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制裁回应及盟友体系内的超强动员，给了美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以最为直接的理由和机会。新冷战，有别于但又高度模仿20世纪下半叶的“旧冷战”，即美苏冷战。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演变呈现出非常吊诡的对冲趋势：一方面是主要国家在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建立战后的和平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霸权性的冷战竞争。
冷战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20世纪上半期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代表的“热战”，人类记取了流血战争的惨痛教训，但是在稳固的和平发展秩序的追求方面并未真正地价值觉醒和政治成熟。在二战以来数十年的冷战过程中，尽管不存在美苏及几大列强的直接热战，但由冷战所引发的局部代理人战争、地缘政治对抗及贸易制裁等，仍然严重干扰和破坏着人类寻求和平发展秩序的历史进程。
中国在美苏冷战过程中从对苏“一边倒”转向中美和解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结合历史处境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美国从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开始采取了一种“接触主义”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国际政治转变带动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结构性和解，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及融入国际主流体系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国际政治基础。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两岸关系的破冰前行，在外因上与美国的接触主义立场有一定相关性。
美国的接触主义包含着一种以民主价值规训和改造中国的战略意图。蓬佩奥（MikePompeo）在2020年5月28日的《2020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以及7月23日的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均回溯评价了美国对华奉行数十年的接触主义，包括以香港或台湾引导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部署。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一方面，中国政治道路和政法传统自有历史和章法，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政治存在而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道路自主性最关键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美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既有着完全规训一个东方民族的道德成就感，也有着主导中国市场的利益动机。美国规训失败，中国迈向民族复兴最后征程。对真正的“文明多元性”的价值恐惧及霸权挑战的历史记忆，推动美国朝野迅速形成了基于“新冷战”思维的反华统一战线。
中美的结构性新冷战，是21世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基本背景和动力。作为新冷战的“清理战场”的合逻辑动作，美国近些年加紧了对华全面脱钩的法律、政策和技术准备，从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金融战乃至于意识形态战争，已经逐步构成了除直接热战之外的冷战谱系。
新冷战是一种充满国际政治敌意与文明冲突内涵的全面性对抗和竞争，局部利益的妥协与交换，甚至局部利益的直接牺牲，已经不足以拯救“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的直接破局亦存在结构性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和平属性、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中国以“软脱钩”策略开展持久竞争的战略智慧。美国的新冷战全球动员不会简单地闭环，世界政治在力量、观念与地缘利益上的多元化，也制约了美国对“中美对立”的截然想象和建构。
美苏冷战与阴影记忆
人类历史上，热战是常态，冷战是非常态，或者说冷战是热战的准备。为什么20世纪之前没有出现严格的冷战？为什么20世纪截然分为前半段的世界热战和后半段的全球冷战？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价值层面，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人道灾难，人类从伦理、人权、法治与国际联合等方面全面反思了既往的价值观念，对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了有效的道德和政治批判，和平发展成为主流价值，导致主流国家难以通过直接的战争行为获取政治目标。
其二，技术层面，核武器在主要大国之间的普及与平衡，建立了国际政治秩序中前所未有的、保证对等毁灭的“核和平”，核武器是摧毁性的，但核武器却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这种人类和平辩证法奠定了冷战优先的理性基础。既然美苏具备了相互摧毁的核能力，既然直接战争无法为人类社会理解和认同，以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秩序为支撑点的冷战便应运而生，粉墨登场。
