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年多全面深化改革的努力，中国的改革进程将随着2017年十九大的召开进入新的阶段。2017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既要对前五年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又要对未来五年全面深化各项改革进行部署，以期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目标。因此，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
在即将进入2017年十九大中国改革新阶段的节点上，把握好中国改革的未来趋势至关重要，这既需要对前几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进行充分肯定和经验总结，又需要客观地分析中国改革当前所面临的基本形势，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和阶段性成果。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从总体格局上讲，还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的改革在完成顶层设计、施工图设计后，目前正处于全面落实的施工高峰期，几百项重大改革全面铺开，其中虽然部分改革举措得到了落实，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绝大多数的改革项目尚在落实中，改革的任务非常繁重，从施工进度来看，很多并没有达到进度目标。虽然中央强化了落实机制，但由于大部分党政官员缺乏20世纪80年代官员的改革锐气，除了口头上、形式上的政治表态外，改革实际工作中不作为成为普遍现象，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成为改革工作的常态，而且处于自我评估、孤芳自赏的麻木陶醉之中。这种状况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几百项重大改革不能落地或不完全落地，会使很多改革产生空转，不能达到或不完全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预期的目标，并且在某些改革方面有可能使前一段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发生倒退。
2.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后，社会广大群众对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热情很高，抱有极大的期待，对改革带来的获得感预期也很高，但经过几年的实践，虽然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人民群众也分享了部分改革带来的成果，但总的说来，由于大部分改革举措尚处于落实之中，一些领域的重大改革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广大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不强，社会上蔓延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悲观情绪，对改革的信心有所降低，对改革的前景表示担忧。因此，如果十九大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尤其是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不能得到突破，将使人民群众逐渐对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失去信心，使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改革逐渐失去重要动力。
3.全面深化改革中，虽然有少数领域的改革取得了突破，但对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大多数领域而言，大量的改革举措到了突破的重要节点，在未来几年如果稍微松懈和动摇，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不能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而且会使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未来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从一定意义上讲，相当一部分改革已经到了没有退路、背水一战的境地。比如这两年国家在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时，过多的使用行政手段，虽然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也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以避免的;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在政府改革上没有突破，不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光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和清理“僵尸企业”，不仅会面临巨大困难，而且本身还会成为一种周期性反复发作的“经济虚弱症”，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改革越来越困难。这已经成为我国多年来被反复证明的经济体制痼疾，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
根据中央有关会议精神，2017年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是“稳中求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同时，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201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仍要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和艰难选择。
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央和地方就一直面临“改革优先”还是“增长优先”的十分纠结而又往往难以取舍的两难选择。一方面要完成“十三五”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或者理论上讲，也许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但从近期或实践来看，这两者往往又是矛盾的。这几年，国家为扭转经济持续下行进行了多种努力，其中也包括强力推动政府、国企等一些领域的改革，但是这几年的改革还没有在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的最根本、最关键的方面实现真正的突破。因此，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不得不反复使用投资拉动、货币刺激等老办法，甚至还要为此付出放慢改革的沉重代价。2017年中国仍然要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稳经济和促改革之间纠结、平衡，而且平衡的难度更大，可以说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这是因为：
首先，2017年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恐怕难以改变。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更大，对调结构、促改革的制约也会日益增大。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着一系列严重挑战，包括实体经济仍然未见起色，资金“脱实向虚”趋势未变，因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加上一二线楼市泡沫增大，大量的资金停留在金融体系自我循环，高杠杆带来的金融系统风险加大。目前，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260%左右，政府债务风险、外汇风险和银行业不良资产风险持续加重，一二线商品房价仍居高不下，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依然不高，民营资本外流趋势未改。近些年来企业税费负担重，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接连上涨，企业竞争力下降，经营困难。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压力仍然很大。逆全球化思想在西方仍然弥漫，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新总统的上任给我国贸易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给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蒙上阴影等等。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稳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也显著增大。
其次，近些年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已经达到风险区。根据有关研究，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导致政府的赤字率达到3%，超过国际警戒线，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使中国的杠杆率达到260%，成为国际杠杆率最高的少数国家之一，资产荒现象越来越严重。高倍杠杆下的投资政策，刺激了投资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经济效益相对低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新型城镇化进展迟缓、部分地区发展失速等问题。
再次，保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的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局面。由于长期纠结和徘徊在这一对矛盾之中，我国既没有走出经济增长下行的轨道，也没有实质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更没有在一些重大领域的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连续9年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国企垄断”为特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相悖的，与共享共富的人民群众的追求是不相适应的，“政府主导”错配资源要素，“投资拉动”压制和挤占居民需求，破坏了资源环境，“国企垄断”扼杀市场活力和创新。而这几年全面深化改革中，这几个方面的改革没有真正到位，2017年稳增长与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这一对矛盾的调和和平衡确实难以持续下去。
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处于相持状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另一方面，从改革的全局和过程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经过前4年的努力，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已经到了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临界点，已经具备了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取得突破的条件、基础和大环境。
首先，改革的执行力有望进一步加强。十八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习近平同志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十九大前后一大批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同志进入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要领导岗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进一步加强，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地方各部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执行力进一步加强，有助于消除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革中普遍存在的不作为和形式主义现象，有助于改变相当一部分改革项目空转的局面，有助于中央出台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地生根，有助于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实现改革突破。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受利益集团的掣肘相对减少。经过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和党建工作的加强，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决定性胜利，党内大批腐败分子被清除，十九大后阻碍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将大大减弱。同时，随着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党内风气得到好转，一大批政治忠诚、比较廉洁自律的同志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也减少了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阻力。从中央的工作精力和重点来看，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央领导的注意力可以由反腐败、党内建设更多的转向经济和改革工作，中央对改革领导的重点可以从出台方案、部署落实转向集中精力抓关键环节改革的突破。
再次，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经过几年的顶层设计、总体设计、施工图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380多项改革项目的方案绝大多数已经出台，除了个别改革项目外，改革的方案设计已经基本完成，改革的总体目标方向已经明确。我们认为，2017年乃至十九大后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的工作精力和重点，不再是研究改革方案、出台改革举措，而是围绕贯彻落实中出现的问题，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特别是国企、财政、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对外开放等基础性重大改革领域，重点突破、攻克难关，使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
最后，改革具备了重点突破的工作条件和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方案设计已经基本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绝大多数改革举措已基本出台，各级改革的机构和人员已经建立健全，改革的落实督查工作机制已基本形成，少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大多数领域的改革试点正在有序展开，有的已经具备全面推广的基本条件，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难点正在破解之中，应该说实现改革重点突破的工作条件和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在现有党的集中体制下，只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切实负起责任，把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亲自抓、带头抓，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查，实现改革措施的落地生根，重点改革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一把手负责，还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各界参与，集思广益。
综上所述，纵观2017年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全局，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改革进入了攻坚期，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既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又面临着重点突破的临界点，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状态。2017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对国家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建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方面，在前几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集中全党全社会的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继续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把党和国家工作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更多地放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一心一意谋发展，扎扎实实抓改革，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从总体设计、制定方案、出台政策转移到抓已出台方案举措的落实上，使各项改革真正落地生根。在落实各项改革举措中，从全面部署、整体推进，转到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务求真正突破，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20年使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出现崭新的局面，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本文摘自《2016中国改革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