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的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变化极其缓慢，有时候却快速演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协定在2020年11月，可以说出现了两大突破性的进展。
11月15日，亚细安加上中日韩和澳新15国终于在谈判了八年后，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1月20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明确对CPTPP的表态，意义十分重大。
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围绕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无论中国国内还是世界上都有各种意见的纷争。前者被一些国际分析人士认为，是中国主导亚洲经济秩序的工具；后者则被中国一些专家认为，是日美遏制中国崛起的杠杆。
11月的两大突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上述对立的认识一次很有力的回击。但鉴于今后围绕这两个协定的争论不会消失，笔者认为值此关键时刻，有必要登高望远，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的未来的高度，来探讨两者的关系。
中国进一步融入亚洲经济
首先，RCEP是以尊重本地区发展水平多样性为基础，以务实态度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安排。同中国经济传统增长模式一样，亚洲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情况，而本地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还不高。这种高度依赖外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至2009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已经暴露出很大的脆弱性。
此次15国达成协定，最大成果是在这个自贸区内部的交易商品的原产地规则的标准化，这对于本地区建立更加灵活的供应链条十分重要。本地区之间的产业链之间的合作分工将会进一步紧密化，这反过来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被捆绑到地区经济秩序中。这对于其他经济体产生的是更大的安心作用。
第二，中日韩作为本地区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长期以来无论双边还是三边的自贸协定谈判，都由于各种阻力迟迟没有进展。此次RCEP的达成，意味着中日韩间接地部分实现了自由贸易协定。中日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第10，三国也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三国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经济一体化前景广阔。
从中国来说，此次决定签署RCEP对于一些产业是有冲击的，尽管如此仍然坚持加入，这与印度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了中国希望通过中日韩经济的相互融入，实现三边关系韧性的培养的目的。
正如二战后的欧洲，德法之间通过煤钢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地区经济安排，实现了欧洲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韩三国只有走不断深入的相互经济融合及利益融合的道路，才能够让地区认同得到滋养。
第三，RCEP是一个开放性的地区经济安排，而非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此次RCEP文件中特别注明欢迎印度随时加入。传统上一个国际性经济安排签署后，吸收新成员有几年限制期的规定。这可以说是对印度的特殊照顾条款，同时也证明了亚洲地区具有特色的开放性地区主义的传统。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RCEP正像一个“金丝笼”，中国主动愿意将自己置于地区经济秩序的金丝笼中，让本地区安心，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CPTPP在本地区有刚性需求
首先，CPTPP的前身TPP最初由新加坡、文莱等几个较小的经济体提出，后来日本积极加入，奥巴马政府参与逐渐形成。从其起源来说，并不是日本和美国等大国首创专利。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能够在新时代的亚太经济秩序中扮演积极角色。TPP的签署，意味着美国首次同东亚地区签订了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这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标志性事件。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同亚洲的关系非常依赖双边关系和条约，还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美国同东亚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几个小国所提出的TPP，实际上是要让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更多具有多边主义的内容，“小国的大智慧”可见一斑。
第二，TPP的内在动力首先源于各国希望借助“外压”来推动国内改革。从美国来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15年来基本没有进展；2011年开始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例如2011年同韩国、哥伦比亚等签订了自贸协定。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中反对势力强大，同更大的经济体之间签署自贸协定变得非常困难。随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上开启了以TPP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经济多边谈判的新进程。
这个TPP进程的开启，又同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同步，在中国常常被解读为遏制中国的一种手段，但很大程度上是为借助外力来推动国内改革。日本的情况也相似，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由于经济结构改革滞后，导致了20多年的低增长，各种既得利益结构很难被打破。
参加TPP谈判的决定，最早是民主党执政时期野田首相所决定的，而同时增加消费税也是野田时期决定的。这些都为安倍晋三自民党执政后所继承，也就是说在TPP问题上，日本存在着超党派的共识。
以TPP为契机，我们已经看到了安倍政府在农协改革，降低法人税等方面，迈出了过去20年来日本首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个动机同当年中国为了推动国内改革，而参加入世谈判，从目的来说，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TPP如果能够促进日本经济进一步开放，增加经济活力，反过来可以让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朝着更开放和宽松的方向发展。这样在对外关系上也就会有更多的信心和余力来参与。日本经济恢复好，本身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马来西亚、越南也都有希望通过加入TPP促进国内改革的意图。
第三，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须要加入CPTPP。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今天亚太经济力量的平衡。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5%，贸易额世界第一，中国须要拿出“中国方案”已经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实际的需要和世界的呼声。同时也要看到，同二战后的美国相比，中国在亚太经济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很大，但不是支配性的（big but not dominant），美国加上日本的经济规模仍然超过中国不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进口额占据世界总额比重为12%，而日美韩等发达亚太经济体大约为37%；而且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还不是世界主要的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国家。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合作协定的CPTPP，除了关税减免以外，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动规制等很多新的内容，更多代表了新的知识经济的相关规则制定；而RCEP更多的则是传统的国际贸易壁垒的减少。对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可以成为重要的外压，从而产生新的国内改革的新动力，正如当年的入世一样。
主导权与亚太经济秩序未来
对于东亚达成RCEP和中国表示积极考虑加入CPTPP，引发了国际上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向中国转移的讨论。笔者认为主导权之争的解读，往往会引发人们的关注，然而主导权并非完全是一个争夺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形成和过渡的过程。
目前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经济主导权也是历史形成的，并非完全依靠大战略造就。二战后美国压倒性的经济技术军事文化实力，和主要国家无力承担国际秩序重建的特殊环境下，让美国的领导力变得不可或缺，当然后来这也让美国开始认为自己是例外国家。
目前本地区各种自贸协定安排看上去机制林立，但是它们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最终须要经过市场的检验。无论是TPP还是RCEP，还是亚细安经济共同体（AEC）的认可度，决定权不在于政府，也不在于媒体的评论，而在于实际参加经济活动的企业。
对于企业来说，选项增加本身不是坏事，他们会按照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寻找最为有利的地区安排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配置商品、人员、资金的流动。
因此在未来的亚太经济秩序的重新建构过程中，各种机制会长期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并在竞争中努力提高自身附加值的同时，寻找与其他机制的合作与融合的机会。这将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对此必须保持战略思想灵活度，才不会失去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参加TPP和RECP的成员国有不少是重合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包括合作竞争并存的关系。动态来看待的话，两者将来很有可能殊途同归，在某个时间点上融合，最终实现亚太一体化。这样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会得到制度性的改善。两者将可能成为实现覆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有经济体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一种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