美苏冷战奠定了世界性冷战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方式：其一，意识形态的严格对立，即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在基本价值观、政治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上的规范性对立，这一宏观精神层次的对立一直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其二，经贸关系的内循环与弱接触，即美苏各自建立了内部协调的盟友市场体系，内部贸易占据主导，形成了对内循环、对外冷战的基本秩序，经贸互嵌的和平保障功能不断弱化。其三，军事实力的长期竞争和均势，即美苏在军事实力上互有优势，不仅具有对等摧毁性的核武库，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亦具有可比的制造基础和对抗能力，泛军事实力的平衡成为冷战不退回热战的重要保障条件。
其四，美苏冷战的持久化与局部代理人战争并存，即冷战不是完全冷却了的暴力对抗，而是冷战主体不直接宣战，不重蹈两次世界大战覆辙，但却会以代理人形式进行军事实力的较量和地缘政治的博弈，这些局部热战在朝鲜、越南、中东等地时有发生，构成美苏冷战的重要调节变量。其五，美苏冷战在总体的政治经济结果上是负面的，严重破坏了二战后全球和平发展秩序的规范建构以及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在冲突地带造成了长期的政治矛盾和社会撕裂，成为世界和平的风险点和威胁性因素。
对美苏冷战的阴影记忆，决定了进入21世纪的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不会真正赞同再来一次冷战。对于中美“新冷战”，美国国内也是存在撕裂性意见和政治斗争的。那些投票支持反华法案的国会议员中，有卢比奥（Marco Rubio）、克鲁兹（Rafael Cruz）之类的极端冷战鹰派，但也有许多议员并不真正愿意与中国展开全面冷战。至于接触主义政策的塑造者之一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今年4月初仍然撰文呼吁回归“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正轨，而不要走上新冷战的歧途。
然而，总有人希望重蹈冷战覆辙，甚至有人希望成为“凯南（George Kennan）第二”或“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第二”，他们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冷战鹰派，是不从人类整体利益及美国长期利益出发的非理性派系，他们的心智中始终萦绕着西方文化传统里“文明/野蛮”的严格二分法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多元主义和平共处。
软脱钩与自强之道
面对2012年以来中国的民族复兴计划以及美国内部政治的右翼化特别是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中美从“脆弱甜蜜”关系迅速蜕变为“脱钩对抗”关系。脱钩（disengagement or decoupling）是一种形象化的比拟，暗示了中美关系在改革四十年当中实现了某种难解难分的“挂钩”（engagement or coupling）。美国政策话语将中美密切交往关系确定为“接触主义”。这种接触主义在美方看来是非对等和附条件的：一方面，美国在对华接触政策上是有前提性预期和保留条件的，即中国的政策转变需要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对苏冷战）及美国的民主工程思维（改造中国），前者已经实现，后者并未成功；另一方面，美国总体上认为接触是一种包容性策略，是中国借助美国的经济体系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占便宜、搭便车的过程。
接触主义存在政策修正的临界点：民主化失败和中国经济威胁。这一临界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显著，即便发生过1989事件，美国主流仍然认为中国可改造。但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量的跃迁，促成了政策临界点的呈现。因此，特朗普主义兴起与接触主义衰落在美国政治演变中并非偶然，而有着中美关系内在张力及变迁规律的必然性。
特朗普主义不是严格的冷战主义，但却为新冷战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前提和准备：
其一，从规范理论批判和打击了美国的接触主义政策，为各式冷战话语和极端思维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二，特朗普的商人性格的多变性提供了美国冷战鹰派进场与合作的条件，美国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和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性不断遭受压制和流失。
其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式的民族主义及推特治国的民粹主义，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华政治恶意的合流及巩固，民意取向又倒逼美国政府加快修订和制定对华新政策。
其四，特朗普在选举连任压力下的极端主义取向，是新冷战狂飙突进的机会条件，冷战鹰派可能利用这一历史窗口固化美国对华政策，甚至挑起局部冲突，比如台海和南海；其五，新冠疫情危机对美国的沉重打击，以及中国抗疫模式反映的体制比较优势，进一步刺激美国对华恐惧感和冷战策略进程。
在此条件下，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半脱钩”来相对客观地描述剧变之中的中美关系。半脱钩是一种现象化描述，本身不是冷战话语，甚至不带任何道德感情色彩。从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实质上就是按照“半脱钩”模式在向前演进。为什么是半脱钩？这是由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实质属性决定的：
其一，中美关系不同于美苏关系，双方在改革四十年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利益互嵌关系，是美苏关系从来都不具备的，因此中美关系比美苏关系更有韧性和牵连性，经贸互嵌的和平保障作用一直在释放。
