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起任玉岭，关注时政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他从1993年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分别担任了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于2002年、2007年、2012年三次被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2010年、2014年他还两次被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二十多年来，任玉岭所做参政议政、国是建言，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管理……。因为牢记初心，“胸怀天下，情系百姓”，坚持“说真话，察实情”，在全国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岗位上建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为“任玉岭现象”和“影响中南海的总理高参”。
2018年，任玉岭80岁，仍在副总理聘任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着。至今他一年还要走二十几个省区市，最多时一星期要跑五个省，在北京也曾遇到一天有九个会议的邀请函。任玉岭之所以能够在参政议政建言国是的工作中取得国家和人民的如此认可与点赞，实际上与他近80年的阅历和家国情怀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的1978年，正逢我年富力强的四十周岁，从那时投入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我先后工作于北京、北海、深圳、昆明、成都、广州，后又回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至今并没有停步，仍奔波于全国各地，或参加调研或出席会议，使我有机会亲历、亲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全过程。基于我有着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国企民企、上市公司及在首都、在沿海开放城市、特区城市和西部城市工作的广泛阅历，特别是在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岗位上，同上上下下接触较多，并出席和列席五年一届的5次全国政协大会，出席20次全国政协常委会，列席五年一届的5次全国人大和2届中共党代会的开幕和闭幕，使我有机会参与和了解改革开放的更多情况与细节。为此，我作为多年的《国家智库》主编，很愿意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谈谈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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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基础与背景
树有根、水有源。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既是原有发展基础上的继续前行，也是客观需求的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近30年，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既取得了诸多成就，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的干扰。但总的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应是水到渠成的顺势而为，是在大势所趋、国情所迫、国运所系、民情所需的基础上得以启动的。
(一)政治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现了中国政治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飞跃。伴随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总路线的贯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和全国人民人人学习“老三篇”，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是极宝贵的政治财富。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前三十年，工业方面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特别是156项工程的建设，改变了使用洋火、洋油、洋灯、洋布、洋车的时代，建起了自己的食品、日化、纺织、印染、造纸、卷烟、轻工机械等产业，而且在天津、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及中西部的三线城市发展起了煤炭、矿山、重机、化工、汽车、钢铁、冶金、水泥、玻璃、电子等行业。随着大庆油田、盘锦油田、胜利油田的投产，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同时铁路公路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农业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建起了数以千计的大小水库，为农业的安全生产创造了条件。
(三)人才基础
前30年除了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全国各地建起一大批中小学。国家还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学院路建起了航天、地质、矿业、钢铁、医学、农机等八大本科院校，前17年为国家培养了百万计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科技术人员，文革中培养的工农兵学员，虽然人数不多，但也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正是这些人才的育成，改革开放才有了推进发展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四)国防基础
国家安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在抗美援朝中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拥有51万3千人、2000架飞机、2400辆坦克、5万门火炮的美国为首的18国参与的联合国集团军。中国军队的震慑力使美国为首的所有想侵犯中国的国家再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研制出来的原子弹、氢弹、导弹，使我国的国防力量空前增强。所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和平发展的好环境。
(五)外交基础
前三十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万隆会议扩大了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带病工作，采用“小球推大球”的战略，通过乒乓球比赛，推进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关系改善及作为常任理事国走进了联合国。为我们改革开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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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启动与进展
