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现有理论在研究霸权国或霸权国的霸权护持战略时，都暗含地假定，在一段时间内，霸权国只会面临"个体性崛起"难题，只需要面对一个崛起国的潜在挑战。例如，吉尔平（Gilpin）认为，当霸权国创建国际秩序后，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它将会面对一个崛起国的挑战; 权力转移论也强调，当霸权国构建等级制的国际秩序后，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作用下，它也将要面对一个崛起国的潜在挑战; 同样，领导长周期论也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国际体系会呈现单极格局，经过一段时间后，单极霸权国会面临一个崛起国的挑战，单极格局也会出现松动。
然而，从逻辑上看，当在霸权国建设的国际秩序或国际等级制中发展时，有些国家可能会同时动员国际或国内资源发展自身，在国际秩序中实现群体性崛起（group rising），同时缩小同霸权国的实力差距，这将使霸权国在护持自身霸权地位时，需要同时面对多个而不只是一个崛起国的潜在挑战。当然，这些"群体性"崛起的国家间彼此可能也会存在实力差距，但这不能否认它们相对霸权国的"群体性崛起"事实。现实中也存在着"群体性崛起"的现象。譬如，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到一战这段时间内，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分别在"英国治下的和平"中发展了自身，同时缩小了与英国的实力差距，使英国在维护自身主导地位时，需同时面对它们的潜在挑战。
如果"群体性崛起"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存在的话，那随着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面对两个或以上的国家同时崛起，从而在国际秩序中造成"群体性崛起"的现象时，霸权国会怎样评估每个崛起国给自身所带来的威胁，从而选取出最大威胁者（威胁评估难题）?研究该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蕴含。一方面，大国是国际秩序中的主要行为体，它们间实力的相对变化是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动力。研究霸权国在面对多个崛起国时的威胁评估，既能加深对大国互动的理解，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提供理论基础; 也能改变既有研究只关注"个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问题，进而丰富现有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单极国际格局出现松动，美国正面临"他者崛起" 的现实。研究霸权国面对多个国家"群体性崛起"时的威胁评估，也能为了解美国当下的霸权护持行为提供一种理论透镜，并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理论指导。
虽然既有研究并未充分探讨"群体性崛起"下霸权国的威胁认知问题，但有些理论也能从逻辑上推导出对此问题的可能回应;可即使如此，它们要么在逻辑上存在不自洽之处，要么则不能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霸权国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的威胁评估框架，并利用一战前英国的威胁评估历程对其进行了合理性论证。文章结构安排如下∶接下来会评述既有研究; 第三部分将提出一个"群体性崛起"下霸权国威胁评估的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将通过解读一战前英国威胁评估的历程来阐释新框架;最后是结论。
一、已有研究评析
关于霸权国在面对多个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时，会怎样选取最大威胁者这一问题。均势论、"威胁制衡论"、权力转移论和大国分化论都能从自身的理论逻辑出发，不同程度做出回答。它们彼此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进阶关系，每一种理论在借用前一种理论的解释变量的基础上，为解决霸权国的威胁评估难题添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但它们依然存有不足。
（一）均势论
在均势论（Balance-of -Power Theory）看来 "威胁来源于实力的不对称"， 而国家实力主要体现为各国在"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上的得分。该理论可能会认为，霸权国会将实力得分最高的崛起国视作最大战略威胁。
此种解释存在不足。首先，假如实力不对称会产生威胁并遭来制衡，那么均势论本身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国际秩序中会出现霸权国的问题。因为，毕竟在该理论看来，均势是国际秩序的规律性现象，只要出现实力不对称就会被他国所平衡。其次，就算把霸权国视为国际秩序的"均势平衡者"，从而在均势论中确立了它存在的可能性， 该理论也无法解释当霸权国面对多个实力相当的崛起国时，它会选择谁作为最大威胁国，因为此时霸权国与各崛起国的实力差距都差不多。当然，均势论可能会指出，即使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每个崛起国的实力增长速度也会存在差异，所以霸权国会捋同自身实力差距最小的崛起国当成最大威胁者，但该论断同现实不符。以本文的阐释案例为例。从1858 年经济总量达到英国的80%起到一战这段时间内，美国都是英国所面对的实力最高的崛起国，可英国最终却选取了崛起的德国而不是美国作为最大威胁国。
（二） "威胁制衡论"
在研究国家间联盟行为时，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国家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制衡威胁，此种威胁不仅来源于均势论所强调的实力，还会产生于地缘接近性、进攻实力以及侵略意图三种变量。如果借用此框架研究霸权国的威胁评估问题，可以推测∶ 霸权国会选择在威胁评估的四个变量中得分最高的崛起国作为主要战略威胁。
