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教育改革更好地服务决策、指导实践，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教育智库作为思想库、智囊团、设计师和宣传队的作用。作为教育智库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建设者，教师要急切地弄清楚新型教育智库到底有何特点，可以通过哪些路径进行建设？
新型教育智库可以这么建
建设新型教育智库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支撑，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履行学术使命的必然选择。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教育战线，包括教育科研院所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教育事业改革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教育智库的特点：“特、专、新、优”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应以服务国家决策为中心，以研究重大教育问题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质量为导向，切实为国家需求、区域诉求和人民需要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教育科研服务，促进教育事业决策科学化，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用特（中国特色）解决教育智库建设的方向问题。我们的教育智库不同于国外的教育智库，要有意识形态的自觉，科学研究和科研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要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们的教育智库也不同于国内的社会智库，要有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教育科研工作既要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为促进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又要着眼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全局，为破解教育难题、满足人民群众的期盼贡献智慧。
用专（专业水平）解决教育智库建设的能力问题。智库建设要求教育科研体现专业化，走向精细化，而不是谁都能做的事情，也不再是大而全的宏大叙事。所以，各地各级科研院所都应根据自身实际，紧扣国家需求，凝练主攻方向，发挥专业特长，对复杂问题做出独到分析，拿出实用、管用的成果，形成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力争把自己的科研院所建设成为符合智库建设要求的小型教育智库，提高为各地教育决策服务的水平。
用新（创新意识）解决教育智库建设的动力问题。通过改革和搭建信息化平台创新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各种壁垒，建立与各方面力量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搭建信息化平台，紧紧抓住建设“宽带中国”的新机遇，围绕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建好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集成专题数据库，促进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构筑智库建设的支撑平台，努力推进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从分散向集聚转变、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从单兵作战向联合攻关转变，不断提高科研的影响力。
用优（优秀成果）解决教育智库建设的评价问题。既要有质量高、效果好的产品，又要聚人才、出名家。具体而言，就是既要努力拿出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又要千方百计地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让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让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高度重视成果的传播与推广是世界知名智库的一个共同特点。与此同时，人才是智库保持活力、形成特色、产生影响力的最根本保障。全国科研院所要重点推进人事制度和科研评价改革，建立以服务国家为导向、以实质性贡献为标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成就名人名家。
教育智库的落实原则：个人兴趣服务国家战略
教育智库在研究方向上，要由依靠个人兴趣为主的单纯科研向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需要为主的科研转变。过去，不少科研工作者，喜欢基于个人兴趣做一些单纯的学术研究或科研课题，这些研究也能生产一些知识，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研究相对单一、受众面窄、影响力小。新型教育智库要改变这种取向，主动向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转变。
在研究机制上，要由单兵作战自耕自收为主向团队合作协作创新转变。单兵作战自耕自收是教育科研系统长期以来的特点，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作坊式知识生产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中后期，团队合作与协作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常态”。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需要多种方法、多重视角去研究，需要联合和发动多重力量、各种资源去解决。
在研究内容上，要由注重学术理论问题研究为主向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转变。学术理论问题探究在任何时期都很必要，但离决策远，不能及时地为教育决策服务。新型教育智库旨在破解社会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国家教育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要由注重经验思辨为主向注重调研和依靠事实数据转变。教育科研从整体上看，国内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以经验思辨为主，缺乏事实和数据支撑。新型教育智库的研究，应以调研为基础，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这样才能确保教育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利用新技术服务重大决策
教育智库在研究技术上，要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转变。以往，教育科研工作者在做研究时，普遍采用的技术方式还是传统文献研究，还有一些采用问卷调查研究。但在大数据时代，必须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进行工作，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远距离的调研与交流。
在研究视野上，要由关注本土教育实践向积极开展国际比较、参与全球对话与合作转变。我国教育科研工作者总体上还是以关注本土教育实践为主，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区域开展教育科研，没有在宏大的视野和平台开展研究。新型教育智库应该立足本土实践，面向国际，积极参与全球教育问题，从国际视角做研究，主动参与全球对话。
在成果应用上，要由过去的注重学术理论成果发表向重视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转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大多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并且有了研究成果选择公开发表，虽然有些成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价值，但是大部分成果在发表后就束之高阁，并未发挥应有的经济社会价值。新型教育智库应以问题为导向，重视成果转化，并积极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促进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评价标准上，要由注重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向重视完成国家任务、服务决策成效转变。教育科研系统大多是以学术成果的发表作为评价标准，比如以论文、著作等衡量一个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效，但作为新型教育智库，应把服务国家战略和教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宗旨，因此应该向完成国家任务、服务决策转变。