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怎么开放，怎么改革，从哪开放，从哪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设计师发号施令，正确指导，更需要有各方的精密组织和行动。根据我的了解，改革开放的启动至少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的。
(一)邓小平复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计时是由1978年开始的。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1978年3月初的政协会上，一批革命同志呼吁“邓小平应彻底恢复名誉，出来主持工作”，全国政协大会闭幕时，邓小平被选为政协主席，并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3月18日，邓小平主持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指出“教育事业应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由此，彻底改变了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的恶劣处境，这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迎来了科技与教育的春天。
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改变了“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并且以实践为标准推进改革，对很多被搞乱的认识和做法进行了拨乱反正。例如，对彭德怀、刘少奇等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和对40多万原定右派分子除章伯钧、罗隆基等五位外，一律以错划为名进行了改正。
(二)代表团走出国门，开眼界、搞引进
1978年外事活动极为频繁，截止到9月份，中央便派出多个代表团，分头走访了31个国家，并接待15个国家领导人。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10月22日邓小平到日本访问。大门的敞开，不仅为各方面走出国门开眼界搞引进奠定了基础。也为增进同国外的联系，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了条件。例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天津化纤厂等一批大型项目被引入国内，与此同时，开放了外资在中国进行投入，诸如北京的建国饭店、兆龙饭店、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都是由那个时候开始启建的。1982年我被借调到国家科委组织生物技术的“六五”科技攻关，为了学习国外生物技术开发经验，由国家科委组团，吸收上海、广东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参加，到英国考察了七个城市约20个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接着参加了广东组织的中国生物工程考察团，走访了西欧和东欧11个国家，同国外建立了广泛联系。此后世界遗传工程中心中国分中心及欧洲共同体一中国生物中心开始在中国组建。欧共体还根据协议，为我方提供一批留学生名额，接纳了我方留学与进修人员走进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此后，我又参加了国家科委的考察团，考察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家引进了“一村一品”的发展理念和做法及公司+农户的农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以及中国第一个配餐西红柿种子，第一个活性干酵母生产技术等。并且在加拿大引进了中国第一个饲料添加剂工厂装备，于广东顺德北滘镇建厂，从而推动了中国饲料工业的大发展。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又通过国家星火计划，在顺德北滘镇星火计划密集区内引进了中国第一个易拉罐生产线、第一个花卉大棚、第一个国外投资的食品加工厂，第一个鳗鱼生产基地等。80年代末我到北海工作后，还参与奥地利蓄电池生产线，台湾二郎皮制革厂及德国牛皮纸生产线的引进。
(三)大搞人才建设，外派和引智并行
改革开放一开始，国家就把派人到国外留学和进修作为培养的重要抓手予以推进，并同时由国外引进专家来促进我们的工作。我那时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一时间刚从北大、复旦、南开走出的工农兵学员，及少数英语基础甚好的老同志，便成了第一批走出国门，到英、美学习进修的幸运儿。由于国门的长期封闭，很多人英语水平远跟不上时代需要。于是，像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科技界最高学府，每个研究所都着手举办了外语培训班，对广大科技人员进行外语培训。那时，我也在研究所内参加了英语培训四个月。之后，通知我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法语，到校后，大部分任课老师全是外国引进的，教英语的多来自美国和英国，教我们法语的是从法国和德国引进的。我们班共19个人，来自新疆、兰州、长春、上海、广州和北京，从事专业各不相同。学校要求大家学习期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法语书，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绝大部分同学都走进了法国，我因到国家科委工作，婉拒了到法国图卢兹进修的邀请。
与到国外进修学习并行的是，从国外引进专家，参与我们的对外开放。如前所述，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引进外国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情况，全国不少地方、不少学校也都开始这样做。我到国家科委工作的第二年即1983年3月，中国召开了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从美国来了20多位专家，就中国多方面的科技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参加生物技术讨论的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三位教授，不仅提出中国要发展遗传工程，而且要发展适用技术，并建议中国组建管理生物技术发展的中国生物技术中心。他们让我为之代笔给邓小平写了建议书，以他们三人的名义报邓小平后，获得了副总理万里的批示。中国生物技术中心组建后，方毅副总理又为这个中心由美国和法国聘任了11名教授专家担任中国生物技术发展顾问。国家外经部还通过联合国的渠道，设立了TOKTEN经费和STAR经费，专门提供全国各地引进华裔和外国专家申请使用。80年代末我到北海任副市长时，还申请STAR经费引进了温哥华市长城建顾问等对北海市做城市建设医院管理等各方人员进行了培训。
(四)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中国的改革实际是从农村首先开始的，1978年前实行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的拴在了土地上，大锅饭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12月24日晚，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聚在一盏煤油灯下，在分田到户实行包干的协议上按下了红色手印。这份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承包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这一联产承包制在全国的漫延，促成了农村面貌迅速改变，粮食不断增长。尤其是安徽和四川粮食迎来了大丰收，“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农村改革突破的另一方面，就是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崛起。我多次去过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河南的刘庄、南街村和竹林，他们都是农村改革的先锋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吴仁宝同志曾几次给我讲，江苏华西村曾经办有一个五金作坊，但是，长期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受保护，而是偷偷摸摸的运行，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后的12月8日，人民日报用头条位置报道了华西村《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并配了评论员文章，这才使吴仁宝躲过了一场风波，由此华西村迎来了发展春天，华西村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样板带动了全国乡镇企业的燎原，今年7月我又去华西村，在同接班人吴协恩书记的交流中，已经知道他们的产值超过300亿元，就业人数已达1万多人，村民的年收入已经高过10万元以上。