相比均势论，制衡威胁论抛开了单一的实力变量，添加了更多的变量，将地缘和意图等因素纳入到研究中，因此它为探索"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的霸权国威胁评估问题提供了更丰富的参考因素。然而，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 "制衡威胁论"依然存在不足。第一，有些变量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问题。首先，地缘因素。从理论上说，由于利益的全球性存在会导致霸权国成为每个国家的邻国，因此地缘接近性就不能有力地解决霸权国的威胁评估难题（下文还会详述）。而且，在现实中，霸权国有时也会对两个相邻的崛起国有不同的威胁评估，如一战前英国就认为德国的威胁大于法国。其次，进攻实力。在国际政治中，并不能轻易区分进攻与防御实力，有时这两种实力甚至不具有分离性。此外，当一国具有强大的防御实力时，因为不会轻易受到他国攻击，所以该国也就拥有了潜在的进攻实力并可能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而且，国家发展一定的进攻实力有时只是为了维护海外利益而不会带来其他威胁。第二，对意图这一变量的讨论不够细化。尽管侵略意图这个变量已经抓住了霸权国威胁评估能动的一面，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变量，但沃尔特并没有给出如何确立国家意图的办法; 而且他在论述中假设，如果一国拥有侵略意图，它就会对每个国家产生威胁，却忽视了一个国家对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战略意图，而不同的国家对该国也会产生不同的威胁评估这一事实。
（三） 权力转移论
权力转移论认为，只有当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开始接近（两国权力对比为∶4∶5）并且崛起国对国际秩序产生不满时，两国才会爆发权力转移战争。依据此理论，实力接近＋崛起国的不满，是霸权国在几个崛起国中选取最大威胁者的主要指标。
相比"威胁制衡论"在评估威胁时只指出意图变量的作用却未对其进行细化的做法，权力转移论将意图变量具化为对国际秩序的不满，从而显得较精细化。可是，权力转移论的论述依然存在不足。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鉴于同时存在几个与霸权国实力接近的崛起国，因此在权力转移论的理论框架中，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就成为霸权国进行威胁评估的主要凭借。然而，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变量，并没有具体的操作化指标，而权力转移论者现有的测量方式也存在着不足。例如，金姆（Kim）把崛起国的结盟目录作为满意度的指标，并认为，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共同盟友的数量越多时，该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就越高，反之也成立。这种测量指标存在效度问题，因为盟友数量只是崛起国战略能力的表现而不是态度的表示; 而且有的国家是完全中立国并没有同盟如瑞士，但不能以此就断定其是国际秩序不满者。有学者把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视为其满意度的反映，并认为，当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越多时，就表明其对国际秩序满意，反之同样成立。该指标也存在不足。因为∶ 正如该学者本人所证明的，在下文历史案例所涵盖的这段时间内，美国比德国的国际组织参与度低， 而英国却将德国视作了最不满的崛起国，并同美国进行了战略和解。
（四）大国分化论
布赞（Buzan）认为，国际格局可以视为一种X＋Y形式。X代表霸权国的数量，Y代表大国的数量;当X与Y的数量发生变动时，决定国家互动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X与Y所处的社会结构; 而相同的政治制度是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因为"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越大，两国就越会把彼此视为威胁"。如此，可将本文的研究问题转换为 "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的威胁评估问题，可以转换成当X面临多个由Y可能变为X的国家时，X会将哪个Y国视作主要威胁的问题; 而大国分化论认为X 国会把与其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Y国视为最大威胁者。
接续前文论述可以发现，大国分化论将意识形态距离视作决定霸权国威胁评估主要变量的做法，不但细化了"制衡威胁论"中的意图变量，还进一步将权力转移论中的国际秩序满意度具化为意识形态距离，并潜在假设霸权国会将同自身意识形态距离最远的国家视作国际秩序的主要不满者以及自身最大的战略威胁。但仅以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相似性来评估最大战略威胁的做法，依然存在不足。第一，该理论把社会背景视为霸权国威胁评估的决定性因素，却忽视了在同一社会背景下，霸权国对不同的崛起国可能会产生不同威胁评估的情形。一战前，英国与美国、法国、德国以及俄国都存在一种竞争者式的社会背景，但英国对它们的威胁评估却不同，最终只将德国视为了最明显的战略威胁。第二，假如该论断成立，那从逻辑上说，鉴于彼此构成了最大威胁，霸权国因不会与自身存在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达成战略和解。可是，现实中却存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达成和解的案例，比如一战前的英俄和解。
二、霸权国利益、崛起国行为与威胁评估难题
因为现有研究在探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的威胁评估问题时，要么只将相对实力差距视作霸权国威胁评估的主要凭证，却忽视了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实力差距都较小的事实，以及现实中的霸权国也会把同自身实力差距较大的崛起国视作最大威胁的现象; 要么将崛起国的意图纳入威胁评估的进程中，却未细化意图评估的具体含义;要么虽将意图进行了细化，却存在一种先验论的"嫌疑"，倾向于将比较静态的变量，如意识形态距离，视作霸权国威胁评估的主要依据，却忽视了威胁评估的动态过程。所以本部分在解析威胁一词的具体含义后，将进一步细化意图变量，将其具化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利益兼容度，从而提出一个"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威胁评估的动态框架。
（一）威胁与威胁评估的含义
威胁共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用武力逼迫、恫吓使人屈服";二是指"遭遇危险"; 三是指"一种对危险的评估"。这三种含义分别强调了威胁的不同层面。第一种含义重视威胁的目的性，说它是一种有意的行为，可并不是所有的威胁都是有意为之，有的国家在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后，可能连自身都未意识到。例如，既有对安全困境的研究，就强调它是国家间非意向性互动的结果。第二种含义虽强调了威胁是对某种东西的危害，却没有具体指出该东西是什么。虽然第三种含义指出了威胁蕴含着能动评估这一事实，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谁评估到什么有危险。
