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原本一职难求,但偏偏在转移甘肃灾区劳动力的现场,带着政治任务满腔热情的深圳企业发现,灾区的求职者并没有给出应有的反馈,于是大叹“为何明月照沟渠”。(见1月3日《南方都市报》A09版报道)
企业与求职者的矛盾在于各自的预期出现了偏差,求职者希望能来深圳学到一技之长,对那些普通工作并不感冒,而企业则认为求职者的素质根本无法胜任,事情就此陷入窘境。
其实无论是企业还是求职者,都是理性的个体,单就从灾区求职者的角度而言,他们知道一份纯粹体力工作不可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收入,也无法保证他们在付出青春后过上稳定的生活,再加上种种机会成本,如果不是生活无着者,换谁都会在是否前往千里之外的异乡做一个普通民工而思量许久。
而对于企业,他们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挤出名额来招聘,已是尽到了社会责任,但要他们将流动性极大的灾民迅速培养成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强人所难。
此事虽是个案,映照出的却是我国当前农村以及小城镇劳动力转移中的通弊―――职业培训的缺乏及低效,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无法与企业的需要形成对接。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从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例为76%。此中原因颇为复杂,如培训本身多依赖教育机构,使得培训内容脱离实际、农民工生存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无暇学习、资金多来自财政无法放大受培训人群等,但核心仍是缺乏对人负责的态度及能力以及缺乏制度的保障,最终导致出现本文前面提及的横亘在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鸿沟。
如何弥补这块短板?方法当然多种多样,如让更多的NGO组织和多元化资金进入培训领域,现实中茅于轼先生办的富平保姆学校就是一成功范例,这些工作可以由劳动力输出及输入地政府共同完成,也可以让企业早期参与进来。总之,使劳动力转移的培训不仅制度化而且合理化。
不妨一借香港他山之石,香港的职业训练机构包括由政府出资的职业培训局、雇员再培训局、政府资助的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职业辅导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捐建的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等,不仅学习免费,还可获得培训津贴。看似耗资不少,但也正是这些培训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为香港的经济起飞培训了大量的电子、成衣工人,在1990年代,又为面临经济转型压力的香港纾解了产生失业大军的危险。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人是资产而非成本,对于每个人而言,除非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发挥社会作用,否则就无所谓社会的存在。职业培训可以为翘望陌生城市的农民工们找到安全感,层出不穷的培训及学历教育则让我们以白领自居的劳动力患上了强迫症。
如果你有机会在休息日看看各个工业区那些排着长队等着学电脑的打工妹们,你就会明白,在寻找自己社会定位的努力面前,我们都是如此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