美丽乡村建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正当全国快速发展，处处都为环境污染，特别是面临污染担心和着急的时候，浙江省安吉县提出了美丽乡村的概念。他们不搞住宅的集中连片和建设高楼，不破坏传统的农村文化，而是在原先村落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美化，烂水沟变成了清澈的溪流，臭水坑变成了绿树围绕的荷花塘，房顶美化了，墙壁刷新了，村上设置了就业指导服务联络站，设置了图书馆、活动广场和医院。同浙江大学合作建起了人工养鱼塘，山上的竹子用来加工成竹纤维做成各种各样的用品和服装。云白天蓝，人民有了十分满意的获得感。
(五)改革管理体制激发开放活力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改革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的启动，是从干部年轻化和精简政府机构开始的。刚一开放，我就听到万里副总理对沂蒙山区的考察谈话，他说那里的干部是“七个书记八个牙”，表明干部的老化问题十分突出。为此，中央下大决心推进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结合精兵简政，一大批老干部从岗位上退下来，一批有学历有知识的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各级政府的管理岗位。其中也包括一批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被启用。为了安置戎马一生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和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专设了一个庞大的顾问委员会，能够使老同志有机会发声。
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对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1980年，经中央批转，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批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又批准海南为特区省。这些城市和省区除了其它的特殊政策外，外来投资均可以享受“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以后又陆续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广西批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沿海开放经济带。1990年中央又决定开放浦东新区，使全国的对外开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期。1992年1月8日至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此，市场经济堂而皇之的进入了我们的发展领域。并且在人们有了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后，胆子更大了，敢闯敢试的劲头更足了，极大的推动了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我是80年代末，被派往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做副市长的，临行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指示我到北海后，“一定不要就项目论项目，要从总体上、全局上、战略上推进北海的发展”。当我提出北海的发展一要确立三个观念(开放、商品经济、科技兴市)，二要明确三个观点(发展工业为重、从北海实际出发、发展外向型经济)，三要搞好三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四要引进三种人(戴眼镜的、说普通话的、讲外国语的)，五要从三S要素突破(海水、阳光、沙滩)之后，市人大向市委建议支持我干好工作，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为我配十位秘书，成立了任玉岭办公室。从此北海展开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进入1992年，平均每天有6家新公司在北海注册，全国30个省、自治区都有企业走进北海，北海翻天覆地的变化，风成水起的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的优势和对外开放的巨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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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成就与辉煌
改革开放经过前述的几个方面的启动与发展，继而出现了举一反三的潮涌般的发展浪潮。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成长与崛起、三来一补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股票证券、期货交易的出台、农民工涌进城市，土地与房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港澳的回归、对WTO的加入及互联网走进中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推进，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更大活力，创造了地覆天翻的辉煌与业绩。
(一)经济发展举世瞩目
我记得很清楚，1982年几次出国归来时，总有人问我国外怎么样?为了方便对大家的回答，我当时概括了几句话：在国外“人们生活在地毯上，行走在汽车上，休闲在草坪上，城市里高楼林立、汽车如流，晚上灯火辉煌，商店里物质极大丰富”。而那时的中国是路不平、灯不明，买东西要凭票、要排队，马路上基本没有轿车，北京最高的楼17层(北京饭店新楼)。而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欧美的差距已经是大大缩小了。我们眼前的中国是高楼林立、汽车如流、路平了、灯明了，商店里物质极大丰富了。
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82.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的煤炭、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的产能分别达到世界总量的50%、46.3%、60%、50%、65%。中国每年生产9200万部手机、7000万台电视、2000万辆轿车，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与我们相比，我们每年为世界每一个人生产两双鞋子、两套服装，这些奇迹都曾经是我们当初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改革开放初买粮凭粮票，买油凭油票、买蛋凭蛋票，买肉凭肉票，买糖凭糖票。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粮吃菜问题，曾经在90年代实施了粮袋子工程和菜篮子工程。并且实行了省长、市长负责制。而今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粮食年产量已经超过6亿吨，蔬菜年产量已经超过7亿吨。凭票吃粮吃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能源交通业绩辉煌