总结上述三种定义可以发现，当讨论威胁的含义时，需要分清谁的威胁、谁的什么威胁、威胁了谁的什么以及威胁有多大四个层面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成威胁的主体、客体、中介、性质。威胁的主体指谁是威胁的发出者。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是威胁的主体。威胁的客体指什么受到了威胁。在国际政治中，受到威胁的主要指国家利益。正如沃尔福斯强调的，当 A 国认为 B 国的行为对自身所拥有的价值即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A 国就会将 B 国视作威胁。一般而言，每个国家都有基本的国家利益，比如安全和发展，但不同的国家也存在不同利益，如大国的利益范围就比小国的广。威胁的中介指的是，国家通过什么危害了另一国的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此种中介主要是国家行为，而一国能把另外一国的很多行为都视为威胁，如某种武器的采购和部署、某种言语等。威胁的性质则由一国评估自身利益受到的损害程度来决定，它处在一条从无到严重的连续光谱上。一方面，一国可能觉得自身的某种利益受到了他国某种行为的严重威胁从而完全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觉得自身的利益不但没有受到他国行为的损害，反而还有助于此类或他种利益的实现。综上所述，可以把威胁评估视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A 国会估量 B 国行为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程度。
（二） 霸权国威胁评估的过程假设
本文假设，当面对多个有能力给自身造成伤害的崛起国时，霸权国会把严重损害自身利益的崛起国视为最大威胁国，这种严重的威胁感来源于霸权国对崛起国行为的评估。该假设蕴含了"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威胁评估的三个阶段。
阶段一∶当面对多个崛起国时，霸权国会对自身的利益按重要性进行划分与排序。当霸权国建立特定国际秩序后，它在此秩序中就存在广泛的安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种利益。而当出现多个崛起国时，霸权国的实力已经不能使其守卫所有利益，因此它需要列出自身生死攸关利益、高度重要利益以及重要利益， 以便根据崛起国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程度来选择遏制谁、威慑谁、拉拢谁或中立谁。
阶段二∶ 霸权国会识别崛起国的行为。在每个崛起国都拥有差不多的为害或造福的实力时，它们的"意图而不是实力，才是关键"。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不但没有集中、高效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 而且当一个国家处在崛起阶段时，为营造良好的崛起环境，它也不会刻意表达出自身的不良意图; 并且意图也会发生变化。所以，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意图判断处在信息稀缺的状态。为解决此问题，霸权国会以崛起国的实际行为作为意图显现信号，以此来判断崛起国的可能意图。因为毕竟崛起国的真实行为不会掩饰其长久意图，所以对于霸权国而言，其他崛起国的实力"既是一种不利条件，也是一种资源，这取决于它们的国家实力所涉及的领域"。
阶段三∶霸权国会把第一阶段自己所划定的利益与第二阶段识别出的崛起国的行为相对比。如果霸权国认为崛起国的行为损害了自身所划定的利益，那么它会认为两国之间的利益具有不相容性。崛起国行为的实施将妨碍自身所划定的利益的实现，对此霸权国会怀疑该崛起国的意图并视其为潜在威胁。相反，假如霸权国认为崛起国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自身所划定的利益，那么它会认为两国之间的利益具有相容性。崛起国行为的实施不会阻碍甚至可能还有助于霸权国利益的实现，对此它也不会把该崛起国视为威胁而会将其视为中立者或潜在的盟友。当然，有时霸权国会认为几个崛起国的行为都伤害到了自身的利益，这时它会评估每个崛起国的行为所伤害到的利益的类型，而越是损害了霸权国生死攸关利益的崛起国，就越会被视为威胁国。譬如，A 崛起国的行为损害了霸权国生死攸关的利益，而B崛起国的行为只伤害了霸权国高度重要的利益，那么霸权国将把A崛起国视为最大威胁国，以此可以类推。假如某个崛起国的行为同时伤害了霸权国的所有利益，那该崛起国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最大威胁国。此外，当出现几个崛起国的行为损害了霸权国同一种利益的情况时，此时霸权国会判断每个崛起国行为的损害程度，行为表现得越彻底的崛起国，就越会被视为最大威胁国。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框架只给出了影响霸权国威胁评估的核心变量，其实还存在一些作用于霸权国威胁评估的调节变量，如上文提到的地缘接近性和制度相似性。以地缘接近性为例。当霸权国通过上述框架把某个崛起国视为威胁国时，如果两国在地缘上也接近，就越会把霸权国的威胁感放大，反之也成立。当然，地缘接近性与制度相似性等变量也只能对上述评估过程起调节作用，它们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上述框架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依旧是框架中所确立的霸权国利益与崛起国行为。
（三）对潜在质疑的回应
对于本文所提的研究框架可能会存在几个质疑。第一，也许有人会质疑，当国际秩序中存有霸权国时，它的利益已经与自身所创建的国际秩序融为一体，此种利益的不可分割性捋导致霸权国无法对自身利益进行划分和排序。本文认为，当面临"群体性崛起"这一结构性压力时，霸权国没有实力再像自己处在实力优势地位时那样，能够同时维护好自身的所有利益，而不必在意对自身的国家利益进行细致的划分。此时，为使好钢用在刀刃上以防有限资源的滥用，它必定要划分以及排序自身的国家利益，这是一国治国理政水平高低的体现。而且，鉴于谈判的实质是国家间利益互换，因此假如霸权国的利益真的不具备划分性，那么在国际政治中就应该很少甚至看不到霸权国与其他国家的成功谈判。然而，历史上有丰富的案例表明，霸权国也会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比如一战前的英法、英俄协调。当然，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不是霸权国的利益是否能够划分和排序问题，而是如何划分与排序不同利益，以及怎样避免划分和排序错误问题。
第二，有人可能会指出，由于国家并不是一个黑箱子，而是由不同的竞争性团体组成，因此一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并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评估。 对此，本文认为，虽然国家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成为各种团体的"俘虏"; 相反，国家能够具备自主性，并对他国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评估。即使一国对他国的威胁评估受到不同团体的影响，但随着他国对自身威胁的增加，通过"倒转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的作用，结构压力也会使国内对他国持威胁看法的团体的观点获得支持并成为国家观点。
