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白先勇小说《孽子》描写那般：“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人民公园里鲜为人知的方寸之地，见证了同志人群的自身变迁和分化，也见证了社会对这个特殊人群的艰难认同过程，现在，他们和他们的“王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
这里是他们的“王国”，“臣民”都是男性，没有领土，只是一处精神家园。
他们的“王国”狭窄得可怜，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南北两个公厕之间，约200米长的绿荫小径。一排排石凳旁，矗立着小叶榕、玉兰树，枝叶遮天，落下斑驳光影。他们用眼神寻找志同道合者。开放而又隐晦，直率而又暧昧。这就是人民公园同性恋聚集地，应该是广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地。
他们管这样的地方叫“渔场”，钓“鱼”的场所，驻足于此的人，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他们藏起身世，改用“艺名”或昵称，在这儿寻找短暂或长久的快乐。
现在，“王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
广州人民公园即景 图/资料图片
隐形岁月
一听到脚步声，如同受惊的麋鹿，迅速分开两头跑。
5月10日下午，老黄顺路去了人民公园。他在小道上转转，凝神瞧瞧下棋的、打牌的。走累了，坐在石凳上。
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老黄回应了一个微笑。他挨着他坐下，两人聊起家常，说说笑话。不远处的一些石凳上，也坐着成对男子。
这是“渔场”最常见的场景。在尖锐的世界之外，这儿没有家庭压力、同性禁忌。“放松”，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
50岁的老黄削瘦，至今未婚。他大部分时间蜗居家中照顾老母亲，伺候一日数餐，两天换洗一次尿湿的被褥。他觉得亏欠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月前，他刚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后者要结婚了，这也是他一开始就规劝的：“你是家里的独子，一定要结婚。”
2000年，老黄开始逛人民公园。这里是广州的历史地标，1918年，孙中山倡导建成市立第一公园，后改名为中央公园，1966年改成现名。1999年，公园拆除围墙，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也才真正扩大为同性恋聚集地，原因已经无法细究，但也只占了公园两百分之一的角落。
阿刚更早知道这个“渔场”。1987年，他“糊里糊涂”结婚第二年，有朋友告诉他，要认识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园。是那种朋友吗？他问。是的。
那年，恰好人民公园雕塑群落成，有鲁迅头像等6座。园内保持着最初的法式建筑风格，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当时，公园收门票，1角钱／人。
他做贼一般溜进公园，偷偷打望。在小树旁，他看到一些男人成双靠在一起，拖着手，压低嗓音聊天，一听到脚步声，如同受惊的麋鹿，迅速分开两头跑。
1980年代，这不叫同性恋，属“流氓罪”。“那个谁不就被抓去劳教吗？”阿刚努力回忆圈内典故。如同白先勇小说《孽子》描写那般：“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一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一年，才有学者涉足同性恋：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两万人的性文明调查，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当时信息闭塞，阿刚只为在人民公园发现那么多朋友而心跳不已。他老惦记着，一下班就去。“在那儿很放松，跟过节一样，在家跟老婆一点语言都没有。”像从事地下工作，有男人不紧不慢跟着阿刚到没人的角落，紧几步上来问，你吃饭没有？或者，借个火，问个时间。
第一次被邀请吃饭，阿刚不敢去，他留下了BP机号码。后来电话联络，这段关系维持了两年。
