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还好吗？
你们，还行吗？
这需要请那些依靠自荐投身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人来回答。在历时约10年的一个跨度里，数百位参选者先后高调宣布加入县一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而选民的拥戴又使得他们中的极个别脱颖而出。
他们曾被称作“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他们这种参选实践对传统人大代表产生机制构成微妙反证。在数以十万计的基层人大代表群体中间，相形之下，他们只是沧海一粟。这极容易令人丧失信心。一位基层知识分子感慨地说，“我们还是在海面上，还在茫然四顾。”
她是独立参选人的坚定支持者，曾将选票投给了自己支持的人。当知道独立代表的数量目前依然少得可怜的时候，她立刻瞪大了眼睛，“那这条道路还要走多远啊？”
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不容乐观却是无疑的。过去10年间，当选代表虽偶有出线，但在一个体制性的制约环境里，无不左支右绌，其中几位早就草草收场，另几人则已宣告失败。而整体来看，零星的成功当选者对于基层民主建设的推动显然非常有限，尽管在当选之初，他们曾被民众和媒体寄予极高的期待。
独立人大代表十年浮沉
王亮、许志永、司马南、姚立法、聂海亮、黄松海，1998年之后的中国民主进程史上或许会留下他们的名字。这几位都是成功当选的县级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想当年他们在媒体之上交相辉映，何等灿烂。
然而10年进程，他们近况如何？
姚立法于一番辛苦遭逢之后折戟潜江；司马南下到基层摸了摸情况即怠于问政掉头离开；聂海亮和王亮则各奔前程，避而不谈过往；只有许志永和黄松海还在任内发愤。
“有一种无力感。”北京市海淀区2003年独立参选并当选的人大代表许志永说。他看上去有一点疲倦。此人被公认是有所建树的一位代表，胸怀襟抱，不过悲观情绪同样无法掩饰。他说，“代表能做的事情还是很少。”
无力感代表
许志永/图片来自王荔蕻163博客
许志永现在是取得第二届连任的代表。2003年，他在自己的选区里高票当选，这吸引了足够多的目光。比较而言，5年之后他的连任就平淡了很多。两届下来，他自己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现在觉得，第二届的时候积极性反而不如第一届高，”他说，“个案性的事情可以做一点，但大一些的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中国于1992年颁布的《代表法》赋予了各级人大代表许多重要权限。许志永据此认为，在小事情之外，人大代表还可以管一些更大的事情，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自己向本刊记者承认了失败。
比如对于地方财政预算的监督，他们几乎每年都要提及此事，希望可以越过那些粗糙版本，进而真正审议详细的预算方案，但是没有一次如愿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差不多都投了弃权票。
“有时候我连手都不举，我对这种表决方式表示极不认同。但我发现没有办法。”
除了财政预算，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免也不在过问之列。2007年1月份，海淀区政府换届选举，后因犯案而被监禁的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在此次选举中原本不能通过。由于一些代表事先已经获知此人的“问题”，他们准备在人大代表间散发材料互通声气，试图不再选举周良洛为新一任区长。此举结果被相关部门强力阻止，周良洛最终当选。4个月后，周良洛即被中纪委带走。
许志永等人后来了解到一个更加让人受不了的情况，就在海淀区人大投票选举的当天，针对周良洛的专案组事实上就成立了，但他们还是要投票选举这个人。他觉得这件事情让代表们被侮辱了一番。
在海淀人大本届420位代表中，许志永自认再怎么发表主张“也没有用”，现在他与同届的18位代表一道组成了一个小组，经常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但能力同样是有限的，毕竟他们只是不沉默的少数人。
有时候他们需要争取到别的代表的支持才能显示出力量。在本届代表里，许志永发现有一些以公共利益为价值且全然不讲报酬的代表，这些人可以团结，比如冰心的女儿吴青；还有一批走中间路线的代表，在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也可以争取过来，这当中的一些人也不乏独立见解。此外，还有一多半以上的是存在各种关联的体制内代表，这些人几乎是不可能争取过来的。