第三，有人可能会指出，有时崛起国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损害霸权国的利益，而只是一种获取地位的信号传递或无心之失，可是霸权国却把其当成威胁并采取反制措施，使得崛起国也被迫采取回应措施，最终导致一种威胁的螺旋上升并造成不良后果。 前文述及，当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接近时，为保险起见，霸权国将主要以崛起国的行为来判断其意图而不太关注它的实际意图;而且无政府状态导致的信息稀缺使得国家间出现错误评估以及互疑成为了常态，这就意味着，如果崛起国与霸权国在互动时都怀有善意，那它们就应该向彼此传递某种具有成本的信号以做出战略示善，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做出威胁性行为以免引起猜疑。
三、案例分析∶ 一战前英国的威胁评估实践（1871-1914）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逐步取得了世界主导地位，并凭借自身实力缔造了"英国治下的和平"。然而，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开始面临德国、美国、法国、日本以及俄国等崛起国的挑战。这段时间内，英国不同程度地将法国、俄国以及美国当成了自身的最大战略威胁，但令人迷惑的是∶ 英国在 1902 年与日本缔结了同盟条约，1904 年与法国签订协约实现了和解，1907年与俄国也签订协约取得了和解，并且通过把西半球的势力范围让渡予美国获得了后者的好感，却把德国视作最大威胁并对其采取了遏制措施。三十多年前，保罗·肯尼迪对此发出了疑问，他写道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为什么英德这两个从没打过仗并且还通过王朝、文化、宗教以及经济上之联系巩固了政治上合作的国家会走上一战的战场"?
本部分将通过梳理英国在一战前的威胁评估过程，阐释霸权国利益与崛起国行为对"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威胁评估具有影响的论点的合理性。之所以选取此案例，是因为∶ 首先，在这段时间内，英国所选取的最大威胁国出现过转变，这为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提供了变化; 其次，在这段时间内，英国面临着多个崛起国的潜在挑战，而英国对每个崛起国的行为对自身利益的挑战程度都做出了不同的评估，这为本文所研究的自变量提供了变化; 最后，通过集中研究英国这段时间内的威胁评估问题，既能够控制住相关变量，从而为梳理"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的威胁评估问题的因果机制创造条件，也能将本文所提框架与现有对该现象的解读进行交叉检验。
（一）英国的主导地位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凭借强大的海权、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先进的经济，慢慢地成为了世界霸权国。在1815年，英国拥有214艘战列舰、792艘巡洋舰，这一数字比此时世界第二大海军强国的法国多出了三倍。尽管此时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还比较小，但是英国已经控制了世界上的重要战略要地，从而牢牢地把"世界都锁住了"。虽然英国在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政策的初期遭受了不少困难，但战争结束后，它实现了飞速发展并且英国的工业效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此时，"除了丝绸，大陆国家的所有工业品都无法与英国竞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充分利用在 1815年所取得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扩大了自身权势。据估计，在 1815-1865年的几十年间，英国以每年十万平方英里的步伐扩大自身的殖民帝国。在巅峰时期，英国 "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它独自控制了全球四分之一的领土、三分之一的人口。19 世纪 60年代以来，英国在生产领域的相对地位也不到提高。就像高诺斯（Crouzet）指出的 "虽只拥有世界2%以及欧洲10%的人口，但英国的工业产值却占到了世界的40%-45%以及欧洲的55%-60%"。5 英国在商业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它的贸易份额占到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而它的制成品贸易则占据了全球五分之二的分量。这时期，英国的主导地位还体现在金融领域。在 1815年后的十年里，英国每年对外投资的资金数达到了600 万英镑; 1850年则提升到每年3000万英镑以上;而在1870 -1875年更是增加到惊人的7500万英镑。英国这种强大的金融影响力使伦敦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
英国也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创建了一种国际秩序。吉尔平指出， "英国治下的和平"由两个子系统组成。在欧洲，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凭借自身强大的海军实力充当着欧洲均势的平衡者，并通过大国协调机制把欧洲均势现状制度化了。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也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施加影响。比如，政治上，英国通过进攻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为希腊赢得了独立; 当拉美爆发独立战争时，英国防止了欧洲其他大国干预。经济上，英国则力推全球自由贸易。一方面，它单方面放弃了 《谷物法》和 航海法》以鼓励其他国家也废除保护主义做法; 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惜利用强制手段来打开他国的大内。例如，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逐步敲开了中国清王朝封闭的大内。英国的主导地位加上其维护自身所创建秩序的决心，也为英国赢得了其他大国的尊重，从而保持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比如，当法国支持默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在北非地区的扩张野心从而想改变该地区现状时，英国利用强大的海军打败了阿里，挫败了法国的野心。最终两国在1898 年法绍达危机后达成了和解，英国保持住了在北非地区的现状。