能源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基本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年，党和政府狠抓了能源交通的大发展。
在能源方面，首先是电力的发展成绩极为显著，迄今火力发电已达到43958亿千瓦时，位居世界第一，人均电量达到4.2兆瓦，进入世界第八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突破3亿千瓦时，占全球水电27%，全球装机容量排前十位的水电站中国占5个，长江上的三峡、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的发电量分别达到2250万千瓦、1386万千瓦和640万千瓦。此外，中国风电总量为2410亿千瓦时，核电厂五座发电870亿千瓦时，还有12座核电厂正在建设。为了保证火电厂发电和汽车的正常运行，中国的煤炭开采已达40亿吨，石油开采接近3亿吨，每年还有近3亿吨石油进口。
在交通建设方面，本着“要想富先修路”的要求，四十年来我国的公路建设已从89万公里发展到469.6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13.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铁路总里程已由1978年的5.7万公里发展到12.4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2万公里，高铁占世界总里程60%，新近投资234亿元的12条铁路扶贫干线也已开工建设。
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更是快速，现在民航机场已从1978年的70个发展到218个(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通航城市214个，1978年全国航空客运量仅为231.9万人次，2016年突破10亿人次的吞吐量，年突破1000万人次的机场就有28个。北京机场超过9439万人，广州机场超过6600万人次，成都、昆明、深圳、上海均突破4000万人次。
在桥梁建设方面，我国的公路桥已超过80.53万座，高铁桥梁超过1万公里。长江从宜宾以下仅干流就建起大桥135座。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前十名的斜拉桥、悬索桥、梁式桥的60—70%都在中国。港珠澳大桥将成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隧道建设，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因为技术缺乏，国家困难，公路较少有隧道，多以盘山公路为主。有一次我们在新疆调研，一天由天山南的那拉提草原去天山北的昌吉机场经由独库公路，中间翻越横贯东西高达3000米以上的两道天山，一路上虽然要穿过人工的防雪棚，但连一个隧道都没有。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先后建成的隧道总数达到8600座，铁路隧道6876座，总长3670公里，居世界第一，公路隧道总数1782座，总长704公里，最长的铁路秦岭隧道18.46公里，我国是世界上地下工程最多、最复杂、发展最快的国家。
(三)科技教育事业大发展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人才决定今天，人才更决定未来。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改革开放一起步，就改变了文革中推行的上大学靠推荐的做法，启动了全国高等学校通过考试招生的办法，使数以万计的知青走进了高等学校。进入新世纪，高校扩招，研究生、博士生的招生数额也迅速增加，电视大学、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相继启动。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免费和对职业教育的助学补贴，以及对幼儿教育的关注，解决了一些孩子因地区或家庭贫困而不能入学受教育的困惑，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迄今全国已办起各类学校52.1万所，在校生2.6亿人，培训生5383万人，现在幼儿入园率77%，义务教育入学率93%，高中入学率83.5%，大学毛入学率42%，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0.3年。我国送出的留学生也大量回归。2015年海归人数为35.6万人，2016年达到36.7万人，我们经济发展的人才红利已经来到。
在科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对国外生产装备的引进和一大批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不仅带进了先进的管理，也带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从钢铁生产、石油炼制、化纤、服装到畜禽屠宰、肉蛋加工、稻麦收割、牧草种植，行行业业都因此在技术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了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搞好科技与生产的相结合，国家先后推出了星火计划、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等。以我亲自参与与运作的星火计划为例，先后于全国各地在各行各业确立了上万个项目，使很多个全国第一在星火计划的推动下得以问世。例如，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第一瓶矿泉水、第一瓶中国可乐、第一瓶格瓦斯、第一瓶椰子奶、第一瓶低度酒、第一个组织培养种苗场、第一个饲料添加剂厂、第一个对虾养殖场、第一个鲍鱼养殖场、第一个螃蟹养殖场、第一个配餐西红柿、第一个活性干酵母生产、第一个“一村一品”、第一个公司+农户、第一个将松茸食用菌推向国外、第一个哇哈哈口服液、第一个前列康等，都是在国家星火计划的支持与推动下开发成功并走向市场的。既为人民生活需要填补了空白，也为国家经济发展补上了短板。与此同时，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都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和高科技的推广、高科技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3年，国防科工委拟上马嫦娥工程，进行绕月、登月试验，因立项遇到一些困难，我受该项目创始人栾恩杰院士委托，由成都赶回北京同总理座谈时反映了相关情况，提出19亿元的申请，温家宝总理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很快批准投入16亿元，使绕月试验工程开始启动，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不仅取得了两次绕月成功并实现了登月着陆，走在世界的前列。