现在的许志永已经清醒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心态与认识上更趋现实，但他表示在行为上会继续坚持下去，不会有太大变化。他说，“起码的公道的事情还是要做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履职的空间不是太大，许志永会想办法钻一些“空子”。他发现，有些时候人大常委会是需要他这样一些代表存在的。由于权力的分化，人大也需要通过这样一些代表的配合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对政府权力实现制约和监督，否则会更加没用。为此他们曾联合起来提出过一些公开质询案，搞得政府不得不反过来降低姿态与人大进行沟通与合作。
但他自己现在也面临一些麻烦。参选代表之前，他在工商局注册了一家名义上的“咨询公司”—公盟法律事务研究中心，这个不事经营的公司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维权活动。他们接受了一些境内外机构的资助。最近工商局对他们进行了彻查，以偷逃税款为由开出一张放大了5倍的罚单。于此前后，民政局也下令对他们予以取缔。许志永强调自己是一个公益组织，受到这种对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此前的一次访问中，许志永和本刊记者谈到了他的内心想法，这使我们相信他对于人大代表的位置已露出倦意。他评述了一些别的独立代表，之后说道：“就我而言，根据目前的状态，当代表还是差不多，但是没必要……”
“你不想再玩下去了吗？”“只要我觉得这件事情意义不大，暂时就搁下了。我还要腾出时间做更重要的事。”
人大代表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成其为一条道路。
“许志永一天到晚老是提溜着脑袋想，只要法制，只要民主，只要宪政，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他很可爱，很书生气，有些事儿干得也很对。”许志永的老朋友、以反伪科学闻名的司马南扬中带抑地评价道，“但是欠缺对复杂社会的了解，他认为这件事我就该较劲儿，因为法律是这样的，因为根据是这样的。他有点从理念出发。他很真实。很好的人，很纯，很可爱。”
改变自己
司马南
司马南也曾是一位无力感很强烈的独立人大代表。2003年，因为一度对中国基层政权运作感兴趣，他在北京东城区参加选举并当选。当他推开这扇窗子，看到一些不曾看到的，了解到一些不曾了解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他从原来自以为地方代表很好当，从内心很蔑视那些官员，到了解情况后发现以往的自以为是其实很可笑，他开始佩服、同情起那些基层官员，进而对基层政权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了理解和肯定。
“我不知道(我)这种代表能改变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有改变自己。”他对本刊记者说，“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社会。我当代表，自己有很大改变。”
司马南成为人大代表后，第一次去参加区人大全体会议。会上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台上的人念到“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他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不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他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弃权的请举手”，他举了手。
当天晚上，好几拨人主动来找他吃饭。就为举手这件事情，这些人希望和他结识、沟通，做他的工作。司马南的看法是，地方上在这方面有惯性，全体大会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这种事，所以有点乱。团长也对他说，你干嘛举手弃权啊？跟着举手通过就完了。要以大局为重，“咱们以前没这个风气，要开成一个祥和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听说海淀那边这种事经常发生，”司马南说，“就是许志永和吴青他们。我在这边是独一份儿。”
司马南并不认为自己举手弃权有什么唐突之处。他自认不是一个偏激和反古的人。一不是反对人大代表制度，二也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所以弃权，是因为不了解名单上那些人。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同意和不同意都是没有道理的。“我弃权才是正常的。”
但别人不这么看，他们怀疑这个人是否另有想法。混熟之后，他们对他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很警惕啊，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次开会，司马南就不再举手了。觉得自己举不举手对会议议程根本不会有影响，而且还弄得他们团长好像没干好工作似的，再举下去没有意义。
