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1月的大选即将来临，选举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带上戏剧性色彩。特朗普与拜登的骂战、特朗普自爆染上新冠肺炎又迅速宣布“痊愈”、拜登性侵丑闻、特朗普漏税事件、大法官去世等等戏剧化事件不断上演，情节不断反转，公众关注点也不断被更新。我们入迷地捕捉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去推断谁将赢得这场大选，但拉开历史的镜头，我们却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选情表演越精彩，似乎离初衷越遥远。这场选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关注什么？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
特朗普和拜登在竞选中不时针锋相对，但令人遗憾的是，二人的立场似乎越来越接近，要么为一个伪命题面红耳赤地争吵，要么在同一个命题上重复来重复去。
比如，在国内税收问题上，双方又回到了民主党“高税收高福利”和共和党“低税收低福利”的老路上。二者自然都有其逻辑，哪一个更好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伪命题，不同立场会决定不同的态度。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特朗普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意义，谴责暴力，拜登强调平等与团结的重要性，谴责种族主义。但仔细一想，二者的立场似乎也没有矛盾之处，完全可以共存，双方只是在论述同一命题的不同侧面而已。在对华问题上，两位候选人更显得殊途同归，反华目标已定，只是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一方对另一方亲华政策的指责显然没有多大意义。虽然两位候选人为一些微小差异争论并非毫无意义，但关键的问题是，双方好像又进入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竞争模式，分歧固然存在，但毕竟都是“可乐”。
特朗普与拜登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我们不仅要问，特朗普还是四年前那个特朗普吗？还是那个打着民粹主义旗帜，力图代表99%中下层人民向1%华尔街精英做斗争的特朗普吗？显然，在过去四年里，特朗普已经和华尔街精英实现了和解甚至合作。他废除了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大部分金融监管法规，减税行动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好处大部分流向大企业，邀请了多名来自华尔街的人组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矛头也似乎完全指向反移民和反中国等，而最重要的反精英反建制标签已被弱化。特朗普已经不是四年前的他，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华尔街精英都再次赢了，99%的中下层人民又一次输了，政治的幕后主导权仍然在华尔街金融集团手中，这仍是一个金融资本主导的历史时代。
在金融集团主导的历史时代，金融集团的利益会演化成美国的主要国家利益，金融集团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深层次主导性力量，因此不论谁走上前台，中美关系的走向都将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在金融资本的流动下，中美关系接触的基本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只存在“一个世界一个体系”，金融资本将跨过所有边界，在全球寻求利润最大化。只要中国市场仍存在着巨大的利润诱惑，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向全面脱钩。美国金融资本将会反对二者之间建立隔离墙，无论是来自美国政府，抑或是中国政府。它将进一步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以方便金融资本短快狠的投机行为。
其次，美国金融资本将会和中国金融资本展开惨烈竞争，这也导致中美两国战略关系进入了实质性竞争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冷战后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因民主人权问题磕磕绊绊，但美国金融资本与中国的产业资本保持了互补性合作，“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维持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资本的壮大开始动摇美国金融资本的现有利益格局，两者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两种金融资本进入竞争轨道，尽管会披上各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外衣，但这种竞争在本质上是一场美元与人民币的终极之战，事关国运，两国关系必然进入竞争性对抗的轨道。
再次，两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将促使中美矛盾以常态化危机的形式显现。与地缘政治等类竞争不同的是，这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并不必然要夺取哪种资源，而是旨在制造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国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生态危机，也包括相关的周边危机、地区危机等。危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通过制造不同的危机，来削减另一方的信用和市场信心，从而取得金融霸权。因此可以说，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危机常态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