阿刚讲述得很平静。老黄也一样。他们从一开始便洞察，特殊的感情会无疾而终，也不再去纠缠其中的痛与苦。好像人民公园，时光荏苒，新面孔变成老面孔，老黄还是愿意有空去逛一逛，仿佛是到一个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家叙叙旧。
纯真年代
“公园里是我的天堂，没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
2000年11月11日，艾丽斯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时，“流氓罪”年代已褪去，他转了几圈，有男人在拥抱、亲吻，还有一对男人在哭泣，这些都已不再是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了。
1990年代末，同性恋渐成社会话题。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正热卖，艾丽斯买了一本，交钱时不敢把封面冲着收银员。这本书暗示他“渔场”特征：有公共厕所，人群热闹。书里还告诉他，同性恋是正常现象，并非犯罪。
37岁的艾丽斯原在市郊开发廊，搬到市区卖早点后，他成了公园常客，一晃8个春秋。
人民公园的初春，大叶榕枯黄又抽绿，北边的红棉树开花了，整个公园漾着香气。夏天了，黄色的芒果熟了，行人用矿泉水瓶、竹竿敲下果实。到了秋天，白色桂花开。
艾丽斯生命却一度充满灰色。他自杀过3次，未遂。他喜欢上了抽烟，一天两包。“公园是我的天堂，没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他说。
公园里自娱自乐的项目渐多，下棋、唱歌、打羽毛球、踢毽子……有些人推来CD机和扩音器，5毛钱一首歌。大概2005年，涨到了1元。摊位太多，最后变成了互相飙歌，公园管理者不得已限制了区域和时间，现在，周末时才能听到狂野的卡拉OK了。
心情愉快时，艾丽斯和圈内朋友会去唱几首。他唱粤剧、流行歌曲，喜欢梅艳芳的《女人花》，曲调幽怨，有时流着泪唱完这首歌。
他们用的是女声，男女合唱时，一些路人乍听吃惊，却也鼓掌：男儿声竟能如此阴柔。
人民公园的同性恋圈子名声渐隆。旧“渔场”经常被执法部门驱赶，也开始转移到这儿。2000年代初，可能是同性恋聚集最密的那几年。一般周末下午人最多，郊区、周边城市的同性恋都聚集在此。外国人也知道这个点，艾丽斯见过一个老外，金发碧眼，大腿上刺着“珠江啤酒同性恋”，他用蹩脚的英语打趣：“Can I kiss you？”“Yeah！”老外指着自己的脸颊。
年轻的同志们开始学会了上网，交友不再依靠“渔场”。许多老年人怀念着这段时光，“那时候很纯。”他们与公园保安相安无事，“他们只是负责拔拔草什么的。”艾丽斯说。
流浪歌手
治安员喊着：“清场了，走啦走啦！”治安员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人民公园南面原是一片民居、商铺。2006年初，扩充为南广场。公园面积增大一半。一个刻有史文介绍、花岗岩加铜制成的城市原点标志，在南广场的圆形中心广场设立了。
同志们的领地依然固守着那200米的小径。但同性恋圈子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了。
2006年国庆后一天傍晚，舒淇（化名）坐在公园的石凳上，心里既怕又兴奋，他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那年他22岁，和一个男性朋友相处了3年。分手时，他没有工作，飘零一人。
舒淇开始混迹于公园。这是特殊的一个流浪汉群体：没有工作，以园为家，在同性恋圈的灰色地带徘徊。他结识了一帮年轻“姐妹”，他嘴大，就被昵称为“舒淇”。缺钱时，舒淇和一帮人会去“献血”，200cc血200元钱，免得饿肚子。
在公园石凳上，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凑过来跟他说话。“我不喜欢他。”舒淇说，但跟着老人去了他家。完事后，老人问：“你是不是要钱？”“是。”“要多少？”“200。”
这样的交往持续不久，舒淇找了一份酒楼服务员工作，便不再去老人家里，偶尔还会打电话问候一声。有时，老人会问：“公园有没有帅哥？介绍认识一下。”“没有啊。”他敷衍着。
“像这种情况很多的。”舒淇说。
“那是一段很惨的日子。”5月9日，他穿着餐厅服务员制服，回想着。“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有了钱，什么都不用担心。”
那时，除了去朋友家、泡网吧、在麦当劳捱夜，舒淇便睡在公园石凳上。2006年左右，公园深夜不清场。后来要清场，治安员喊着：“清场了，走啦走啦！”他们便挪到公园边上，治安员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深夜，是他们的快乐时光。大家天南海北聊天、唱歌。唱完，有人尖着嗓子喝彩：“好好听哦！”
闹得凶了，治安员就出来了：“走了走了，别在这里吵了！”
