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闭幕式上，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现在行业建设当中，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有3个，一是理论模块建设，就是知识的生产；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行业的公共平台；三是生态系统建设。
本次年会上，敦和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沃启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举办了一场名为“开聊行业基础设施 不止听还有行”的平行论坛，坐得满满当当的会场里，人们倾听和讨论。“行业基础设施”从一种模糊的观念走向实题，触动更多思考。
如果你曾听到有人谈“行业基础设施”，却不了解它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中国公益发展这么多年，为何此时“行业基础设施”变得如此紧迫，你可以查阅本次论坛的讨论内容。
我们对内容进行精编，将最精华的部分呈现为7个问题。请往下看。
在本次论坛的开场演讲中，陈越光开宗明义，指出基础设施是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固化和行为化的公共服务。它有几个特征：公共性、开放性、互联性，在行业建构的层级上，还有基础性的特征。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沃启基金会与全球资助者支持计划（WINGS）合作，翻译并引入了以慈善基础设施为主题的系列文章。此次论坛上，沃启基金会项目经理吴伟明发布了基于该系列文章的汇编手册，并介绍了内容重点。他表示：“慈善基础设施就是以慈善为主的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硬性的基础设施、软性的基础设施。硬性基础设施就是构建起整个行业的有形的资源，比如机构、资金等；软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与慈善相关的文化、法律制度、规章等。”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基础设施组织是致力于建设慈善基础设施的组织，其本身也是慈善基础设施。
关于“行业基础设施”的提法，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健指出，国际称之为“慈善基础设施”，国内有“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提法，两者概念不同。“行业”是工商业类别，往往与职业相关，比如餐饮行业、服务行业。公益慈善是不是一个行业？政府文件从来没有提过“公益行业”这个词，而是称之为“公益事业”，例如企业CSR部门员工、个人志愿者并非公益行业中的全职工作者。因而，从严谨性来讲，“慈善基础设施”的提法更严谨。
中国公益行业发展至今，为何开始提出要建设行业基础设施？陈越光认为，在过去，行业习惯于从微观、细微和个体做起，到今天，需要建立起行业性的视角和视野。“当莱特第一次飞上天的时候，人们问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改变了人类的视野。我们提行业基础设施，是希望行业建构一种新的视野，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全局到个体，并据此思考问题。”
其二，目前来看，行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全球80%的慈善基础设施在北美。其三，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公益慈善行业已具备一些基础设施或基础设施雏形，再往前走，就需要将行业基础设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则认为，过去10多年，中国公益慈善已形成了纵向的、分领域、分议题的发展态势，在扶贫、教育、环保等领域形成了深耕的公益集群，可圈可点；下一阶段，在深耕领域同时，应有更具战略性、关注整体的慈善行业发展态势。“究竟是协力打造一个小池塘还是一片海洋？取决于行业的协力，取决于大家对从纵向到横向发展的认同与理解程度。”
她还认为，目前行业基础设施仍处于较为薄弱程度，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应让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左）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赖佐夫（右）
南都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赖佐夫表示，行业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它是一个在底层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运作起来你不会感觉到，但是一旦缺失，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行业基础设施也十分必要。前10年，由于良好的社会经济外部大环境，公益领域大干快上，接下来应追求有质量和内涵的发展。由于多种原因，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组织接下来将会进入平台发展期，反而可以也应该沉下心来做一些底层的事情，“未来当发展的时机与窗口再次打开时，如果基础设施已经在那里，我们自然能够迅猛发展起来。”
赖佐夫还认为，以往基础设施是潜在、隐性的话题，如今我们让它显性化，让行业所有相关主体都参与讨论，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公共价值，也可能触发更多参与和行动。
深德公益创始人、育公益创投联合创始人张红岩认为，当前，公益主体正在发生变化，90后甚至00后正在成为主体，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应进行调整，呼应新生代的需求。当需求方发生变化时，资源方也要精准识别这种变化，才能将资源用在刀刃上。
三、目前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存在？发挥什么作用？
在场的三位嘉宾分享了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目前的基础设施情况。
李健将公益慈善研究界的基础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是硬性；一类是软性。硬性基础设施就是研究机构，国内现有40多个慈善公益类研究机构和研究所，大多处于“三无”状态：没有人、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办公经费。另外就是大型的仪器与设备。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四个库”：文献库、案例库、数据库、人才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公益慈善学园创始人李健