另有一次开人大会，区委书记到他们团参加审议。书记很客气，但各单位与会代表一见书记来了，举手投足过分热情。司马南不高兴，拿出主持人的范儿告诫书记说，您到我们这儿来，身份是普通代表，这不是日常工作中各单位向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您也不是来给我们做指示的。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现在应该认真地、耐心地多听一听各位代表对本区政府工作的意见。
“人家当了代表特别谦卑，我不是。我反感这样，尤其是反感见到当官的一脸谄媚。”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我们在这里行使代表权力，书记来了当然只有听的份儿。”
由于他们那一届是提前选举，司马南只在任上干了4年。第二次选举他没再参选。他感觉代表难当、官也难当。这是他接触中国基层政权运作之后得到的感悟。
“有一些事就特别难办，”他说，“以前谁给我点事儿，我老感觉，这还管不了？后来发现没一件好管。”
这些难管的事儿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小到建公厕、换电表、规范用水、争取低保、捕杀蟑螂、文明养狗，没一件不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的，非有技巧和耐心不能做好。他认为那些发议论太随意的人，应该体验一下基层人大代表的滋味，尝试管管这些最简单的事儿。
“当人大代表才发现，现今中国，真的一切都靠竞争性民主投票来决定怎么办，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他说，自从有过代表经历之后，他再也不发那些不负责任的轻佻议论了，“25年前，说到民主，我觉得这个词简直好到了完美无缺；现在嘛，你说民主，很好，可我一定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人痴迷制度万能，选举万能，以为一搞民主，一切OK，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应该让他去基层当代表，最好直接当居委会主任、街道主任。”
司马南是看到了中国基层官员的疲惫和不易。在他眼里，这都是一些谨小慎微、焦头烂额的人。“非常怕事儿，任何事情的负面影响他们都承受不起”，“24小时不敢关手机，多少事都必须亲力亲为”，“相当不容易，极勤勉。光超额完成每年GDP增长指标，就能把人累吐了血”，“不敢出大事儿，各种评比却要榜上有名，恐惧恶性案件发生，没日没夜的。”
4年代表当下来，实际工作接触多了，司马南觉得自己当初幼稚。他承认自己刚当代表时有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心态，总觉得政策水平比那些人高，见多识广，结果事情真交到手里了却不知道怎么做。
检视之下，他承认基层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多如牛毛，但他从中也找到了对中国现有体制的信心。他认为假如没有共产党聚沙成塔的作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主心骨，处于紧平衡状态下的转型中国要稳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要傻子过年瞧街坊式的，一味按西方民主制度那一套玩意儿来治理，必定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听到司马南今天的结论：“片面强调民主形式，几乎等于混乱和绝望，混乱和绝望将导致一个具有伟大进取心的时代无奈地毁灭”，“民主并不具有天然正义，民主所服务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但在许志永那里，他对司马南这位朋友几乎没有什么评价，他措词含混地说：“他没做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一条道走到底
在许志永赞赏的独立代表中，姚立法是不多的一位。他于1998年在湖北省潜江市参选人大代表，本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但因为跳过名单另选他的选民投票过高，他胜出了。
许志永说，姚立法是一个“罕见的执著的人，维护公共利益、主持正义，特别直率，而且无所顾忌。”其结果，是他只干了短暂的一届。许志永相信，姚立法的“不给面子”不光得罪了地方，也得罪了“上面”。
而且这余波到现在还没有平息。7月，与本刊记者见面之前的一天，他正在上海观摩一次基层人大选举。上海浦东与南汇行政区划合并之后，浦东新区需要进行新一届人大选举。当地一位与姚立法联系紧密的律师宣布参选。姚前去助选。他在选举现场偷偷抓拍了一批问题照片，放言上海的选举全部不规范，结果被当地警察客气地请到了派出所。与此同时，潜江方面派出的人也到达上海，把他带回了湖北。
“我很清楚，我的电话是被人监听的，”姚立法说，“他们害怕，对我不高兴。”
