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疫情上严重渎职、异常低效甚而失能，因而借狂野抨击中国和施行超强硬对华政策去帮助其争取摆脱政治困境以竞选连任。然而，自新冠疫情猛袭美国以来，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在战略/军事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和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方面的对华态势和行为，大致与总统竞选无关，突出地表现为美国政府乃至在野势力对华极度恶意的、凶狠的强劲和大致经久的结构性动能。至于与总统竞选紧密或较紧密相关的，则主要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阵线上的行为方式和特朗普个人从2020年4月底往后的对华歇斯底里。
美国大选过后，特朗普还要在白宫继续执政两个月。其间，他的政府几乎必定会加剧或至少维持对华超鹰派方针。展望未来，从中国的视野看，就中美关系有所缓解或较为稳定而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利有弊。不过，就这一点来说，拜登当选与假设的特朗普连任之后的政策方向势必显示出重大区别。由于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全球治理、中美贸易、中美战略竞斗和外交往来等领域严重倒行逆施，采取或加剧危险行为，拜登新政府迟早纠错便势所必然。然而，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对华态势既有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际结构性动能，又有同样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内政治/社会动能，令这纠错必然相当局部和有限，而在另一些领域将存在很大可能导致美国与华对抗和竞斗进一步加剧。
中美两国目前各自的态势决定了没有可能显著缓解对抗或竞斗。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拜登政府在执政后尽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就中国而言，根本的至少是须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和军事调整，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争取促成构建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争取多少改善和保持与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以利战略集中，降低同时面对多个一二线对手的风险。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美国大致从2020年3月往后遭新冠肺炎疫情猛袭并遭受重创。至2020年下半年，美国的疫情近乎失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竞选愈演愈烈，而其中心问题则是两个彼此紧密相连的议题——应对空前疫情引发的空前的公共健康危机与应对随之而来的空前的经济衰退压力。中国问题虽然远非总统竞选的中心问题，但尤其对在前一中心问题上严重渎职、严重低效甚而失能的特朗普来说，却是经“甩锅”而争取摆脱困境以竞选连任的一个必然选择。
然而，如前所述，新冠疫情以来的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至少在战略/军事阵线上的对华态势和行为，大致与总统竞选无关。战略/军事阵线上，形势复杂，其采取的诸多行动常常自相矛盾。一方面，美国的以下活动多半由于新冠疫情的猛袭而在悄悄地减少、放缓甚或暂停：强化在东海及其外海域针对预想的中国未来可能发起的挑战的美日联合军事行动，直到2020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美日针对东海问题进行有4.6万美日官兵、几十艘军舰和几百架军机参加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建设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印太四国战略联盟，直到10月初起与日澳印三国一起急剧加大构建该联盟的力度和步伐；推进美国战略武力的近乎全面的技术更新和升级。
（一）南海问题
围绕南海问题，美国海军加大了在南海的挑衅力度。其具体表现为：（1）美海军2020年3月25日在临近菲律宾的南海海域进行大张旗鼓的导弹实弹发射。（2）美海军战舰3月至5月三个月内四次在南海进行挑战中国主权声索的“航行自由行动”，继而又在7月14日、8月27日和10月9日进行三次行动。（3）美军机在南海上空的飞行次数（包括抵近中国大陆和中国海南岛的飞行）大幅增加，据中国外长8月间对新华社称2020年上半年便达到2000架次。美国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由大量巡洋舰、驱逐舰和各类军机陪伴，6月间同时巡航印太海域，为近三年来首次。其中，两艘核动力航母率其各自的打击群驶入南海，在7月间作两次大规模演习。所有这些强化美国战略存在和构成战略活动的行动数量在显著增加。更昭示美国长期战略动向的是，7月8日发布的五角大楼新的战略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头号军事威胁，危险性超过俄罗斯。
（二）台湾问题
除南海问题外，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对我国采取的挑衅动作也进一步变本加厉。例如，在军事层面，2020年3月25日、5月13日、6月4日、8月18日和8月30日，美海军导弹驱逐舰穿经台湾海峡；6月9日，美海军运输机极罕见地招摇飞越台湾岛上空。在政治层面，3月27日美国会通过所谓“台北法”；8月4日，美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阿历克斯·阿扎尔宣布，作为贯彻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行动率团访问台湾——这是自中美建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和唯一的内阁部长。继而，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又于9月17日访台，名义为参加告别李登辉活动；三个月后，台湾当局宣布，内阁部长级的美环保署署长安德鲁·惠勒迅将访台，讨论环保问题美台“国际合作”；8月23日，美在台协会主席首次站在蔡英文身边，在出席1958年“金门炮战”纪念仪式。8月31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发起与台湾的新的经济对话（估计旨在达成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解密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六项安全保证和宣布继续信守之。11月20日，美台签署为期五年但可延期的协定，规定双方每年举行“政府间”“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会谈”。随后，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部主任迈克尔·斯图德曼海军少将半公开访问台湾，是为美军将官的颇罕见的一类行动。
继2019年8月美台完成美对台出售66架F-16v先进战机（总价80亿美元）的协议后，特朗普行政当局在2020年10月上旬启动对台出售MQ-9先进无人机和哈尔彭（Harpoon)海岸防卫反舰和对地导弹系统的法律程序，总价估计50亿美元。之后，又于10月21日宣布批准对台出售18亿美元的“响应增强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SLAM-ER）等武器系统，于10月26日宣布批准对台出售总价23.7亿美元的100套哈尔彭海岸防卫反舰和对地导弹系统。
