导致过快产业转移和企业外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确保海关运行效率，保障贸易便利化水平。出台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外资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进行投资。
三是继续降低关税，特别是推动与其他国家进行医疗物资临时减税。
四是继续扩大对内开放，加快落实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和领域对民营企业开放。
五是积极推动并引领 G20 发挥合作应对疫情与经济恢复作用，推动成立G20 疫情应对与经济稳定工作组，积极利用此次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及时推出有效改革举措，补齐制度短板
一是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管理，降低企业创新创业和并购门槛。
二是推出跨省人地挂钩政策，促进土地指标在省级层面转移，解决人口流入城市土地指标不足的问题。
三是完善公共卫生领域体制机制。扩大医学、护理类专业招生规模，加大对医学、护理类学生支持力度。推进医疗系统收入改革，建立有效的、有实质意义的家庭医生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缓解医患矛盾。继续简化异地医保报销手续。把各类社会保障提高至全国范围进行统筹。
四是全面拓展“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继续优化政府服务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简化审批过程。
五是加快自然人破产制度建设和信用制度建设，化解自然人债务负担。允许居民、自然人申请破产，为其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生活就业提供新的机会。
六是加快国企股权划转社保基金改革步伐，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五）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各类输入性风险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下，今年的经济工作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是严密防范海外疫情输入风险。密切跟踪海外疫情发展态势，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及重点国家的信息交流和政策沟通，做好信息收集、分析、预测工作，及时了解全球各地疫情扩散动态和防疫工作进展情况。加强各类海关的检疫、防疫工作。对来源于疫情暴发地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员和货物，实施重点检疫观察；参照国际惯例，对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人员采取限制入境措施。做好海外疫区中国公民的信息统计工作，研判大规模撤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准备应急方案。
二是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做好疫情形势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确保商业银行体系稳健。通过新增资本金等形式，对冲疫情产生的坏账压力。防范海外资本市场恐慌情绪向国内外溢传导，防范资产价格暴涨暴跌。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形势变动，尤其要警惕短期热钱过快流入的衍生风险。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的基础上，防范汇率短期阶段性升值加剧外贸企业经营困难。及时研判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因美元流动性收缩、国际收支恶化等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外债危机和本币汇率危机，提前准备预案，应对其扩散为新兴市场大面积经济危机的或有局面。在利用好国际油价低迷的契机、加大原油进口、改革扩大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体制机制的同时，也要警惕油价暴跌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次生风险，影响我国石油供应链安全。
三是防范外部因素扰动粮食安全。抓住农村农业领域当前受冲击相对较轻之“机”，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警惕播种面积持续非粮化倾向，健全种粮激励机制，强化粮食高水平自给能力。防范口粮进口通道阻塞，影响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确保谷物自给水平，加大科技兴粮投入，优化结构，大幅提高口粮品质。同时要防范缺口较大的核心粮食产品进口受阻，影响部分食品制造业和养殖业的正常运转。
执笔：李雪松 汪红驹 冯 明 李双双 张彬斌
（课题组感谢参加报告初稿讨论的各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