2016年习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建设科技强国而奋斗，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推进了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科技投入迅速提升，2016年我国科技投入1.56万亿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11%，超过欧盟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我国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占到财政的4.13%。近年来我国创新土壤更加肥沃，创业火炬越燃越旺，创新型国家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我们的高铁、天眼、量子计算机、探月、航天、潜水深海、海上平台、大型吊机、可燃冰开采高压输电以及大飞机与航空母舰的制造等一批战略性科技成果，都走进了世界前列，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7.3亿人，机器人发展以30%速率增长，140个行业进入了智能化创新时代，如此，不断刷新人们对科技的认知，自主创新不断传出嘹亮的中国声音，使中国人骄傲，使13亿人民兴奋。
(四)民营经济由小到大已占据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后，对民营经济的成长是逐步放开的，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开放之前的文革期间，民营经济是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的。所以改革开始之初，对做小型贸易活动者，常被作为投机倒把犯罪受到打击。民营经济的正式启动，应该说是从1979年由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开始的。外国公司在中国投入则是从日本松下公司事务所设立北京起步的。总的看，民营企业的成长并不容易，安徽芜湖年广九搞了个“傻子瓜子”，迎来了好生意，雇工超过7个人，收入达到百万元，当时有人想抓他，邓小平知道后，指示不要动，主张放两年再看，认为不会影响大局。这不仅保护了民营经济，也给后来民营经济大发展开辟了坦途。
民营公司的加快兴起始于1984年，该年年初国务会议纪要指出，公司制是当代经济管理经营的最好模式，在中国还没有公司的情况下，要鼓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组建公司。可能与这样一个国务院决定有关，一批民营公司开始在这一年连续问世。四通、联想、海尔、万科等都是在这一年腾空出世的。我住在中关村，这年的早春，四通公司在中关村大街西侧盖了一间门面房，3个月后改成两间，又过了3个月，两间上面接了一个二层楼。我因较早看到了国务会议纪要，又因为自己是中国味精技术的创始人之一，看到近200家味精公司产品过剩难销，我便与朋友们协商决定成立中国味精技术公司，推进味精的市场开拓和产业效益的提升，当我把报告送出后，得到了商业部、食品协会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三重批示，胡启立同志批示“这样的味精技术公司越多越好”。1984年5月，我们这个挂有中国字头的味精技术公司，邀请18位董事每人出资2000元，正式宣布成立了。由于成立大会上得到了多个厂家的赞助，我推进了七项改革，一是实行总经理经营，二是董事会监督，三是进人才不要档案(为了争取人才)，四是实行高工资待遇(全员工资均比社会高3倍)，五是实行小汽车办公(提高效率)，六是组建技术小分队，面向全国200家味精厂服务，七是组建顾问委员会。经营一年下来，不仅为被服务的企业创造了效益，自身也收入600万元，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并加了评论员文章。
1984年中关村科技一条街迅速形成，没想到的是到1985年中一股寒风剧烈的向一条街的民营企业袭来，一条街成了“骗子一条街”。好在有中央的高瞻远瞩，派芮杏文等进行调查发表报告后，一条街又被稳定下来。
正是由于中央的把舵和对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一步步逐渐放开，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崛起。当然民营经济本身的优势，也是保它发展的主要动因。民营经济管理灵活，决策自如，加上很多民营经济的创业者都是草根出身。他们大多有着温州商人“四个千万”的创业精神，这就注定了他的发展速度快、发展效率和效益都较高，这也是民营经济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要条件。
2016年，民营经济总户数已达到6504万家，名营企业达到2628万家，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国总量的65%，在吸纳新就业人员方面占到全国总量的90%。民营经济已经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半壁江山。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民营经济又走出了一批黑马，升起一批新星，他们对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及智能经济的贡献更值得点赞。
(五)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有了丰厚的获得感。
改革开放的初心，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群众过上好生活。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是循序渐进的。例如，我本人从196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1977年的17年中只是因为转正、工资有了一次提升，转正后的16年工资一直没有变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增长，1988年工资就从1977年的62元，增长到270元。正如邓小平1990年所讲，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明显增加，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
在苏联和东欧解体后，邓小平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民的收入从开放初的133.6元提高到12336元，城市居民的收入从开放初的343元提高到28840元。在吃的、穿的、喝的、用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方面都有了基本保障和很大改善。
改革开放初，常可见到很多人穿衣服要打补丁，为了发展经济，也曾动员大家改变一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意识和习惯。而今天，家家户户、大人小孩在穿衣服方面，基本都可以做到夏有夏的、冬有冬的，有便服、有制服，有中装、有西装，特别是白领阶层，往往是服装满衣柜，鞋子很多双。
从吃喝方面看，开放初吃一次馆子，那是很奢侈的，人们很少进饭馆。而今很多家庭经常吃饭下饭馆。现在，不管是富有的家庭或是收入低的家庭，都会做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俱全。就以喝的牛奶和各种酒类的供应来看，仅从其销售额的大幅增长，就可以看出人们消费水平的快速上升，例如啤酒，改革开放初全国产量不到100万吨，而今已达到2400万吨，葡萄酒，改革开放初根本没有干白葡萄酒和干红葡萄酒，而今仅干红葡萄酒的销量就达到50万吨以上。白酒的消费也早已突破1000万吨，比改革开放初增长5倍有余。关于牛奶的消费，因三聚氰胺事件使我国的牛奶产量受到很大影响，而现在仍然达到了人均30升左右的产量，比改革开放初的人均3升不到上升了10倍。改革开放初水果蔬菜的供应都十分紧张，而今蔬菜总产已达到7亿吨。水果消费，不仅销量大大提升，而且品种应有尽有。南方的，北方的，国内的、国外的，应季的、反季的，市场上样样俱全。