（二） 英国面临的"群体性崛起"挑战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开始出现相对衰落。一方面，此时英国开始出现过渡延伸的战略失误。为维护在海外的殖民地，它疲于镇压各殖民地的反抗，从而导致了庞大的财政支出。比如，从 1899 年开始，英国与南非布尔人展开了一场长达几年的战争，极大地损耗了自身的国力。另一方面，英国经济的竞争力也开始下降。它过高的国外投资导致国内投资缺乏;它向其他地方的大量移民使得国内的人力资本不断下降; 而且由于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先导地位使其产生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因此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没能及时地调整经济结构，进而错过了发展机遇。
当英国疲于解决自身国力下降的难题时，其他国家，如德国、美国、俄国、日本以及法国，则利用英国创建的贸易秩序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不断发展了自身，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以德美两国为例。在 1870 年之前，德国还处在一种破碎状态，由几十个不断争吵的公国、王国、自治领地等组成，其他大国并不看好它的未来。可是，当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借助工业革命的东风开始释放自身潜能。此时，德国的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到 1913 年时，它的人口数量高达 6500万，高于英国的4600 万。德国 GDP 总量也在接连增长并不断缩小与英国的差距，从少40% 达到了高出6%。德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也在陆续增加，从8%增长到了15%，并在1913 年超过了英国的比重。美国从英国赢得独立后也经历了快速发展，在 1838年美国 GDP 就已经开始接近英国，占英国总量的 80%。内战结束后，美国也享受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实惠，综合国力蒸蒸日上。正如肯尼迪（Kennedy Paul）指出的 "在内战结束时的 1865 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了222%，精糖增加了460%，煤炭增加了800%，钢轨增加了523%，投入运行的铁路线的长度增加了567%以上，它的原油产量也从1865 年的300 万桶一跃而为1898 年的 5500 万桶，钢锭和铸件由不足2 万吨猛增到900 万吨"。到1900年时，美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居于世界首位。美国这种强大的国力使英国担忧"世界的美国化"， 也使德国的崛起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区性事件"。
当多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同时崛起时，英国的霸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此时的英国就像一个"疲倦的巨人"需要应付来自各方的威胁。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前，俄国一直是英国的对手。凭借广袤的领土、世界第三强的舰队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俄国一直在向外扩张，这直接威胁了英国的殖民地利益。比如，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威胁到了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 它在巴尔干地区的行为则直接威胁到英国在黑海地区的通行权。直到法绍达危机之前，法国也被英国视威胁。作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法国一直与英国进行着殖民竞争。特别是在非洲，法国一直在威胁着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在海洋层面，法国拥有世界第二大海军，能够对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施加重要影响;1894 年的法俄同盟更是加强了法国的实力。所以，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说 "仅仅鉴于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对英国本土造成威胁的国家，因此法国是而且永远将是英国最大的威胁"。在西半球，直到1896 年两国就委瑞委拉边界纠纷达成协议之前，英美关系也一直处在紧张态势中。美国独立战争时英美就刀锋相向过;1812 年两国又重启战端; 在美国内战中，英国对邦联的支持更是恼怒了美国。即使内战结束后，英美也各自在计划着两国下一场战争。随着自身的崛起，美国以"中罗主义"为依据，不断与英国在西半球发生摩擦，如对阿拉斯加边界的划分、中美洲运河以及白令海的渔业资源划分问题等。在东亚地区，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入推进，日本开始超越中国成为地区霸权国并走上了殖民之路。伴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受到日本的潜在影响。与上述国家相反，在俾斯麦的高超管理下，德国在崛起后并没有做出对英国过分之事，相反两国之间还存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英国甚至考虑过联合德国对付其他大国。
（三）英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排序
当面对其他崛起国的挑战时，有段时间英国想通过继续保持"光荣孤立"战略以独自应付外在威胁。帝国联邦以及增加国防支出是其想到的主要措施，却都因种种困难而被放弃了。联合英国所有殖民地组成一个帝国邦联以提升实力来应付威胁的办法，不仅会受到殖民地的反对，英国自身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实施; 而增加陆军和海军的军事支出使其满足所有战略需要的办法在财政上也不可能。最终，为缓解自身的战略困境，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战略，开始对自身战略利益进行了划分，并打算在安抚其他崛起国的同时，集中压制对自身具有最大威胁的崛起国。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准备在欧洲大陆边缘的附近警惕地逗留着，就像照看花园一样照看着欧洲均衡，而且总是适当关注它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以及海外帝国的保护"。因此欧洲大陆的权力均势、海权以及海外帝国一直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它们之间也联系密切。正如丘吉尔（Churchill）雄辩地指出，"几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抗欧洲大陆上最具进攻性、侵略性以及主导性的国家"。