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幸存的赵昌云写下了全班遇难同学的名字。
“有人形象地说，汶川地震中的慈善行为推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速度，至少推进了10年，我觉得不为过。”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映秀·姚渡”之友是一个至少持续两年的北京最大的四川地震灾区助学项目，通过相互信任的熟人圈子，志愿者们将资助（助养）102名灾区中小学生完成在北京的两年复学之路，并将在更长久的未来持续关注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成长。
4月18日，北京野生动物园迎来了近百名头戴小黄帽的学生，他们都来自地震灾区。但他们身边的志愿者们刻意保守这个“秘密”，不想在公共场合因学生的这一身份引发太多关注。
地震后，在这些志愿者的帮助下，汶川县映秀镇、青川县姚渡镇和都江堰市向峨乡的102名学生来到北京，将在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借读到2010年，直到家乡校舍建好。
大地震临近一周年，灾区已难见志愿者身影，但在远离四川的北京，这102名灾区学生的存在，提醒着外界，志愿者精神仍在延续。
这个志愿者群体叫做“映秀·姚渡”之友，一个因地震而生的民间慈善组织。
助学善举遭遇信任危机
“万一是人贩子怎么办？”
2008年5月22日，采访灾情的北京记者刘丁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校园与一群映秀镇漩口中学的学生相遇。“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正常读书，”刘丁说，“我希望能利用手头的资源帮助他们。”
“能去北京读书？”其中一位学生惊喜而又狐疑。同样，在灾区救援的香港乐施会成员段德峰，听学生们讲起这个事来也表示担心，“会不会是个骗子？”
地震发生之后，来自国内外的NGO及众多民间力量纷纷奔赴灾区。彼时，政府部门对NGO及志愿者们采取了罕见的宽容态度，平时名不见经传的几百个NGO组成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两大NGO平台。但由于缺少有效的协调，人员也显得鱼龙混杂。“万一是人贩子怎么办？”段德峰从学生的手中，拿到了刘丁的电话和工作单位，经过一番核实终于打消了疑虑。
在电话中，刘丁告诉段德峰，和学生们相遇第二天，自己就找到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出差的该校董事长李健表示：“无条件接收。”
但百名学生来京的路费及日后的生活费还需要解决，“大概还需要100万元。”此外，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要接收灾区学生，对接的只能是组织而非个人。
段德峰想到了“北京大学传媒人校友群”（成员约300人，简称“北大M群”）。“北大M群”是一群主要在传媒行业工作的北大校友组成的网络群，地震后，他们组织义卖、捐款，购买大批物品捐献灾区。
段德峰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他联系上同为“北大M群”成员的王旺桂。王的工作身份，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互力健康基金管委会副主任。
通过王旺桂的努力，互力健康基金会决定提供灾区学生到京的路费及复学生活补贴等费用。
但是，2008年6月5日，刘丁、李健和王旺桂一行抵达成都，在汶川县教育局临时办事处却碰了一鼻子灰。对方不同意放行这近百名学生，其理由是至少要一次接收500名师生才考虑。
彼时，四川省政协副秘书长夏公海得知了刘丁等人的遭遇，建议将助学资源向青川倾斜。四川省政协对口支援的正是青川县，该县在地震中失学的学生有3.6万人左右，而震中汶川的数字是1.4万。
在夏公海等人帮助下，北京一行人联系上了青川县姚渡镇九年制学校。学校挑选了67名受助学生，相关手续只花了3天时间。
“助养”绕开地方掣肘
但仍需戴上官方“红帽”
而在汶川县映秀镇，即使得不到教育部门的支持，这里仍有6名学生希望在北京复学。
“他们当中，有些人失去了亲人，有些人与家人联系不便。他们是以个人身份申请的，依据当时的相关规定，没有官方允许会出现不少麻烦。”段德峰说，青川县的67名学生随行有2名老师且通过官方渠道，接收学校不但放心，借读2年后重返原籍也没任何问题；但映秀的学生则面临如何解除接收学校的顾虑及以后返回原籍就学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段德峰最终想到了“助养”这一方法。
在灾区学生准备启程前两天，关于“招募灾区儿童助养人”的倡议发到了网上。倡议书强调，“需要实实在在的关怀，谢绝远程帮助，”“完全义务，没有任何经济或名誉上的回报。”
段德峰的倡议得到了“北大M群”校友们的响应，6名映秀中学学生很快便找到了相应的助养人。“老段他们牵头，我们平常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对公益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参与进来了。”“北大M群”的创始人何博闻说。
2008年6月11日，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以2折的“爱心机票”将73名灾区学生送抵北京。这是灾区学生入京复学的最大一次规模。
在协助学生入京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救助灾区学生的元素，以“北大M群”成员为主体的民间慈善组织“映秀·姚渡”之友也顺势诞生。8名成员组成了执行协调委员会，段德峰任委员会的执行长。
第一批学生抵京一周后，海淀外国语学校决定再接收青川县姚渡镇28名学生入京复学，并继续承担学费及住宿费。来往的路费，由“映秀·姚渡”之友解决。
据段德峰介绍，借助第一批5名映秀中学的助养经验，第二批姚渡镇28名六年级学生也与“映秀·姚渡”之友建立了助养关系。第二批学生每月300元生活费，都由助养人捐款解决。