虽然早已卸任，但眼下姚立法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依然势同水火。卸任之后，他自费在全国各地跑，联络那些有意介入选举的民间人士，一直不消停。两年之后，中国人大的全面换届工作即会展开，他要抓紧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培训一批独立参选人。
依据他自己的经验，参加选举不能临时抱佛脚，时间过于仓促的参选，不仅工作难以做到位，而且容易被对付掉。据他说，有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拿出几百万就能通过渠道迅速把那些参选积极分子摆平。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参选。
“我们要改变方法，我提前两年竞选，我提前3年、5年竞选，我天天都在竞选，你能(拿我)怎么办？”
但他自己现在处境不佳。原来在潜江市教育局任职，由于参选当地人大代表，风波不断，不得不停薪留职离开单位。当选代表之前，他自己做生意也赚了不少钱。几年折腾，家境已经有所中落。目前他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这完全等于赋闲，学校没有安排他教课。
姚立法之所以陷入今天这种局面，与他那种不合作、不服从的行事作风有关。在他眼里，官方差不多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容忍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举手反对的机会。
“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江西省鄱阳县的独立人大代表黄松海说，姚立法这个代表没有任何可复制性，他在任时“做了很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所以一定会失败”。
姚立法也不否认，自己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过激之处，导致的结果是他这个代表所能走的路只有短短一届，能做的事也不会很多。但他认为，这纯粹是个性使然，无法改变。
“也有人提醒过我，我自己也想过。”他说，“但是按照我的个性我不能这样(不过激)，我也怕我的选民会误解我。”
“你的选民都那么苛刻吗？”“我选区的选民、选区以外的选民，甚至于全中国的选民，他们内心深处是要求这样的。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追求民主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了，而是一个世纪。所以说等不及了，这也是一种本质上的需要。”
凭此一点，他曾公开发动一次公民签名，否决掉潜江市政府准备上马的一项耗资千万的城市广场项目，认为那只是一项形象工程。此事闹得一些人极不愉快。
地方人大每届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最重要议程是选举。他对大会的选举程序和办法有意见，每逢这个环节也要举手反对。第一次，他可以当着一干政要的面上台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和那些人大常委干部进行交锋。这让他找到了置身议会现场的感觉。第二次，他又反对，不再让他上台，把麦克风递下来，坐着发言。第三次，他再反对，麦克风没有了，说吧。
同时他还注意到，他的座位排序每每都是安排在最后面、最边上。他认为这是会议组织者有意为之。
这种对立态势在政府主要官员的选举上发挥到极致。按照选举法律，只要有10个代表联名，就可以提名本级政府主要官员的候选人。几乎在每一年，他都要联络代表推举那些选民认可的市长、副市长以及其他部门的主要长官人选，准备把潜江市原有一干政要统统换掉。
“我想突出这项权利，我是一个公开不当木偶的人。”
但他没有干成这件“不得了”的事情。只须几招他们就会被摆平。一是个别联名代表几经波折后会主动撤回提名，10人联名就此告吹；二是各代表团组织预选。此外是被推荐人谢绝推荐。这些做法导致他们的提议根本就无法进入程序。
“只要有选举，我们就干；只要一干，就被瓦解。”
现在的姚立法已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民间维权人士，但他毫无退意，也否认自己身心疲惫。
正午时分，在家里用餐。电风扇在他身后发出轻微的呜呜声。“民主社会是要不断进步的，”他用筷子不停扒拉着面前那碗稀饭，“还是要坚持下去。”
不当烈士
姚立法正在淡出历史。这是黄松海的感觉。黄松海是独立代表中的新生代，原来在鄱阳县一所私立中学教书。2007年自发参选当地人大代表。他与姚立法关系密切。当年参选的时候，姚立法奔赴江西，为他谋划过。
“我从姚立法身上吸取了教训，”他说，“我要确保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黄松海一直在相机行事，他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当年参选，他不仅利用当地网络大造声势，还准备组织上街。当地人大常委会的一名官员私下告诫他，这种行为是另搞一套，虽然法律并未禁止，但这是官方不希望见到的。他建议还是遵照党的游戏规则来办，充分利用而不打破它。