当然，英国之所以想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并不像丘吉尔所说的是为了锄强扶弱以维护国际道德，而是一旦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霸权国，它就能利用"心脏地带"的权势对海峡对岸的英国构成威胁;此外欧洲大陆的均势也能牵制住其他大国，使英国可以把战略资源投入到海军建设以及扩大和维持海外殖民地的事业中。海权对英国也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英国维护自身海外的前哨基地如印度、新加坡以及南非等需要海权的帮助; 另一方面，海权对维系欧洲均势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英国海军在打败拿破仑的霸权野心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海权也是英国防止来自大陆威胁的最后一道屏障，假如英国的海权地位被摧毁，那么它的本土安全也就完全暴露在其他国家面前了，所以海权"是维持英国生存的一个核心前提"。海外帝国也是英国的一项重要资产。广阔的殖民帝国不但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为国防建设提供资源，加固英国的海军地位并巩固欧洲大陆的均势;而且海外帝国还能直接为英国提供前沿基地，使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影响。
当然，上述三项利益并不具备同等重要性，英国也对其进行了排序。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对英国来说，保持欧洲均势都是其一项生死攸关的利益。因为，假如该项利益无法实现的话，就会给英国带来灾难性后果。虽然海权很重要，但英国也清楚，当其他大国崛起时，它不可能同时保持在全球各地的海权主导地位。因此，英国对自身海权利益也进行了排序。在东部的英吉利海峡以及北部的大西洋地区保持主导地位关系到英国本土的防务安全，因此它们是一项生死攸关的利益。而其他地方，如地中海区域或东亚区域，只能算是英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或重要利益。尽管海外帝国是英国的一项重要资产，但英国有时也愿意做出让步，如英国在西半球对美国的让步。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海外帝国只能算是英国的重要利益。当然，假如某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英国的海外帝国，那么英国就会认为该国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殖民地，而是为了打击英国，因为英国拥有最多的海外帝国。
（四）德国的行为
通过"铁与血"的政策把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成"普鲁士的德国"后，俾斯麦很清楚德国所处地缘环境的脆弱性。在欧洲大陆上，德国夹在法国、俄国以及奥匈帝国三个大国之间; 在北海，德国还与当时的世界大国——英国，隔海相望。在此种"天生被包围"的环境下，德国任何的侵略性行为都会带来噩梦。对此，俾斯麦谨慎地控制着德国的对外政策，以防给自身带来恶果。此时的德国无意参与大规模海外殖民活动。当有人建议德国积极地殖民于非洲时，俾斯麦却指出，"德国的非洲地图在欧洲"。在欧洲，德国在各大国间充当"诚实的捐客"，以减轻他国对德国称霸欧洲的恐惧。俾斯麦主掌下的德国也安于自己陆权国的地缘性质，主张加强陆军实力而无意于参与海权竞争。比如，1872年到1888 年，德国海军的两位最高将领都是陆军出身; 而且德国的海军实力在19 世纪 80-90年代还下降了，从世界第三降为世界第五。正是因为德国这些温和的对外政策，所以此时英国也有意拉近与德国的关系，来对付对自身威胁较大的法俄两国。
当1890 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后，德国调整了自身的外交政策，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强势威胁性外交"，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德国实施了获取海外帝国的"世界政策"。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高层开始鼓吹对外殖民。威廉二世最先作了世界政策的讲演，他公开宣布 "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在地球遥远的地方，到处都居住着我们的同胞"。先担任帝国外交大臣最后接任首相的比洛（Bulow）更是卖力地鼓吹海外殖民，宣称 "我们（德国）不想把任何人推入阴影中，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不管喜欢与否，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殖民，而在于我们必须殖民"。为此，德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殖民准备工作。首先，德国建立了为殖民服务的宣传机构和民间组织。比如，成立于1891年的"泛德意志协会"就是一个协调殖民宣传的总机构;成立于1894 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则是一个鼓吹向德国东部扩张的民间团体。其次，为给世界政策提供有力的军事支撑，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下文会详述）。最后，威廉二世还把比洛、提尔皮茨（Tir-pitz）等热衷于海外殖民以及海军建设的官员提拔到政府领导层，以为海外帝国的建构提供政治基础。
当德国做好前期工作准备推行世界政策时，它却惊讶地发现"作为后起之秀，德国已经很难在这个早已被瓜分殆尽的利益市场占据有利位置了"。5 于是，德国决定从现有殖民帝国手中夺取地盘。作为当时第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自然而然就处在了首当其冲的位置。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德国"并不只想在英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中扩展自身，而是无法容忍这一体系本身"。正如比洛所说∶"当下个世纪来临时，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 """"""""世界已经被瓜分完了，德国该怎么办""""""""。德国要么成为锤子，要么就充当铁砧"。威廉二世也宣称 "旧的帝国正在消失，新的帝国正在形成"。对此，德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英国的殖民地位。在东亚，德国利用1897年在中国山东发生的曹州教案，通过武力夺取了胶州湾。在中亚，德国积极向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领土渗透，并想通过修建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以从经济上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非洲，德国忽视与英国"二C（开罗-开普敦）"殖民计划必然相冲突的事实，执意想建立一个从西南非到东南非的殖民大帝国。当南非的布尔人起而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时，威廉二世向布尔领导人发了一封蕴含提供支持的电报。在太平洋地区，从19 世纪70起，德、英、美就开始了争夺太平洋岛屿的竞争，德国先后独占了萨摩亚、罗林以及马里亚纳群岛。