其二，中国经济体对世界的持续开放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全球化现象，中国具有联合国备案的完整工业部门，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人民生活的保障促进作用日益放大，美国的脱钩操作面临来自内部企业和盟友企业的巨大反制压力。
其三，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技术现代化仍处于爬坡阶段，对全球产业链与技术合作的依赖性仍然很强，技术主权化之路甚至刚刚起步（以华为为典型），客观上需要一个战略缓冲期来完成自身发展基础的结构性塑造。
其四，二战以来建立的多边主义经济秩序和治理秩序，尽管受到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霸权的压制和削弱，但符合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与发展利益，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和平发展立场，故美国重启冷战的超强动员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利益上的感召力。
从中国的自强之道与对美斗争策略而言，可以将“半脱钩”修正为“软脱钩”，作为一种应对美国新冷战挑战的、有进有退的策略艺术。半脱钩可以继续作为一种相对客观和静态的中美关系描述性概念，但策略性和主体性并不凸显。软脱钩是以我为主的自强之道：
其一，软脱钩正确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结构性演变，接触主义不再是主流，依赖美国的继续现代化之路难以为继，中国在总体战略上必须立足政治自主和技术自立。
其二，软脱钩继续保持对二战后多边主义经济秩序和治理秩序的信任，以中国自身力量并团结各国展开“护法”行动，抵制美国的“退群主义”和践踏国际规则的破坏行为，在共同“护法”过程中凝聚及扩展与世界各国的价值共识和相互承认。
其三，软脱钩是对全球化与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整合性思考，可积极避免中国陷入单纯民族主义陷阱与过度斗争陷阱，为中国民族复兴争取最大化的国际政治空间与合作条件。
其四，软脱钩要求中国更加理性和稳健地推进内部改革及承担有效的全球治理责任，凝聚国民共识，展开积极的国家动员，建立对中国与世界新的知识和战略框架，稳扎稳打，柔性复兴。
向世界而生：21世纪展望
有一种关于挑战美国的历史神话，即美国是不可挑战的，因为美国价值观是历史终结形态，挑战美国的列强如日本、德国、苏联都已惨败。也有一种关于普通法的历史神话，即普通法全球化的支配性权威（尤其是金融霸权）是不可挑战的，从大英日不落帝国到美利坚新罗马帝国，都以普通法精神立国，所以不可挑战。这些不可挑战的传说，配合改革四十年中国学术体系大量移植的“自我东方化”接受美学，塑造了当代中美关系斗争面的诸多“溃疡”点。
这些历史神话严重忽略了中国的文明国家传统与属性，以及美国自身在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中国是一个承载东方文明五千年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段里是文明的输出端，是天下主义秩序的维护力量。中国与西方的近现代接触、冲突、西化及重新自主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处理域外文明因素的又一次经验而已。只不过这一次的接触转化，所遭遇的不再是既往中华文明边缘上的低度文明，而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明。
西方的全球化文明塑造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强烈规范品格。“美国治下的和平”秉承了这一规范品格。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及对西方文明的选择性学习，帮助中国成为当代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美国精神秩序中的地方主义和孤立主义回潮，严重侵蚀甚至颠覆了美国精神中的普遍主义。中国自信走向世界，美国孤独退群回归，一正一反之间，无论是历史终结论的神学，还是美国不可挑战的神话，都在人类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的具体经验中逐步被证伪。
美国不需要被挑战，因为挑战因素在美国内部早就潜伏，而且美国的全球化精神是带有文明歧视性和过强利益动机之结构性缺陷的。特朗普主义暴露了美国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与全球化及真正多边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全球化成长，是历史合力与自身实践的理性结合其一，中国的长期文明传统提供了以和平发展价值超越冷战对立的哲学基础和实践灵感，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的新天下主义。
其二，中国的政治秩序以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理性结合为特征，体现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混合体制特征，相对优越于西方单纯的民主政治，且中国的体制理性仍在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进步之中，但西方民主政治已有固化和僵化的趋势；其三，中国在应对美国新冷战、逆全球化以及民主民粹化的内外挑战中，展现了对多边主义秩序、自由贸易、技术创造与分享以及民生福祉的价值整合与制度供给能力，以建设性的负责任大国的行动力量参与塑造21世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新秩序。
总之，美国的新冷战及脱钩主义试图将中国重新隔离在世界体系之外，满足的是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维持利益，挑战和破坏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多边主义经济和治理秩序以及中国为21世纪新秩序提供建设性力量和贡献的实践正当性。美国逆全球化而维护霸权，中国顺全球化而展现文明力量，一正一反之间，21世纪的全球新秩序与新历史之理性塑造进入了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