总的来看，民主党政府上台后，现任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愈益侵蚀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大可能基本改变。一方面，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当局尚未根本损伤或公开废弃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因而其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和外交支持仍属“切香肠”式的渐进侵蚀。然而，另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对台多方面支持骤然加剧和不断多发，“切香肠”已成为频繁地“大片猛切”，系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所未见。拜登新政府或许会部分地回复到较缓的渐进侵蚀，但频度和力度颇可能超过1979年往后直至2020年初为止的任何时期。
与此同时，美国的另一项基本政策依然维持了多年来在历届总统治下都得以贯彻的基本政策，即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未经挑衅地改变现状，因而不会直接鼓动和悍然支持台湾当局发动修宪性的法理“台独”，以避免美中两国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严重危险。中美两国都深感彼此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绝对不可取，因而可能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事故性冲突亦如此。问题在于，中美两国都不愿在台湾问题上对对方做重大让步，而且总的来说愈益加剧的军事紧张在增长事故性冲突的风险。所以，对台湾问题的危险性既不能过低估计，也不应过高估计。应当仔细地观察到，从2020年9月18日和19日有报道称中国军机飞次飞越过“台海中线”，中国政府随即申明从来没有所谓的“台海中线”。军事紧张一旦过甚，双方便会有悄然地彼此缓和姿态。问题是，世人对2020年内回返“常态”的信心弱于往昔，拜登执政之后这种状况会大致依然。
（三）对华政治/意识形态运动
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的猖獗态势和凶猛行为，大致也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需要没有多大必然的直接关系。在香港国家安全法立法以前，特朗普政府便以抨击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隐瞒”和“造假”来构建美国政府反华意识形态运动的核心议题中心。在对华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特朗普政府自新冠大流疫爆疫情暴发往后继续遏阻和推回中国国家在美国的“软权势”投射，特别是在2020年3月初将中国驻美官方新闻机构定作“外国使团”,驱逐其160名新闻工作者中间的60人；三个多月后，又有四家中国驻美官方媒体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团”；2020年8月13日，在美孔子学院被美国务院定为从事中国对外宣传的“外国使团”；10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又将六家中国官方在美媒体机构定为“外国使团”。
2020年6月24日，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赖恩在演讲中，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抨击升级到最高峰。他强调特朗普任总统之前几十年美国朝野劝诱中国温和化、自由化的努力自食恶果。7月14日，美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发表演讲，就中国对外行为的根源为奥布赖恩演讲作注，也为在其演讲前一天美国宣布的关于南海的“蓬佩奥主义”敲鼓。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构成逆转数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根本特性的最正式宣告。
（四）持续拓展的有选择的脱钩
除上述方面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持续扩展的与中国有选择的脱钩也与总统竞选大体无关，用前面的话说，这种脱钩更像是突出地表现了美国政府甚而朝野对华凶狠的、强劲的和大致经久的结构性动能。就此特别要强调，从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签署打压华为的行政命令开始，攻击奉行所谓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理由全面彻底地控制中国社会（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渗透/颠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西方高技术领域、科研教育和新闻领域乃至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进程和社会舆论）就成为全面攻击中国政治/社会体制和对外活动的一个经久不息的重心，特别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更是如此。这类攻击的政策结论，就是尽可能加剧对华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以便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技术优势。美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7月7日的长篇演说，就是这类活动的高峰。美国当前政府内外主流势力愿意承受美国经济因这类脱钩而遭受的巨大损失，去阻绝中国获得战略优势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在新冠疫情的强烈影响下，中美之间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更迅速地加剧，同时正在被蓄意地迅速扩展和减少选择性。中美两国间渐行渐远，构成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
（五）对华经贸
与总统竞选紧密或较紧密相关的主要是：（1）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阵线上的行为方式；（2）特朗普个人从2020年4月底往后的对华歇斯底里。对华经贸阵线上，特朗普政府的局部收缩少有怀疑。虽然特朗普依然扬言要依据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扩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对华输出，但他本人及其幕僚显然准备事实上接受中国无法如数履行购买承诺的现实，并且将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用作有助于他竞选连任的一张牌。当然，他也不会同意中美两国依据新形势重新谈判，以致将一项对华输出大为减少但比较符合实际的新协议展示给美国选民，因为这会显而易见地损伤他的竞选利益。因此，关于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大部分事情将继续维持“不了了之”的局面，尽管近月来中国近乎全面巨量急增各类美国农产品采购，给美国的经贸阵线局部收缩打了颇大的折扣，以致美国贸易代表处和农业部10月24日宣布中国已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年内农产品购买承诺的71%。
（六）特朗普对华歇斯底里
2020年4月27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非常险恶地宣称，美国正进行“认真的调查”，“我们在谈（中国赔偿）更多钱„„我们尚未确定最终数目。它非常巨大”。这构成一个转折点。面对当时美国国内对他在新冠疫情中玩忽职守、应对低效的更强烈的指责，面对当时刚刚出现并迅速扩大的输掉11月总统选举的可能性，他有更紧迫的肮脏的政治动机需要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反过来又加剧了他对华的愤懑。
