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为环保NGO)的同质化倾向较为严重，大家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公众的宣传教育上，活动的类型则多为植树、观鸟、捡垃圾的“老三篇”。很多环保NGO成员正因为缺乏专业化，在与政府部门或利益团体进行沟通与协商时，缺乏科学务实的方案、客观理性的态度，更没有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资本和底气，影响了环保NGO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近年来，这一状况正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环保NGO不断向专业化发展，这主要体现为工作领域的分工更加细致、关注的对象更加具体化，以及环保NGO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上。
“一方面需要更多人的参与，一方面需要专业”
“更多的理性，更多的专业化，再加上对组织自身良好的管理，是环保NGO发展的重要途径。”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对于环保NGO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是不是真正理性地在表达。如果环保NGO仅仅是动员公众，希望自己的声音最强，实际上是很难持续的。环保NGO一方面需要更多人的参与，一方面需要专业。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IPE)的发展道路印证了贾西津的观点。IPE成立于2006年，专门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他们先后开发出“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以及绿色选择公众互动平台，近期又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为NRDC)共同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以下简称为PITI指数)，并据此对中国113个城市2008年度污染源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
在PITI指数这一项目的设计、运行、论证过程当中，IPE和NRDC除了依托自己的工作人员和提供技术支持的专业公司外，还邀请环境法、行政法、统计学等领域的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力图使PITI指数的评估方法更加科学、可靠，使最终的评价结果尽量客观和全面。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副教授黄向阳在此项目的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结果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
黄向阳说，从专业角度来说，项目组成员一开始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工作流程的效率都比较低，需要大量的手工操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目前这一体系在指标的选择、数据的获取和质量控制，以及选择合适的指标方面做得很不错。以后，随着数据的积累，还有各方面更多的意见参与进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说，IPE的负责人马军虽然不是学环境出身，但其工作方法是基于专业化方法。他们的报告是从数据中来，而且经过法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专家的修正和把关，具有专业水准。
“做环保NGO，需要一种统筹、整合和集成的能力”
除了某些环保NGO的发展方向和成长路径，一些大的环保奖项的评选标准和原则也可以看作是环保NGO发展趋势的风向标。
在今年的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项目是经过专家、网络、SEE(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TNC(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代表层层筛选出来的。当最终宣布一等奖花落环保NGO绿色昆明的《滇池地下河调查及保护项目》时，一些业内人士感到有些意外。
的确，相对于仅获入围奖的自然之友《中国环境绿皮书》、获三等奖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灾后重建乡村生态民居》等项目而言，不论项目的影响力，还是组织的知名度和实力，绿色昆明和《滇池地下河调查及保护项目》似乎都无法与之匹敌。
然而，在了解了关于绿色昆明及这个项目的更多信息以后，很多人理解了这个结果意外之余的合理性。
梅念曙原来在某环境科学研究院做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后来建起了环保NGO绿色昆明。她说：“做环保NGO很困难，因为没有资源。我们一开始的活动都是靠自己出钱，因为对环保的兴趣，很多志愿者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我想我们得先有项目、先有活动，才能够吸引到一些资金支持。”
她所说的项目，就是此次获得一等奖的《滇池地下河调查及保护项目》。他们历时两年，绿色昆明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对滇池流域24条地下河的状况进行了逐一调查。他们在了解这些地下河生存状况的同时，也发现了周边地区的一些环境问题，并写出了具有一定专业性的调查报告。
这一调查获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关注，并引发各相关部门和媒体的具体行动与报道，促进了当地对地下河的保护。绿色昆明之所以能够从这么多项目当中走出来，正是因为其项目的专业化、本地化，以及梅念曙个人理性、谦和的态度。
SEE会长、企业家王石说:“做环保NGO，需要一种统筹、整合和集成的能力。”比如说绿色昆明的这个项目，因为梅念曙在水资源方面和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比较专业，所以这个项目做得很有特色和专业。但如果让他们做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的项目，显然就不是他们的长项了。
“应该做个兼学通才，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有很多人觉得环保NGO的专业性更多是体现在技术上和专家的参与上，这是一种较为片面的看法。”张伯驹认为，环保NGO最大的功能应该是回应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应该把专家的力量与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对环保NGO而言，这是很大的挑战。
“不能把专业的问题说得太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认可环保NGO需要专业性的同时，也强调专业性不是环保NGO的长项，“走进去太多则不能发挥和体现环保NGO的特点和长处。”
廖晓义说，环保NGO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她说，环保NGO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论专业性肯定比不上专家学者，论行政执行力肯定比不过政府官员，那政府和公众为什么需要你，学者又凭什么对你感兴趣呢？
“环保NGO的专长是打破专业隔离，发挥‘东拉西扯、上蹿下跳’的作用。”廖晓义认为，政府部门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学术界也有自己的专业分工，环保NGO则应该做个兼学通才，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她说，环保NGO要有自己的使命感和信念，要注重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和沟通能力，了解社会需求，找到空白点，起到融通、对接的作用。
“报告要专业，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反响，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影响决策的制订。抛出一个东西就一定要激起波澜。”张伯驹说，有一些环保NGO盲目追求专业化，以为请专家、学者、泰斗执笔写报告就是专业化，但很多报告最后却石沉大海，几乎没有社会反响和起到任何作用。他认为，专业化应该基于实际需求而且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据了解，目前，除了一些由专家作为负责人的环保NGO以外，有越来越多的环保NGO因为对某一地域、某一领域、议题甚至特殊物种的持续关注，也形成了专业化的特色。如有的环保NGO长期关注中国西南部的江河保护和建坝问题，有的环保NGO则专门从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
“三五年持续下来，也会形成专业性。他们的观点、行动是基于实际需求发出的专业声音，这也是有力量的声音。”张伯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