黄松海由此改为专门请假逐个去拜访选民。这时候姚立法还引荐了两家境外媒体以助他制造参选舆论，但他权衡之下还是拒绝了。他意识到，要是这样做自己马上就会“死掉”，当时人大方面已经向他发出警告称，美国势力正在插手中国基层民主选举。
“从参选到当选，他自始至终是在法律范围和选举委员会领导框架之内进行。这个人是非常懂法的，也擅于利用。”鄱阳县人大常委会的那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此类主动参选的人，他一点也不感到大惊小怪，他认为这是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意识觉醒，“我们不能阻止他，只能引导。”
日常履职过程中，黄松海并没有出现姚立法那样的壮烈气概。牵涉体制的大事，他一件也不去碰，因为知道碰了也是白费力气。比如拆迁征地问题以及一些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利益链条太广，水太深，有时还涉及领导层的决策，一个小小地方人大代表想要过问，难于登天。
“我将自己定位为维权代表，出发点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黄松海说，“我抓的事情都很小，目的主要是启发民众的权利意识。”
他这个代表没有固定工作，当选后就从学校离职了。在经济方面，他的妻子在经商，不用发愁。人人都说他大公无私，舍得掏腰包办案。他自己也说，要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个代表是不好当的。心无挂碍，他现在一天到晚揣着一本代表证，随时准备进入一些存在问题的单位视察。只要接到居民各种合理且合法的投诉(当然是力所能及的)，就会展开行动。
最初他怀疑教育系统虚报学生数量获取国家义务教育补贴经费，约见教育局长了解情况，被拒见。教育局长发话：你这样搞我要叫某主任把你这个人大代表拿下来的。他回敬说，这恐怕很难，除非全体选民同意。但县里要把你这个局长免掉，却要容易得多。气氛一度搞得很僵。黄松海暴怒之下去了检察院，准备举报他侵害人大代表合法权益。在检院门口，他打电话给教育局长，局长终于服软，同意详谈。
黄说，“人大代表可以说是纸老虎，但你要认真起来，就是真老虎。”
这只自认有时不免狂傲并招人反感的“纸老虎”，经常在当地政府网站的论坛里发帖，抨击一些部门不作为。他还定期组织一些热心网友召开研讨会，操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事务。这导致论坛里的批评声音和各种建议越来越多，很多事情相继公开之后，这给了一些部门压力。他们把电话打到人大常委会，质问黄这样干所为何来？
“他这是合法的，我们不认为他是在和谁对抗，”常委会的官员对记者说，“他们希望我们干预，但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好说什么。”
黄松海把当地网络论坛当作自己的一个阵地。他非常清楚，只要他走出官方控制之外，最终这个阵地有可能失去。为此他说他不能像姚立法那样，在有些事情上要懂得妥协与合作。
目前来看，情况还不错，当地宣传部门没有对此加以打压。一位宣传部官员向本刊记者夸赞黄松海热心民生，是一个好代表，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正是政府需要的。
黄松海眼下已经和当地官方的一些人打成一片，懂得了可屈可伸。所以当他和一些官员拍过桌子之后，很快会回头说抱歉。因为不想把关系搞僵，事情最终还是需要他们去办理，所以要给他们台阶下。
给面子在黄松海那里是一种策略。今年他在人大会议上提案要罢免当地的文化局长，起因是网吧里未成年人上网问题严重，几位代表年年提议案年年被文化局敷衍。黄的罢免案一出，有关领导立刻出面做说服工作。几番沟通之后，黄撤回了这件提案，以观后效。
“如果到明年还没办好，我还是会提这个罢免案。”他说，“我这是卖领导面子，也是给文化局压力。罢免案虽然罢免不了他，也会成为他的政治污点，除非他不顾政治前程了。”
不过他自己也有忧虑。他所在的城市只是一个小小县城，时间一长大家都混熟了，会产生一些感情，这时候想要提出一些批评或进行问责有可能流于形式。他为此时常想离开这里，到外面去工作。这是一件难办的事情。
早前视地方公安局极不顺眼，他批评非常多。视察数次后，发现他们也有难处，经费不足，苦水满腹，有时难免违规。见得多了，忽然对他们生出同情，监督力度就小了。这让他感觉很矛盾。“我的困惑是，我这种代表能走多远？”“做不到铁面无私，完全不可能。教育局长说你不错，你只向真理低头。我说你错了，我有时候也向友情低头。”“有些事情就该睁一眼闭一眼，这是必须的。”
许志永认为黄松海的策略性履职将使他取得连任空间，但姚立法认为他的连任机会不大。黄松海自己也持悲观看法，觉得当年参选时寂寂无名，现在大小算个名人，地方在换届时会加以控制。
“我们不希望他当烈士，我们希望他当战士，”一位支持他的选民对记者说，“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不会强求他，知道在现有体制下很多事是他做不了的。”
