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汶川地震，2008年大概就不能被称为“中国的ＮＧＯ元年”。
从救灾到重建，ＮＧＯ的身影始终活跃在灾区一线。灾区的救灾和重建工作使一大批草根ＮＧＯ应运而生，ＮＧＯ有了大量实践与完善自我的机会；普通民众对ＮＧＯ有了更多认知；更多的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与ＮＧＯ合作……
成绩与特色
社会组织救灾信息服务中心项目官员周丹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救灾重建工作方面，ＮＧＯ主要承担了生态房屋建设、修路修桥、环境保护、心理重建、支教、志愿者培训、信息中心服务等工作。她说，ＮＧＯ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在一些重建项目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相对政府来说，ＮＧＯ的工作方式更带有参与性，让受灾群众参与到重建过程中，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自己做选择，这对受灾群众而言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四川省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报记者表示，ＮＧＯ的救灾重建工作具有个性化特点，由于其在日常情况下的工作对象就是特殊人群、特殊领域，因此ＮＧＯ的救灾重建视角与社会主流视角会有不同，ＮＧＯ更贴近灾区的切实需求，能提供个性化服务。高圭滋举例说，首先在灾区设立乡村工作站，为受灾群众提供灶具和妇女用品的正是ＮＧＯ。此外，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往往需要长期、细致的执行与跟踪，这方面也是ＮＧＯ的长处。
高圭滋说，由于受到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限制，很多本土ＮＧＯ并不具备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力量显得弱小，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以积极的参与热情，尽自己所能，在灾难的救援和重建中贡献了宝贵力量。“ＮＧＯ在救灾和重建中已经全力以赴了。”
周丹薇介绍，根据社会救灾信息中心的跟踪统计，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的ＮＧＯ达两百多家，其中大多数是国内ＮＧＯ，大约占170家。而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仍留守灾区进行重建工作的ＮＧＯ有大约100家。
一个现象是，汶川地震后，很多原本没有的ＮＧＯ一下子“冒”了出来，比如原本是简单的志愿者组织，通过救灾重建，明确了机构使命、目标、规划、愿景等，并到工商民政部门注册，“升格”为ＮＧＯ。此外，一些原本关注其他领域的ＮＧＯ，也应时而生开展了新的有关灾难救助的业务。
由于汶川地震灾情严重，参与救灾和重建的ＮＧＯ数量众多、来自五湖四海，在一些需要合作的项目工作中，ＮＧＯ有了联合和共享的意识。周丹薇说，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合作的概念已经开始萌芽，相对于以前各自为战的工作方法进步巨大。
困难和问题
ＮＧＯ在救灾重建过程中面临怎样的问题？乐施会中国部四川地震救援与重建项目副经理翟凡对本报记者说，外部的困难主要来自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方面，在做重建项目的过程中，灾区的次生灾害还在频繁发生，“我们下乡访点，和合作伙伴开会调研的过程当中，多次遇到泥石流。”社会环境方面，金融海啸对重建的影响也不小——原材料的飞速涨价，人力资源短缺……“计划有时候只有临时调整。”
除了外部与内部的客观压力，ＮＧＯ自身的工作能力也面临挑战。以乐施会中国部成都团队为例，作为去年“5·12”之后新成立的年轻团队，他们面临着团队建设压力、项目成效压力、对外合作压力等等。
乐施会是经国务院扶贫办认可的合作伙伴。乐施会中国区总监廖洪涛说，由于有了这个“身份”，乐施会多了很多工作空间。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内草根ＮＧＯ来说，如何与政府协调与磨合仍然是一道不易解的题目。在项目的选择和执行过程中，意见相左时有发生，“政府总觉得我们碍手碍脚。”一位不愿具名的本土草根ＮＧＯ负责人说。
另有ＮＧＯ负责人告诉记者，在ＮＧＯ项目申请中的一个怪现象是，通常修路、建房等立竿见影的项目较容易获得资金，而心理重建等软件项目则因效果很难评估，申请资金非常困难。
高圭滋说，本土ＮＧＯ力量相对弱小，往往没有充足的资金、人才，这是他们开展工作面临的最大瓶颈。特别是有些小规模草根ＮＧＯ，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开展项目的路径依赖十分严重。他介绍，国内提供给本土ＮＧＯ项目资金的只有南都公益基金会和红十字基金会，僧多粥少，开展项目举步维艰。一些来自高校的研究结果显示，很多本土ＮＧＯ的项目资金来源都是境外资金。
人才则是另一个瓶颈。周丹薇说，本土ＮＧＯ起步较晚，熟悉ＮＧＯ项目运作和自身管理的成熟人才非常缺乏；由于在中国公民社会和ＮＧＯ的概念远未普及，许多民众并不了解ＮＧＯ的真实含义，志愿者招募并非易事，这也给ＮＧＯ整合资源并协调使用带来很大困难。
另外，一些ＮＧＯ人士以纯粹的商业思维打造公益项目，偏离了ＮＧＯ为公众服务的工作理念，本末倒置。
未来发展
廖洪涛认为，ＮＧＯ参与农村社区重建的空间、资源和能力都应该得到提升，几万个社区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越来越多的ＮＧＯ应该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灾区重建当中。ＮＧＯ应该珍惜灾后重建的机会，慢慢强化能力，明确组织定位，积累经验，获得社会认同。“这样才会在未来有更多的空间，政府也会更加信任和支持ＮＧＯ参与各种各样的救援和重建工作。”
谈到未来灾区重建中ＮＧＯ的走向，高圭滋分析，鉴于种种原因，一些ＮＧＯ可能选择离开灾区，回归原本的工作范畴。
周丹薇说，ＮＧＯ未来关注的项目很可能向“社会企业”发展，即规划的项目拥有自我造血功能，具有市场效益，项目盈利可以支撑一个项目的持续推动甚至维持一个ＮＧＯ的运转。但她也坦言，这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加盟。
记者获悉，今年8月份将举行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联合主办的“5·12”论坛，并搭建配套网络，旨在促进ＮＧＯ之间的信息整合与分享，进行项目展示，帮助ＮＧＯ实现重建项目的资源对接。
高圭滋说，通过一年来的救灾和重建，本土ＮＧＯ良莠不齐的状况凸显，“ＮＧＯ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但他建议，在目前主流社会对ＮＧＯ了解不多、支持不多、尚不能对ＮＧＯ这一社会公益职业以准确定位的社会环境中，对于ＮＧＯ出现的问题不能吹毛求疵，不该排斥，而要积极设法帮助ＮＧＯ解决发展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