旅游、休闲也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初极少有什么旅游，最多是走走亲戚、逛逛公园。那时间不仅缺钱不能旅游，而且作为工人和干部也很少有时间进行旅游，而现在不同了，公休日已由开放初的52天，增加到104天，此外还有法定假日11天，20年工龄的还可享受法定假日15天，特别是带薪休假的实施，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更多旅游方便。现在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0亿人次，出国游达到1.2亿人次，这都说明了人们生活的大提高，也使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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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改革促成深层次的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突出的。对这些问题，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警告的。例如，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邓小平80年代就讲到，“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1989年6月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强调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1992年南巡讲话中，他又提到，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我们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在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方面，邓小平讲“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领导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逞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在对待农村的发展建设方面，邓小平说，“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80%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学习外国和维护民族自尊方面，邓小平说“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外国有益的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
我们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从这几个方面开始的，有的问题甚至是十分严重的。幸亏十八大之后，有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秋毫、高展远瞩，带着问题意识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勇气，针对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坚持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农村发展和解决自主自尊问题，做到了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五年中进行了1500项改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做成了许多过去想作而没能做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深层次的历史性的变革，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一)整治腐败、从严治党使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摆脱了危亡风险，迎来了历史性转机。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正是腐败，破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正是腐败导致圈子文化盛行，买官卖官普遍发生;正是腐败盛行，严重破坏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给国防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正是腐败，导致了中南海的政令难以走出红墙，削弱了党中央、国务院应有的权威。
从已公布于众的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苏荣和徐才厚、郭伯雄等数以百计的高层腐败分子的腐败罪行以及打老虎、拍苍蝇所揭露大官大贪和小官巨贪数量之多，罪恶之深让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本来80年代中就明文规定2000元非法收入为贪污、受贿，而他们的受贿竞达亿元以上。如此严重的问题，长期以来被束之高阁，甚至还有人在助桀为虐。数以百计的腐败分子连线编网，形成藩篱，形成势力，构成了腐败之墙，堵住了改革道路的畅通。即使走出中南海的政令，也要你按着他们的意志和利益进行修订。2007年出台的房地产政策无法贯彻，并被逼修改，就是典型的例证。腐败严重不仅影响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而且他们正在用手中的权利改旗易帜引国家向邪路前行。说严重些，如果不是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志断腕的决心打虎、拍蝇、力挽狂澜，任其下去，必然会出现军将不军而至亡党亡国的可能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央八条规定，随即就有人讲，八条有什么用，过去出台的规定八十条都多了，能解决什么问题!让人没想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八条从政治局成员做起，并组成督查队伍时时进行监督，八条不仅得到了效果，而且暴露出一批腐败分子，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风凰涅磐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固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和矛盾。在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并通过反“四风”和“反特权思想”、“反特权现象”的改革、“两学一做”、法制建设、把权利关在笼子里等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改革面前，党风政风已经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已经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信任和拥护党和政府的决策和指令。
(二)大力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置，使经济社会闯过了三期叠加的难关，使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发展。
我们的改革开放出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长期刺激发展积累下一系列风险。以GDP论英雄，GDP出干部，GDP成了一些人的升迁阶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花上垒花，跑部前进，经营城市，炒房地产成了刺激发展的普遍手段。而由此引发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我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于2010年初向中国社会科学报反映了我对社会存在问题的概括。即七个不能持久和八个必须转变：七个不能持久是①依靠国外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久;②依靠农民工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久;③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④对国外技术依赖度过大，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久;⑤粗放经营，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久;⑥二氧化碳排放过高，耗能过大不能持久;⑦环境污染、损害生态严重不能持久。