二、未来展望：新任总统与对华态势
与特朗普风格截然不同，拜登老派政治人物的行事风格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内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迅速恢复较高水准的良性互动，目前看来仍是一个难以做出简单判断的迷局。
（一）从总统选举到入主白宫
美国大选是个重大的政治关节点，但必须记住大选过后特朗普还要在白宫继续执政两个月。其间，特朗普政府几乎必定会维持甚至有可能加剧其对华超鹰派的政策方针。从现阶段看，特朗普有可能在这样几个议题上变本加厉实施其恶意的对华政策：就香港、新疆以及南海等问题加剧对华法律制裁；就所谓中国对美渗透、颠覆、情报活动加剧“执法”行动和锐减签证发放；继续增进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和外交支持；继续或加剧排斥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在美营业，同时继续说服和施压德国等国跟进美国围堵和扼杀华为5G开发以及中国其他高技术的发展；在南海继续以高频度和高强度实施否定中国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且可能如法炮制其双航母打击群7月间两度开展大规模演习的做法，在南海展示大规模先进武力震慑中国；继续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基本体制和对外政策体系。
还需警惕的是，在2020年11月7日拜登正式赢得总统选举的同时，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东突伊斯兰运动”移出它在2004年被列入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而其宣布的理由则公然针对中国政府实施新疆政策的基本依据，称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该组织在过去十多年里依然存在。
（二）拜登执政对中美关系的裨益
从中国观点看，或曰从较舒缓、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执政有如下裨益：
首先，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中很有可能设定一个不同于特朗普政府自2020年6月以来反复宣告的对华根本目标。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粗俗和行为易变，因而可以期待在合理的限度内，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见性和相应的稳定性。相较于特朗普的全面非理性对华恶意，拜登政府更担忧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而可能会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或曰逆转两国间就较高层沟通和对话而言的、事实上好几个月来的外交“脱钩”。同样还可以期待的方面在于，就长期走向来说，拜登可能会调整甚至反对对华关税战，其原因在于拜登认为它过大地损害美国商界和美国消费者。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可能与中国找到一些有效的合作支点，因为在原则上双方都有意强化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虽然拜登政府可能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但其实施力度可能远不如欧洲在这方面的努力。
（三）拜登执政对中美关系的弊端
也从中国观点看，或曰也从较舒缓、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存在如下弊端：
第一，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等涉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可能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采取的立场或政策有重大区别，甚或在其中有些重大问题，即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上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鉴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对华高技术“脱钩”极有可能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同时，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实施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相应的“执法行动”，也极有可能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第三，鉴于拜登本人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喜好，其就任后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始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极有可能主导或促成一个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
第四，鉴于拜登/哈里斯属民主党中间派（民主党现无右派），其必然依赖民主党左派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去竞选得胜，进而执政施政，因而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和迁就该派势力关于中国的某些政策要求。事实上，就具体的政治主张而言，民主党左派在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和对话以及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的一些立场，可谓与共和党民粹派类似。
第五，除民主党左派以外，接手一个空前分裂的美国社会的拜登政府，可能也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和迁就“白人草根”或者说特朗普的基础选民。未来民主党政府要在较显著的程度上“治愈”一个严重分裂的美国，否则将失去起码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信，损害其起码的政治声誉。
第六，拜登政府执政后可能面对的一个局面是，他们会发现这届政府依然负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种种对华法律制裁，因为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已经成了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在过去几年内通过立法方式确立的“法律义务”。
第七，特朗普当政期间，民主党强烈敌视俄罗斯，拜登本人在竞选期间也反复发表仇俄言论，因此拜登政府执政后将面临一个更为尴尬的美俄关系。借用《纽约时报》2020年11月9日一篇文章的话说，“普京在准备一种与美国新总统的深刻敌对关系”。也因此，鉴于中国在中美强烈对立和竞斗中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更大需求，民主党拜登行政当局的反俄态势将为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制造新的困难。
