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环境ＮＧ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ＩＰＥ）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ＮＲＤＣ）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ＰＩＴＩ指数）报告，并对国内１１３个城市２００８年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详见本站6月4日报道）
作为中国第一份来自民间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报告，ＰＩＴＩ项目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一周年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具有独立立场与专业水准。
上述报告结论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在中国已经起步，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整体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公众尚未有效使用信息
“我在查询某条环境信息时，发现它的点击率只有６次，信息使用非常有限。”公众环境中心主任马军说，“我们看到一些地区对建设项目的环评信息做了比较多的公开，但公众并没有积极使用。”
而作为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政府不能为公众获取环境信息提供便捷的渠道，不能积极回应公众意见和建议，也不就是否接受公众意见作出说明，公众参与的热情也会受挫。
马军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但只有公众积极使用被公开的环境信息，参与到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中，环境信息公开才能转化成推动环境保护的真实动力。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环境法项目主任王立德则表示，根据环境信息公开的国际经验，大部分人了解环境信息并不是直接使用政府数据，而是由ＮＧＯ把政府公开的信息进行整合与加工，形成新的信息模块，方便公众使用。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副教授杨素娟认为，政府环境信息的发布不能仅仅依靠网络，如果这样，环境信息的关注人群“肯定局限在大中城市，而且局限在关注环境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层面”，失去广泛的社会意义。
杨素娟认为，在提高公众对于环境信息的关注度和使用率方面，目前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仍然不够。王立德也表示，只有经过必要环保知识培训的公众，才具备相关的权利敏感性和能力，来辨别已公布环境信息的作用，并利用它们发现相关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而与政府、企业沟通，消弭环境风险。
依申请公开仍然艰难
“有些城市的回复非常正式、充分，有些体现出对申请者的尊重，让人欣慰。”马军这样描述他们申请环境信息公开得到满意回复时的心情，但是在项目涉及的１１３个城市中，能使他们感受到这种愉快的回复凤毛麟角，只有２７个城市给出了全部或部分答复。在环境信息公开中，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之难可见一斑。
记者了解到，一些城市拒绝申请的理由除不宜公开以外，还有记录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向申请人索要公函、没听说相关规定等；有的城市相关工作人员在听到申请时多次直接挂断电话，有的城市则根本找不到部门负责申请事宜。“相当一批城市的政府部门对新的信息公开法规不熟悉，更没有形成处理环境信息公开的机制”，马军说，“这些城市的公众现在还很难得到他们需要的一些信息。”
维权网络建设亟待加强
清华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副教授程洁说，社会实现良好运行需要社会分工，ＰＩＴＩ指数的主要功能是告诉普通公众应该有可能从政府获取何种信息，并监督政府提供信息。马军认为，环保组织需要代表公众利益奔走，这是它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王立德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其环境信息公开工作需要国际合作，铺设更加广泛的信息公开维权网络。马军举例，他曾给中国境内的跨国企业发出环境提示信，但反应寥寥，后来有机会将信息传递至总部后，给予反馈的企业增多，开始形成交流。“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也应该形成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网络。“马军说。
马军认为，虽然不能说环境信息公开了，环境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但环境信息公开确实已经被看作是和政府环境监管、市场机制等并列的一种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同时，环境信息公开为其它环境管理手段的有效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需要多个利益方的参与，推动信息公开、推动公众参与、推动环境保护需要触动哪一方，我们就会做哪一方的工作。”ＰＩＴＩ项目组的未来之路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