八个必须转变是：①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②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③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④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层系数过大必须转变;⑤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⑥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⑦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⑧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2010年连续6起校园血案发生后，我又向中央提出了“从校园之外构筑校园平安”的建议，分析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建议搞好发展共享、搞好社会矛盾的化解、搞好从严执法。得到了总理和多位政治局常委与委员的圈阅和总书记的批示。
十八大之后，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狠抓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了高屋建瓴的决断。人民长期的期盼得以实现，也放下了压在我们心头的忧国忧民的一块砖。
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遇上了三期叠加的风险后，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要出现硬着陆，负增长，竭力唱衰中国经济。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经济体量增大，发展速度降档，经济发展需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及消化此前很多年刺激发展积淀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果断的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通过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特别通过一带一路开放战略的实施，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度过了三期叠加的急流险滩，保证了经济的中高速发展和每年1300万以上的人口就业，实现GDP由54万亿元向80万亿元的飞跃及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社会得以安定。
(三)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进乡村振兴，引领全国人民向共同富裕目标奋力前进。
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和两极分化逐日严重，而问题又主要集中于农村。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拉开差距，以利竞争，增强发展活力，邓小平提出让少数地区、少数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操作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势影响和未能及时出台引导政策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一方倾斜，而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为防止差距的逐日扩大，曾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我本人也曾于2001年向中央建议，“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指出“只取不予”是农村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在“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三大战略十大突破”一文中，提出了免农业税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报告后，一报纸排好版准备发表时被封杀了。说“皇粮国税几千年，是不可能取消的。”
在2003年10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我又提出了三个担心：一是担心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不够;二是担心区域差距会继续拉大;三是担心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措施不力，并指出钱与物的投放，只重富不重穷，只重熟不重生，只重城不重乡，只重工不重农，只爱锦上添花，不顾雪中送炭以及虚报、浮夸、贪污、受贿，买官卖官都将会影响《决定》的贯彻和“重中之重”的执行。
朱镕基总理2003年所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过去五年一直是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的，而正是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使中央的政策未能落到实处。我们的扶贫走向了越扶越贫，几百个贫困县二十几年的努力一个贫困帽子都摘不掉。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研究指出的那样，我们虽然以每年不低于10%的速度快速发展30年，而并没有像日本、韩国、新加坡那样仅用20年10%的发展速度，就致富了广大百姓。中国到2010年12月，贫困线为1500元，中国还有贫困人口8000万，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1.25美元以下为赤贫标准，中国那时还有赤贫人口2.5亿人。这种情况，我们能说不是两极分化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讲实事求是，我们应该承认贫富差距的悬殊已经扭曲了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八大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着问题意识于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有八个必须坚持，其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必须坚持共同富裕。2013年，习主席又提出“四个全面加强”：第一个加强就是要加强全面小康，接着又推进精准扶贫，使6000万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4%以下。并要求在2020年所有贫困县全部脱帽。十九大又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了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美丽就没有美丽中国，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搞好区域性整体扶贫，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扶贫的道路上一个不能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彻底改变了过去谈小康只谈平均值的惯性思维，体现了工作的扎实性和不忘初心的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为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下坚实基础。