有一些同性恋在酒吧、夜总会做反串演出，也就是男扮女装，用女声唱歌。他们在演出前，或者结束之后，会到公园来逗留。艾丽斯记得最有名的是“萍姐”，“他化女装很成功的，穿连衣裙、高跟鞋，带着假波（乳房），我们会去抓一下，大家逗逗开心。”
有时候，萍姐会加入一些业务舞蹈队跳舞、唱歌。许多人围着他，听他粤语发音不标准的歌，一些人还跟他拍照留念。
据说，他出过自传，上过报纸，带了不少徒弟入演艺圈。不过，现在公园已见不到他了。
何去何从
寄生于此的行当也自然而生：偷窃、抢劫、卖淫的。受访的同性恋大都自认是受害者。
Ricky家在广州、佛山交界的高村，他喜欢人民公园，但已不敢去。几年前，他在公园认识了一个看起来很纯净的年轻人，在公厕，他被对方抢走了钱包和手机。算起来，他被偷、抢的手机已有5部。
“这个圈子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是找朋友，有的只是想玩一下，有的来聊天，有的就是为了生活赚钱。”舒淇说。
现在，老黄也不敢在公园里找朋友了，只是逛逛。“在这个圈子里交往，弦不能放松的。真爱是有的，但概率太低太低了。”
很多同性恋不会去公厕里，三五人占据了小便池，作势小便，每当有人进门时，狺狺的眼神如同扫射猎物一般盯着，如遇相同的眼神，便尾随而行。而这大部分是借“钓鱼”为幌子偷窃、抢劫。
今年初开始，人民公园辖区内的广卫派出所加强了治安管理，一批一批的同性恋被带到所里询问。这在同性恋社区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提及了电影导演张元的电影《东宫西宫》，影片讲述的是北京某公园，民警抓捕、审讯同性恋的经过。
在小白的印象中，频繁搜查出现在3月底。他是智行基金会志愿者，这个香港慈善机构专为艾滋病和弱势群体提供关怀。“就像演电影一样。”志愿者小姚回忆。4月3日，几名警察、治安员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包括他们4名志愿者在内，有二三十人被带到派出所，大多是同性恋者。
小白记得，询问笔录上写明事由是“涉嫌卖淫嫖娼”。但仅有两个问题涉及：“你是不是卖淫嫖娼”、“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卖淫嫖娼”。
所有接受询问的人还都会被问到：“你是不是同性恋？”最后，民警会在笔录外补充一句：“以后不要来了，这里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包括智行志愿者，他们会被告诫不要来做外展，因为会招来同性恋者。
一名曾被询问的同性恋者Tony很气愤：“人民公园是人民的，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来呢？”敏感者觉得这涉嫌“歧视”。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看来，警方行动缺乏法律依据，“影响警方行动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警方是执法者，需要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不能随便抓人”。
智行志愿者，以及一起开展活动的广州市疾控中心官员事后曾到广卫派出所所交涉。
“我们也有难处。”广卫所负责人告诉他们，警方是接到市民投诉采取行动的，否则警方会被认为不作为。
比如，有市民被同性恋者骚扰；有人在公厕里盯着小便的市民，甚至过来抚摸。有一次，一名警官身着警服如厕，刚一进厕，就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围上来，盯着他看。在警方最近的一次行动中，从一个公厕里带走了20余人，“他们呆在里面长时间不出来。”另外，该负责人提到同性恋抢劫、敲诈、卖淫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已是属于触犯法律的行为。
该负责人称，警方行动时，很难辨别哪些同性恋有不文明或者违法行为，“这些人的身份我们并不掌握，只能统一行动。”
智行工作人员叶贝担心这个精神家园会消失。“我们会采取一些办法，一是加强人民公园的宣传教育，同性恋者作为文明市民，不要发生不文明行为。二是组织羽毛球比赛、英语角，把这里变成同性恋的文明场所。”
许多同性恋者已不敢在公园露面，家在附近的Tony被询问过一次之后，不再敢来公园逗留。舒淇站在公园边上，估摸着又到治安员出巡时间，也匆匆逃离。“我一些朋友都被带到派出所里，现在哪还敢去啊。”
不管是非如何，人民公园，这个“王国”已经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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