墨德瑞特管理咨询联合创始人刘晓雪更聚焦行业人才组织领域，她认为有3项基础设施：资金、专业和政策。从资金方面来看，这10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投资组织，有了更多非限定性资金；从专业方面来看，已形成适用于慈善公益行业专业能力的建设体系；从政策方面来看，出现了行业性调查、政策研究及组织之间的互动。
易善数据创始人、总裁陶泽分享了两个行业基础设施的变化：一是评优项目不断增加，二是公益慈善行业的数据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盈，能够助力更有效地进行决策。
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认为，我们很难将WINGS的做法完全照搬到中国。这就触及到一个问题：中国公益行业需要哪些基础设施？
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
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在此次活动上发布了“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图谱”，将其总结为“三环”。
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
第一是资源环。资源环的基础设施分为4类：政府、企业、高净值人士、普通公众。每种资源进入的时候，大概分4个阶段：产生好感、产生行动意愿、产生行动、持续行动。获得资源有两个路径：一是扎牢每个阶段的基础；二是增加转换率。
张帆介绍，资源环是一种向外的视角，触及到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代表性和专业性。公益慈善行业如何与其他行业打交道？例如，每年99公益日结束后，大家都在吐槽，然而，谁能站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与腾讯沟通？能不能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把99公益日变成行业与公众之所需？
二是基础性的沟通传播。针对热点事件，很多专业机构都在不断地发声，但属于个体行为。公众从头条、抖音进入慈善行业，行业如何以更主动的姿态，将已有的资源转化为有利于传播的素材，并输送给媒体？
第二是能力环，这是一种向内的视角。能力环包括“实用型”和“无用型”。“实用型”是人才和专业技术服务。“无用型”是政策法律和理论。
政策法律的制定需要广泛参与。“有学者说，慈善法实施5年后，要有追踪报告，然而，行业并没有人做追踪研究。因此，需要形成机制性的参与政策法律制订的基础设施。”
理论也很重要。上世纪70年代，洛克菲勒三世等慈善家促成的法勒小组发布报告，提出“三大部门”的说法，影响了全球的慈善行业，这就是理论的作用。“对于中国公益行业来说，理论的建构同样重要。或许现在不紧急，但10年后呢？”
第三是表现环。表现是打通良性循环的关键，可以驱动资源选择，让上进的人和机构得到更多资源；同时，公关能力特别重要，一只耗子可以坏一锅汤，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郭美美事件已经过去10年，如果再出现类似事件，我们有比10年前有更好的准备吗？
墨德瑞特管理咨询联合创始人刘晓雪介绍，墨德瑞特的行动有两个层面。
墨德瑞特联合创办人刘晓雪
第一是在行业层面上进行研究和研发。2017年，墨德瑞特研发了公益行业的人才素质能力模型，提炼了把公益做好所需的核心能力以及相应的标准，被很多机构使用；有了标准还不够，2018年，研发了能力提升的相关方法；今年，墨德瑞特尝试开发让大家拿来就能用的工具和方法。
她介绍，未来还将开发基于人才标准的策略、人才能力的数据库，形成基于数据的能力检测，并给出如何发展的指引。
第二个层面，墨德瑞特在探寻收费的产品和服务，让机构可持续发展。
易善数据创始人、总裁陶泽表示，易善数据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行业数字化，围绕着机构、项目和人这3个主体进行数字化。如果能通过数据提升效率，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更大、更有效。
张红岩认为，大体量的资源尚未进入公益慈善行业，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源就更有限，有限的资源也往往是垄断性资源。当资源垄断方把自身利益当做首要目标，就会遏制公益慈善行业。因此，未来如何优化稀缺资源，需要加强“资源环”的代表性和专业性。
深德公益创始人张红岩
刘晓雪认为，关键条件有两点，一是专业选择，二是资金瓶颈。
在专业选择方面，应解决点面平衡的难题，去满足更大、更普遍的需求，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资金瓶颈往往让机构变得十分尴尬，墨德瑞特的案例即是如此。“收费低难以支撑研发和运作的成本。当我们向资助方寻求资助，资助方会觉得这是为未来商业模式曝光，为什么要投？好不容易有了愿意投的资助方，终于看到盈利的可能了，资助方却认为，你们可以盈利，我们就不支持了。随后能产生更大影响的资助又断了。当我们寻找社会影响力投资，却被认为根本赚不了钱，投资实现不了财务的回报，而且投资方更愿意寻求助残、教育、扶贫类等更直接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非常尴尬。”
刘晓雪认为，要以10年为限，机构发展的动能不断积累，才能够最终爆发。
七、如何求同存异，以不同的角色来参与基础设施的共建？
赖佐夫认为，对基础设施这一概念我们要警醒，切勿将理解限于静态的观念和视野，应该用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它。“在一个系统中，各相关主体之间是有价值流通和信息交互的，都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从基金会、慈善基础设施组织及一线非营利组织这3个主体的角度分别提供了如何参与基础设施共建的建议（此部分近期将有专门文章发布，敬请期待）。
谷青认为，资助者应该更多地开展非限定性资助，对机构发展支持作特定安排。“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策略是让团队和机构先行。我们相信先有好的人、好的机构，才能有好的项目和好的成果。”
长期、稳定的投入也很关键。谷青表示，如果资助方制定了相关战略，就应该有长期资助的准备，要让受资助方有合理预期。
她赞同公益机构设立助力行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公共基金”，“每年资助设定中，按一定比例投入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谷青还认为，这两年有一些可喜的变化，就是一线机构也愿意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出力，出现了越来越多有潜力的机构。
张红岩从责任的层面给出建议，他认为要有“三个担当”：一是资助者对自己优选的方向有担当；二是基础设施机构对自身的交付质量有担当；三是使用者对付费有担当，“基础设施不是免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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