(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四个大问题，就是环境污染问题。据我所知，我们的环境保护开始是过于放松的，我曾亲自聆听了1973年出席斯德哥尔摩环保会议代表团回国后的报告，那时讲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污染发生。这样的思想影响了我们40年改革开放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多少项目的环评，虽然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最后都成了项目“可批性”依据。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严重发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仅水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空气也被污染了，曾一度七大江河三大湖泊的水质都降到了三类水质，淮河和滇池花费巨大代价几经治理，终未能明显改变水质的四类污染。农药、农肥、除草剂和畜禽粪便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汽车尾汽污染，不仅影响了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还影响了呼吸空气的安全。曾几何时，中国有3亿多人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雾霾污染已影响到20个省，涉及6亿人口的呼吸安全。这都是常期以来不注重环境保护，不注重生态建设和腐败干扰生态建设造成的恶果，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危害。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后，把生态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改变了为要金山银山破坏绿水青山的惯性路径。习主席并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拼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作法，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的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中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这五年，国家加大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环境执法的力度，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生态保护修复，特别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不是大开发，而是大保护，都为环境污染治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显示出明显效果，一批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已经展现于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中国一定会建成。
(五)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已经使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改革开放四十年出现的第五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要不要中国的独立性，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不要自信和信仰。改革开放初邓小平虽曾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的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但在实际运作中，我们的发展道路一味地被外国经济学思想所左右，过分的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并对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不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争议。我就亲自遇上过一些学者，把我们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大多数人服务，说成是因循守旧，把重视发展公平正义和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说成是杀富济贫。当你提出重视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中西部差距时，他说按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中国东部有三个城市圈就够了。当你提出我们要重视提高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中国人要学习韩国“身土不二”精神，多购买自有创新产品时，他说你这是保护主义，总有那么一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圆，外国的就是正确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推进两极分化，在扭曲我们的发展道路，在摒弃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际明察秋毫，从十八大起就提出了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牢牢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革命信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认真进行了1500项改革的伟大工程，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和同世界各国奉行互利共赢合作发展，建设人类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注。近些年来，我们在东盟、在APEC、在G20、在达沃斯、在上海合作组织、在联合国等国际会议上的地位空前提升，中国的朋友遍布全世界。尤其是旨在同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倡议，重点项目和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朋友圈越来越大，沿线的贸易额迅速提升。使我们在世界经济的共振中得到联动发展。
这五年，以上各方面工作的高效推进和凤凰涅槃，都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和啃硬骨头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是十九大最大的政治成果。事实证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按照这一思想推进我们各项工作，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因此，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而且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发展新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原参事，全国政协第九、第十届常委，《国家智库》主编，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原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