第二，德国积极推动海军扩张。按照马汉发展海权的六原则，德国在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以及政府素质上的特征表明，其并不适合发展海军。譬如，德国处在欧洲中心位置，没有发展海权的天然边界; 德国也没有发展海权的良好水港; 德国发展海军也一定会引起北海对面的英国的注意。然而，威廉二世依旧追求发展强大海军的目标。正如他所说，强大的海军就像一个铁甲钢拳 "只有用它重击其脸，英国这一头狮子才会后退"。他选取提尔皮茨作为自己海军战略的执行者。作为不负众望的将领，1897年提尔皮茨向德皇提交了"提尔皮茨备忘录"，在其中详细阐述了德国海军发展的理论。在他看来"当前德国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同时"也正是为了对法这个敌人，我们急需一定的海军力量来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因素"。为达到此目标，提尔皮茨着重强调发展战力舰而忽视巡洋舰以及潜水艇的作用。当然，提尔皮兹也明白，为打败英国，就应该明确德国需要的海军实力，以及如何应付英国可能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理论（Der Risikogedanke）"。首先，提尔皮兹认为，德国不必追求与英国同等实力的海军，只要德国海军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从而使英国因害怕失去海上霸主地位而不敢袭击德国就行; 其次，在他看来，鉴于英国海军分散在全世界范围内，因此德国可以在北海地区集中发展海军以威慑住英国;提尔皮茨也意识到，德国在取得成功之前需要度过一段"危险地段（danger zone）"以防英国的预防性打击，为此他主张德国低调地建设海军以免引起英国注意。正如比洛所说 "考虑到我们海军处于弱势，我们行动必须十分小心，就像蜕变成蝴蝶之前的毛虫一样"。一旦确立了指导思想，德国就开始大跨步地开展海军建设了。1898年德国出台《第一海军法案》，规定将建造拥有19 艘战列舰的舰队; 1900 年德国出台的 《第二海军法案》把战列舰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38 艘; 当英国开始建造无畏级战列舰时，德国在1906 年颁发了第一个海军补充法案，规定大幅度提高战列舰的建造数量; 当1908年出台第二个海军补充法案后，当时就有预言说德国的无畏级战舰数量可能在 1911年超过英国。经过几年努力，最终德英海军吨位的对比从1880 年的1∶7下降到了1914 年的1∶2。
第三，德国主动选择外交中间路线。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也改变了俾斯麦先前在大国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开始追求一种简单的外交方式。在当时的德国领导人看来，德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好于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它可以通过在大国间嵌入楔子从而使自己变成大家都追捧的对象，成为欧洲关系的仲裁者。当俄、英围绕在印度、波斯以及中国的势力范围发生竞争时，德国领导人私下里感到特别高兴，并希望俄英两国能爆发冲突，这样它们都会有求于德国，从而提升德国的地位。在英、法因埃及问题而发生法绍达危机之时，德国精心操纵大国间关系，以促成英、法、俄对抗。一方面，德国保证导向英国提供抵抗法俄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又向俄国保证自己的中立。在此期间，德英两国也进行过三次同盟谈判，但由于英国无法答应德国让其在欧洲大陆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要求，联盟谈判最终以失败收场。当英、法、俄形成三国协约后，德国利用多种危机场合向各方施压以图破坏这个同盟。在 1905 年和1911年两次爆发的摩洛哥危机中，德国都向法国施加压力，想其明白英国这个盟友的不可靠;在 1908-1909年发生的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国向俄国施加压力，想让其明白法英并不会为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而战斗。
（五） 英国的威胁评估
德国上述外交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德国世界政策对英国利益的损害是母庸置疑的。强夺胶州湾的行为威胁了英国在烟台和扬子江流域的利益范围。修建巴格达铁路从战略上能锁死黑海海峡，把俄罗斯封死在黑海之内; 而且它还能控制住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这两条通向印度洋的通道，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地。在太平洋地区的夺岛行为不仅挤出了英国在这些地方的势力，还威胁到英国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如果说，德国在其他地方的竞争是侵犯了英国重要的利益的话，那么海军的扩建则是触动了英国的禁脔"。因为，保持海权是维护英国安全的一项支柱。正如第一海军上将塞耳彭（selbome） 在1905 年指出的 "越仔细地分析德国海军的构造，越能明白，它建构的目的就是与英国对抗"。德国在大国间实施楔子战略以及对英德联盟的冷淡更是让英国坚信，德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以成为欧洲大陆或整个欧洲的霸主。正如泰勒（Taylor）所说 "伦敦相信，德国在大国间的挑拨离间是为了取得在欧洲的支配地位"。
正是德国上述损害英国利益的行为，使后者把德国视为了最大战略威胁。当检视完德国的一系列行为后，克劳（Crowe）坚定地写到 "德国政府的直接行为是造成英德两国在维持正常的友好关系上存在障碍的根本原因"。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格雷（Grey）在评估完德国的行为后也指出"德国是我们最糟的敌人、最大的威胁"。需要指出的是，当英国处在相对衰落的位置时，俄、法、日、美这些崛起国也侵犯过英国的利益。然而，由于它们侵犯的范围与程度都不及德国的广和深，因此英国才会把德国视作最大威胁国。地缘因素在英国的威胁评估过程中也起到了调节作用。英德隔海相望，德国的侵犯性行为在英国那里产生一种放大作用，使英国变得更加敏感。比如，当德国抱怨英国过于关注德国的海军建设时，英国外交部对此回应说 "如果英国新闻界太关注德国海军实力的增加，而不关注巴西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德国海岸临近英国，而巴西较远"。因此 "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当然，在开始时，英国内部的不同党派以及不同人士对德国的威胁有不同的评估。比如，自由党一直对德国的行为很警惕，而保守党则看重英德两国间的友好联系。然而，随着德国逐步展开威胁性外交行为，英国内部对其的威胁评估开始趋于一致。以张伯伦（Chamberlain）为例。当英国与俄、法进行激烈地竞争时，他热情地呼吁英德两国结成同盟以应付俄法两国。可是，随着德国一系列外交行动的开展，张伯伦则从一名亲德分子转变成了坚定的反德人员。也有观点提出，威廉二世时的德国之所以会实施一系列威胁性的对外政策，一是其国内不成熟的政治发展所致; 二是因为德国想通过这些外交手段向英国发出地位信号以获取它的认同。不能否认，德国上述的行为可能并不都是为了故意侵犯英国利益，但德国在做出这些行为时却并没有向英国做出任何战略示善举措。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为避免危及自身安全，英国只能以德国的实际行动来推测其意图。