在激励举措上，要由奖励个人成果为主向鼓励集中力量打造精品转变。新型教育智库，瞄准的是国家急需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协作的方式集中力量干大事。体现在激励举措上，也要从奖励个体成果向奖励集体成果转变。
在科研保障上，要由单一的经费支持向财政投入、拨付、社会委托等多元化保障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科研机构经费主要是由政府拨款，但总体来看，在开展大型的重大问题研究时，政府拨款存在较大空缺。为了开展更多的重大科学研究，新型教育智库必须改变科研经费来源单一化的局面，构建财政投入、专项经费、社会委托等多元保障体系，有效地支撑新型教育智库开展各种重大调查研究。
所以，智库的建设要本着统筹规划、优势互补、共建共享、有序推进的原则，加强系统内部的整体谋划与布局，避免科研工作大而全、科研成果同质化现象，整合和开发系统内部有影响力的产品，产出一批有品牌影响力的精品，将全国教育科研系统打造成为一个大型的教育智库，切实提高科研系统为决策服务的水平。
观点：
教育智库建设应警惕乱贴标签，防止“虚热”“虚胖”和一哄而上。新型智库应通过战略规划、制度设计，发挥好决策参考的发源地、人才培养的蓄水池、社会舆论的罗盘、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作用。既不能做“翰林院”，又要解决进不了“庙堂”，接不了地气的问题，关键在于“转智成治”，让政府“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 王荣华）
智库的研究应该具备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切实突出实证研究。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银付）
教育智库不应只满足于直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而应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头脑和观念，进而间接地服务决策。 （清华大学副校长 谢维和）
建立新型教育智库，应该建立合议制的选题机制、“旋转门”的用人机制、共建共享共赢的协同机制、实践检验的评价机制和团队奖励的激励机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曾天山）
链接：国内外教育智库建设一览
国内：
近年来在教育公平、教育满意度、教育标准研制、创新人才培养、高校绩效评价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013年开展“教育满意度”调查，已经研究和构建教育满意度测评指数模型，编制15套教育满意度测评调查问卷，制定覆盖全国31个省份340个县区的抽样方案，已完成7个省、21个区县、16所高校12270人参与的大规模试测工作，为建立教育满意度测评长效机制，并在全国逐步开展教育满意度测评奠定基础。
早在1999年就提出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我国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实现提供了先期探索示范，同时在京津冀教育一体化、产学研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上，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建立了“国家教育决策支持统计服务系统”，有效地提升了挖掘信息、服务管理、支持决策的能力。近年来开展的PISA项目，让国际同行深入了解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吸引英国等国外教育同行来华考察学习，加强了国际间的对话与交流。
开展的省域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水平与动态监测，有效地支持省域内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
国外：
◎美国
美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下设教育研究中心、教育统计中心（NCES）以及教育评价和地区协助中心3个分支机构，直接承担联邦教育部收集、发布教育数据信息的职责。一方面，面向美联邦的学生、家长、教师、学者与决策者提供翔实有效的教育信息；另一方面，在搜集整理教育数据信息的基础上促进教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转化。
又如,美国的“教育政策中心”,它创立于1995年，2006年被美国《教育周刊》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自创立以来，致力于推动公立教育，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公立教育，围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及“高中毕业会考和学业成就”进行。自NCLB法案颁布以来，教育政策中心发起一系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研究项目，产生“从首都到教室：NCLB的第X年”系列报告，该年度报告从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入手，数据搜集涉及联邦、州、学区与学校多个层面。在NCLB的实施和后续修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通过在《华盛顿快讯》、美国《教育周刊》等主要媒体发声，在声明教育政策主张的同时，也彰显智库自身话语权。不仅如此，教育政策中心还通过直接参与国会听证会、递交政策简报等形式，影响乃至左右教育决策。
◎日本
拥有60余年历史的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近年来加强了教育智库建设，根据日本政府最新颁布的《国家行政机构组织法》规定，国立政策研究所应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主管，为其提供政策咨询。目前，其研究范围已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与终身学习等教育政策领域的方方面面。近年来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强日本国内外各级各类教育数据与信息的搜集。
◎俄罗斯
作为俄罗斯教育问题的首席智囊团，又是全国关于教育问题的最高学术机构，俄罗斯教育科学研究院在俄罗斯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该研究院高度重视教育的哲学——方法论研究，特别强调对教育文化本性的研究，反思和调整正在恢复中的道德教育，以对人的基础性研究为根基进行课程、教学研究。在追求国际性的同时，保持对国家、民族自身传统的维护与坚守。俄罗斯教育科学研究院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分别在莫斯科、喀山、圣彼得堡等地区设立5个分院、30个研究所以及14个实验学校与博物馆。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遍布全国的教研协作网点，有助于统筹规划，集中、集约资源，联合开展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CER）”积极承接国际项目，如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国际公民及素养调查研究（ICCS），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等；聘用和使用国际人才；承办和参与国际相关研究活动；设立海外办事处。经过诸如此类的国际化工作，实现互通有无，吐故纳新，从而紧跟国际潮流。
作者介绍：
田慧生，男，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1981年至1988年，西北师范大学学习，获教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4年，西北师范大学教科所任教，期间：1988年至1991年，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习，1991年至199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OISE）中加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项目学习，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1995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实验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助理，2002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11年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2011年10月，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2014年5月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2014年10月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2004年被人事部、教育部等七部委评为“新世纪首届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