此外，在预估拜登行政当局的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时，还必须强调：为规避几乎无法“化方为圆”的众多巨大政治/社会纠结，拜登在竞选中的基本策略是主要攻击特朗普侵害美国民主制，但却没能提出一套有起码清晰逻辑和系统化的政策纲领，而特别鉴于五项缘由（美国内部的严重分裂、本小节指出的上述第四和第五条、国会参议院仍由共和党人占多数和众议院内的民主党多数显著缩减、美国新冠疫情与经济衰退皆空前严重、民主党自由主义精英自2008年以来殆无世界观的重大创新性调整），这样的政策纲领很可能经久缺位，而所有这些大的趋势将延宕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体系的浮现，无论是对较舒缓、较稳定的中美关系而言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四）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总统选举的假设结果与真实结果将有的重大区别
假设结果即特朗普连任，真实结果即拜登当选。假设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必将：
第一，加剧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西部军事对抗甚或有限冲突的危险。
第二，为巨量扩大美国对华出口而更蛮横地挤榨中国，同时维持甚或增加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
第三，就香港、新疆、西藏以至南海等问题对中国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
第四，进一步强化针对其所称的中国在美实施的所谓“颠覆、渗透和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
第五，加剧高技术对华“脱钩”，持续中美之间在原则上的、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合作空前的真空局面。
第六，对华开展几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军备竞争。
然而，与上述加剧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假设情况相反，可以预见在拜登总统之下：第一，迟早将就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以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之多少符合中国的真实需求和真实履约能力，或曰从“强卖美货”大致变为“推销美货”。
第二，实质性地减少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征收的出口对象和降低税率。第三，很可能迟早会发起主要旨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结构性变更”的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那是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4月往后反复表示意欲而实际上放弃的，当然，发起谈判是一回事，达成协议和该协议在较经久的一段时期后被确认得到贯彻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
第四，将有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旨在部分缓解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
第五，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因为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方面，对华态势将较少黩武性，而且将有旨在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的更多沟通。不仅如此，如果中国能在已有的战略军力“井喷式腾升”之后，适当和显著地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速度，那么美国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得到缓解。
第六，就气候变化、民用网络安全、反恐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词语上的中美合作——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合作的效果将颇为有限，而且将与中美两国间关于各自的世界政治影响、国际威望和其他利益的竞争复杂交织。
三、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
如上所述，由于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全球治理、中美贸易、中美战略竞斗和外交往来等领域严重倒行逆施，采取或加剧危险行为，拜登新政府迟早纠错便势所必然。然而，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对华态势既有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际结构性动能，又有同样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内政治、社会动能，令这纠错必然相当局部和有限，且在另一些领域的与华对抗和竞斗难免有进一步加剧的很大可能性。
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在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适当调整至关重要。
与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相伴，中美两国目前从各自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这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
在拜登政府时期，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并将大致一切可能的较小或微小的彼此妥协当作分支性努力，服务于维持这项根本的共同利益。
就中国而言，根本的目标至少须包括：（1）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较经久地摆在桌面上的、促使拜登政府迟早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两国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其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较多理解和同情；（2）总的来说，一段时期里坚决不与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发生对抗，对其反华行为一般需坚毅地忍耐，以利目前时期里特别重要的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经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
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牢牢记住和反复提醒自己两条：（1）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最惯于凶狠地以系列行动展示帝国主义霸权意志的美国，与之经久斗争和周旋实在殊为不易，因而这样的一线对手只能有一个；（2）在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中国和所有其余大国都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除了绝对必需和迫不得已都难以承担流血伤亡的高昂成本，而且各国都有大量国内困难和国内任务要优先处理，因而只要确信对方退一个台阶，就宁愿自己也退一个台阶。经久地牢记这两条，据此去确定轻重缓急次序，对中国经久地确保立于不败之地至关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