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银行王志浩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其原因恐怕正是王博士在文中指出的，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很多读者是城市人口，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绝大部分应该已处于贫困线之上，但与他人收入的巨大落差却使很多人无法摆脱贫困感。
客观地说，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应该是当今世界致富机会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致富机会多也就意味着人们贫富差距拉大的几率相应增大，那些在致富竞赛中相对落后的人产生比较大的贫困感也属正常，虽然他们可能实际上并不贫困，甚至还是“小富”。一定程度的贫困感不是坏事，它可以成为人们致富进取的动力。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有贫困感的人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挫折感、甚至屈辱感，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清贫但却有尊严地活着。
王博士在随后发表的《再谈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一文中援引美国学者Albert Park的观点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城镇居民低很多。但为何进城农民工却普遍存在较强的贫困感呢？其原因恐怕正如王博士在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时所说的，这种差距体现在享受的服务 (而不是工资收入) 方面，这些服务显然构成了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因无法与城里人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的贫困感被放大；推而广之，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享受不到有质量的公共服务，他们的贫困感、甚至屈辱感也会被放大。如果自己要屈辱地去获取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如果自己无法避免受到公职人员粗暴、无理对待的恐惧，如果自己的财产权得不到合理的尊重和保护，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够以豁达之心对待自己的贫困。
应该承认，近30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什么贫困人口越减越少，而 念毛泽东时代“好日子”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多了呢？这说明医疗保健改革这类惠民措施还是太少。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回忆说，自己少年时代其实家里很贫穷，但他一家却并未觉得自己贫穷，他们处处遵循着中产阶级的思维和处事方式。恐怕正因为如此，里根才能一生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如果政府暂时不能帮百姓摆脱贫困，至少要让他穷得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