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新宿中央公园的一角，百余流浪者秩序井然地排队，站在一旁消受领取的饭菜，然后极有秩序地收拾碗筷，卷起铺在地上的塑料布，细心清扫洒落的残渣。事毕，风一般地消散于街市，痕迹全无，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流浪人，在日本是指因故失去住房，以公园、道路为生活场所，在公共设施如地下通道、桥梁下起居的“无家者”，亦称“野宿生活者”。新宿的中央公园里，常有流浪人来此歇脚，他们或背着行囊，或推着购物小车，漫无目的地在园内缓行，纸板、被褥、衬衣、水瓶等是起居的全部家当。散见于园内的用蓝色塑料布搭建的窝棚——“蓝宫”，亦是少数流浪人破例被允许在此蜗居的场所。这些身无隔夜粮的人们，白天彷徨于闹市、地下街道，夜深时围上纸板入梦，朝霞升起时又没有了踪影。
日本是个重视秩序的国度，凡规模大点的集会都在警察的掌控之下，即便是百十来人的慈善供餐活动也有警察在旁观察。我走过去请教，警官倒也诚恳介绍。他说，供餐活动是志愿者团体组织的，每个星期天傍晚都请流浪者前来充饥。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有不同的个人背景，有长期失业者、经营失败者、家庭破裂者、赌博上瘾者、酒精中毒者与生活失意者等。日常捡些纸箱、啤酒罐、旧杂志等卖点儿钱，也靠政府或慈善团体救济。公园是公共场所，尽管市民希望他们离开，但这些人不找麻烦，出于人道只好网开一面。
一周后的傍晚，我又去了新宿公园。公园一角，流浪者们已排起约摸200来人的长队，队旁摆着募捐来的供自由选取的衣物，几位义工向大家分发记有4月初日程的传单。列队者看来习惯了这种活动，彼此间话不多，静静等待晚上7时开始的供餐。
组织这次供餐活动的是NPO团体“新宿联络会”。一位中年男子见我拿着相机转悠，便走过来说，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们领导。我知道流浪者彼此间对个人隐私讳莫如深，采访更是困难。能与他们的头儿接触，当然求之不得。新宿联络会的代表叫笠井，50来岁，建筑工人出身，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失了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促使他走进志愿者行列，一干就是15年。他告诉我，这个联络会成员有10多人，其中有学生、妇女、工人，也有失业者，从事诸如募捐、健康咨询、供餐等活动，目的是“为新宿的野宿劳动者寻求生活与就业保障”，协助回归社会，住进“有房檐”的场所。
联络会散发的题为《迟到的春天》的传单上说：虽说尚有春寒，但即将迎来赏花高峰，日本将在一年一度的赏花中开始新年度。政府正在制订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对策，东京当局虽从国家领取了巨额创造就业资金，却与我们无缘……不要说俺们不应赏花，无钱的穷苦人更需要人和，俺们也要举办赏花之会与同伴祝贺春天。提醒大伙留意健康，有病早看；还有，赏花季节纠纷多，增多的醉客也是新宿的风物诗……
日本全国的流浪人有两万多，其中东京都有4000人。日本的流浪者不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乞讨者，不携家带口,而是单身独处。其中有95%以上是中老年男子。他们不同于乞丐，长期的“耻文化”背景，让流浪者视伸手乞讨为耻，虽蓬头垢面但不邋遢，虽四处流浪而不失尊严。高学历社会下，日本流浪汉的识字率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专注于书报，津津有味地阅读经济类报章的流浪者大有人在。
日本流浪人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其中既有赌博、负债等个人背景,也有社会因素。流浪汉也随经济浮沉而增减。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劳力需求减少、城市的中产化、收入差距拉大、非正规日工增加、失业增加等是重要原因。为解决流浪者问题，200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支援无家可归者自立特别措施法”。2004年后，东京都也对流浪者推行了一些保障措施，如建立紧急临时保护中心、提供健康生活咨询等，但仍有诸多课题等待解决。虽然就业自立是复归社会的前提，但老龄者找工作极为困难。流浪人可以干些卖杂志、捡资源垃圾等活计，但最近捡纸箱也不是免费了，啤酒罐等资源垃圾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再生资源，随便拾取有犯罪之嫌。困苦的生活，导致每年都有数百流浪人冻死路旁，日本近年每年有3万多自杀者，流浪者是其后备军。
樱花盛开期来临，越来越多的赏樱人来到新宿公园，花前树下铺席占地，在暖春下与亲朋好友畅怀小酌。与赏樱人的地席一路相隔的是蓝色帐篷，时人不知流浪苦，只把窝棚当“蓝宫”。流浪人如同“用尽了油墨的圆珠笔、什么也没写的空白笔记本（日本记者语）”。他们坐在公园椅子上发呆或慢吞吞走路不仅仅是因为饥饿，更因为对人生的失望与无奈。
都厅与公园间有条小路，一天午间路过时，见路边坐着个老汉，边吃饭边赏樱花。突然瞥见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书名分明写着《寻找希望》，脑中遂浮现出鲁迅的话：“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