由于与校方走账的需要，助养人的捐款统一汇入了中国红十字会互力健康基金会。段德峰将此举喻为“戴了个‘红帽子’”，“如果不借助基金会的牌子不好对接。”
不仅是捐钱，更需感情沟通
个别志愿者资格被终止
为了平复灾区学生的心情，在到达北京的第一个双休日，学生们被带去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及故宫。
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和“映秀·姚渡”之友达成的协议是插班教学，让学生们依据所在的年级安排到各个班级中，“这样没有‘围墙’，灾区学生和其他学生容易形成一个群体。”
“其实就是参与团体和个体的学生活动，跟他们聊天陪他们玩，看他们的需求。”对于助养，这是何博闻的第一感受。
然而，赵昌云打人事件，让志愿者们感到助养并不简单。
赵昌云是海淀外国语学校接收的最后一位灾区学生，也是惟一非“映秀”、“姚渡”来的学生。地震中，除了赵昌云，他所在的都江堰市向峨中学七年级（初一）二班43名学生全部遇难。赵跳楼后，夹在两块预制板形成的空间而幸免于难。
正在灾区救援的北京志愿者王彬知道后，想帮助赵昌云。她联系上段德峰。经过一番努力，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接收了赵昌云。
或许是亲历同学、老师逝去的场景造成了心理阴影，赵昌云到北京后一度性格暴躁，无法与同学相处，还动手打人。
“映秀·姚渡”之友执行协调委员会特地请来了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教授等专业人士，对助养人（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
“不合格的助养人或志愿者，我们将对其进行淘汰。”段德峰说，由于个别志愿者在时间安排及跟学生的交流上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映秀·姚渡”之友及时终止了他们的资格。
在助养人方面，有些助养人出于疼爱被助养学生的关系，会单独送物品给他们。对此，协调委员会与助养人约法三章，“不能单独送东西，如果要送东西也要集中起来，统一发到每个小孩的手中。”
段德峰认为这种小事很重要，一来是可以防止学生可能会出现相互炫耀攀比的心理，二来是可以让善举制度化，虽然是“一对一”的助养关系，但所有行为最终还是要以“映秀·姚渡”之友的名义进行。
去年，通过“北大M群”资助的运动鞋，北京时代今典文化传播公司捐赠的图书，以及歌手孙楠捐赠的羽绒服等物品，都统一由“映秀·姚渡”之友分发到每位灾区学生的手中。
“我觉得捐钱事小，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这些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赵昌云的助养人王彬说，灾区学生“其实最需要的是成年人给他们的帮助和鼓励”。
“打人事件”发生后，有一周的时间王彬每天都接赵昌云回家，“辅导他的功课，给他讲一些道理。后来每周一次接他回家。经过一段时间，他耳濡目染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自然就好了。”
对于助养，何博闻说这是一次逐渐学习的过程，“很多人最先理解就是交一笔钱帮助一个孩子，但其实助养包括很多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不是资助也不是捐款。”
由于得到了“映秀·姚渡”之友的帮助，校方对这102名灾区学生的评价是，“远远超过了学校方面的预期。”
获得四川官方认可
制度门槛仍难跨越
在今年两会期间，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等人特地到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看望在此就读的灾区学生，并对校方及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关爱表示感谢。
“如何在跟官方的互动中找到一个契合点，这将决定慈善行动的效果。”段德峰说。
而如何让志愿者的善举热情不会消退，也是“映秀·姚渡”之友需要考虑的问题。“大灾不久，大家的热情都比较高涨，但时间长了会逐渐平复。”段德峰说，组织中需要不断有激情的志愿者加入，“尤其是要有一两个能调动大家热情的核心人物。”
“映秀·姚渡”之友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组织的法律身份问题。这个以熟人圈子为纽带的草根慈善社团，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身份。如果遇到走账等公干，“映秀·姚渡”之友还是要打着中国红十字会互力健康基金会的“红帽子”。
“有人形象地说，汶川地震中的慈善行为推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速度，至少推进了10年，我觉得不为过。”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一次访谈中说，汶川地震所激发的慈善热情已经改变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
“从很多国际经验来看，一些重大的灾害后，特别是地震灾害会形成NGO元年。我们所面临的危机、需求是共同的，能不能形成NGO的大发展，还必须依赖于我们的制度的改进。”在一次关于灾后民间力量的主题演讲中，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点明了中国NGO目前仍无法逾越的制度壁垒。
贾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没有迈过对NGO管理的制度门槛。在组织注册上，我们实行的是审批制度，而不是国际上通行的备案制度。草根组织没有合法的法律身份，给行动造成了困境。
最先牵线让灾区学子进京复学的记者刘丁，如今已到广东一家媒体任职，但他仍与其他成员继续奋战在一起。尽管面临法律身份的困境，但“映秀·姚渡之友”还是希望能走得更远，对灾区能有更多更实质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