（六） 替代性解释及其不足
秉持均势论立场，在保罗·肯尼迪看来，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是英国观德国为最大威胁的主要原因。虽然上文的肯尼迪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却不尽人意。因为，在本文所研究的这段时间内，德国并不是唯一的崛起国，而且美国的实力还高于德国。因此，仅仅用实力差距来解释就显得不足。在权力转移论看来，英国之所以选取德国为最大威胁国，是英德实力接近以及德国的不满所致。⑦ 前面对于实力接近这个理由已经进行了反驳。关于不满，权力转移论并没有指出当所有的崛起国都表现出不满时，是什么因素导致英国视德国为最大不满国从而把其当做最大威胁国。而本文所提框架将利益兼容度视作霸权国对崛起国不满度的测量指标的做法，则较好地给出了英国为什么会将德国视作最不满的、威胁最大的国家的原因。即使上文提到的地缘以及制度相似性也无法有效解释英国视德国为最大威胁国的做法。因为，设想地缘能够解释的话，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英法就能和解;而且正如克劳所说 "从宽泛意义上讲，海洋国家是任何一个可以从海上接近的国家的邻国"。假如当时只面对一个崛起国，那么不管距离多远，作为海洋国家的英国定会把其视作潜在威胁并采取相应的应付措施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制度相似性的解释力也不够。因为，在那期间英德之间存有很深的王朝联系。威廉二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甥，爱德华国王的侄子以及乔治国王的表兄。
总之，当面临相似的结构压力时，进程因素在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演进中就会扮演重要角色。为理解英国为什么会把德国视为最大威胁国，需要把握住英国在这段时期内的利益及其排序并了解其对德国在一战前的行为的看法。正如史蒂芬.陈（Steve Chan）所说 "英国把德国视为最大威胁者的这一行为更多的显示了英国官方的能动性而不是权力的变动性"。正是由于在面临多方威胁时，英国主动划分了自身的利益并观察到德国行为损害了这些利益，因此它才会视德国为最大威胁国。
结 论
耙梳一战前大国互动的历史可以发现，当面对多个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崛起国时，英国之所以会选取德国作为最大威胁国，是因为德国的行为广泛而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因此，当其他国家"群体性崛起"时，本文所提出的以霸权国的利益与崛起国的行为作为霸权国威胁评估手段的研究框架，就具有了实证性。本文研究框架的确立具有特定意义。
在理论层面，有别于那种只以某种静态因素作为威胁评估标准的理论，本文通过强调崛起国行为的作用，研究框架具备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减少了以往研究中的决定论色彩并赋予了霸权国与崛起国更多的能动性。如果霸权国与崛起国能很好的调整彼此的行为，两国就不必然要走向冲突对抗之路。而相较于那些已经提出了霸权国威胁评估具有动态性的观点，本文的研究框架则更清晰地指出了这种动态性的三个阶段，并具体描绘了每一阶段的主要内容。
在现实层面，为中国的应对策略寻求依据。随着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正在松动，美国也开始面临其他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象。可以设想，为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地位，美国也会评估每个崛起国的行为并选取最大威胁者。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发表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把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中俄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价值和影响"。不管此种评估是否准确，它都说明美国将中俄两个崛起国的行为与其所认定了利益进行了对照，从而将两国同时视作了威胁。可是，就算美国把中俄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同时应付中俄这两个大国。因此美国还需要进一步在中俄之间进行评估以选取真正的竞争者。所以，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之一，中国有必要避免成为美国最大战略威胁，以免遭受美国所带来的战略压力。具体而言∶首先，中国需要保持"和平发展"战略，为促进自身发展赢得广泛的国际"合法性"。其次，中国应该继续与美国努力创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尊重美方合理利益，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协调，妥善解决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最后，中国也应该坚持自身的合理利益，并敢于同美方的侵犯行为做斗争，以为美国建立一个关于中国意图与行为的稳定预期。第四，中国应该同俄罗斯等国加强伙伴关系建设，减轻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总之，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知己知彼，了解霸权衰落的历史定律，不刻意挑战和过度刺激守成大国的"敏感神经"，同时关注于国际政治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项目基金】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2020 年度人文社科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20JYT3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