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贵州习水，后是浙江丽水，“性侵幼女”恶性案件近期成为媒体焦点。但公众问责与公安、教育部门的自责并不容易使这些部门的功能超常发挥，临时性整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习水市民对记者所言：“这种事不出两个月还会出现。”(《南方人物周刊》4月26日)
处置强奸是一个社会问题，公安部门是事后法办重于事前防范，教育部门是管校内重于管校外。作为一名香港社会工作者，笔者认为内地中小学校应引进驻校社工——驻校社工产生于19世纪初的美国，它不是为解决性侵幼女案而产生的，但具有降低这类案件发生率的功能。从理论上讲，驻校社工肩负着对学生在安全、环境、心理、行为、家庭、发展等方面问题的“预防”与“救济”职责，这是社工与教师的区别所在。对“性侵幼女”的预防和救济，是社工工作的应有之义。
从实践看，以香港为例，2007年“校园风化案”、2008年“非礼男童案”，今年4月28日《文汇报》报道的“乱伦案”，都是首先由社工发现的。社工通过对学生的细心观察和零距离沟通，一方面可以即时发现问题，以避免事态扩大；另一方面，及时发现隐患以阻止潜在侵害案发生，从而较大限度地减少对学生的伤害。
驻校社工制度1971年引入中国香港，2000年香港实现“一校一社工”，内地只有极少数地区开始了尝试。2007年，广州、深圳率先开展驻校社工试点。目前，深圳活跃着近千名驻校社工。据新华社报道，该市计划2010年实现“一校一社工”，驻校社工将达到5000人。深圳是政府出钱向NGO购买服务，这一制度如在全国推广开来，约需社工300万人，将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开辟一个新渠道，也是一本万利的公共政策。
当然，驻校社工不是解决当前性侵幼女类恶性案件频发的万能和唯一工具，但只有每个部门从细节做起，才能在全社会共同编织一个安全网。相对于公众试图通过对公安、教育部门的问责、施压，通过对加害者的严惩，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实现职能部门加强监管、犯罪分子收敛图谋，从而控制此类案件发生的良好愿望来说，驻校社工的策略应该是更主动、更有效和更可行的。驻校社工不仅在于预防、发现、补救，也不仅在于充权、赋能、挖潜等，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受害者的心理抚慰，从这个层面来说，社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