连任与否已不是黄特别看重的事，他现在在全县范围内说服了五六名普通居民，准备下一届一同参选。他认为这种复制民主自觉意识才有意义。而且当这些人同时出现的时候，有人想要全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
“能不能选上，我还没有把握，”一位被黄松海号召参选的网友把脸搁在手肘上，难为情地说，“我跟他比差太远了，够不够资格心里没底。”
“你不要老有这种想法，不要老想选得上选不上，”黄松海略显不快地大声打断他，“这是你的权利。你真以为当了代表就能把鄱阳的贪官消灭？那不可能的。”
回龙观的失败
有一些人是许志永不大愿意提及的。比如同在2003年参选的昌平区独立人大代表聂海亮。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是不一样的，”许说，“他还上升不到一定的高度，可能到一半就放弃了。”
许志永和聂海亮在同一年先后当选，这在当时被媒体誉为基层民主进程中的“北京现象”，是一件具有破天荒意义的事情。多年以后，后者退出了民主进程序列。
聂海亮现在是北京一家能源科技公司的老板，他不愿再回顾过去。而在回龙观小区，那些曾经投票选举他的人则后悔不迭。
“看人看错了”，回龙观云趣园的老业主杨逢臣说，“选他当代表，这一点我是后悔的。”
聂海亮是回龙观小区云趣园的业主。2003年，因为开发商违约在一片拟建设绿地的地块上盖起了住宅楼，小区业主发起对开发商的维权行动。杨逢臣和另几位业主先后站了出来，组成维权小组。当中包括后来加入的聂海亮。
为了争夺这一片毫无指望的绿地，双方是大动干戈，以至于最终杨逢臣被打倒躺进了医院。几百号业主连夜奔赴北京市政府上访。他们要求查询规划，查来查去都没有结果。业主们当年在与开发商的斗争中彷徨不已，想找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发现连谁是代表都不清楚。
2003年冬天，人大换届。一气之下，几个业主挑头提议要选出自己的人大代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3位候选人这一次被提名，分别是杨逢臣、杜茂文和聂海亮。
由于候选人数超额，杨逢臣首先退出了。剩下杜和聂。当时云趣园的候选人较为集中，上面要求他们再减少名额。这就涉及二去一的问题。
这时候，建立在维权基础上的参选团队出现了分裂。维权小组的两位曾与杜、杨有矛盾的成员劝说聂海亮积极参选。在官方组织协调酝酿候选人过程中，聂海亮也是当仁不让，用杜的话说，聂当时的表现是志在必得的。但在酝酿提名的时候，杜得的票比聂多一些。聂只得了一票，而且这一票还是别的小区业主投的。
“当时他还发火，很不高兴，因为投他一票的是别的小区的业主，”杜茂文用一种模仿式的口吻说，“啊，你们都不投我票，我在这个小区里就混得这么差吗？我一定要竞选。”
由于杨逢臣已经提前退出，维权事业未竟，杜茂文看到小组内部成员也在鼓励聂参选，于是就起了放弃的念头。他说他这样做是顾全大局，觉得没必要闹僵。
“聂海亮年轻，老杜年龄大。聂又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杨逢臣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内部只要定了谁参选，谁就能选上。大家热情挺高，云趣园的选民都快超过整个回龙观了。”
选举结果揭晓后，聂海亮如期当选。之后这位私营企业主请几位走得较近的支持者吃了顿饭，杨逢臣也去了。当时他们对聂的期望值都很高，但杨说，很快聂就变了。
“也不参加社区的事情，就躲到一边儿去了。”杨说，当时聂海亮还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但连业委会开会也不参加了。为此他还找聂谈过，问他为什么社区的事儿都不管了。聂海亮回答家里有事儿，忙。
“他一天到晚办公司，社区又这么大，上哪儿找他去啊？人家不理你，你还追着人家干嘛？”
为这事儿据说社区业主们纷纷从道德上对他进行了谴责。他们拿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杨和杜旧事重提，认为以自己当年的高支持率要坚持参选，是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
“关键时候我走错了一步，”杜茂文说，他当年放弃后转而投了聂的票，“聂海亮这个代表还不如传统的人大代表。他当了缩头乌龟。”
让杜寒心的是，在选举前，聂海亮等人驾车到市政府上访，杜亦去了现场。选举之后，警方拘捕了一批人，杜茂文被视作组织者也在其中。虽然关了80天，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有组织闹事。出来后，他听说独立人大代表聂海亮也被警方请去谈话，聂还作出保证：以后不再做违法的事情。这个消息让杜肝火大动，“你说不干违法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都在干违法的事情了？这是严重背叛我们大家。”
不清楚聂海亮在任代表时有何代言举动。回龙观的业主批评他不接触选民，没有尽到代表职责。由于在此前后他还开着公司，有人甚至怀疑他另有用心，是要通过代表这一途径去结交上层关系，谋取个人利益。
第二届选举开始，回龙观再也没有人投票给聂海亮了。这件事情对当地社会的参选氛围带来抑制。维权风波以开发商的胜利告结，人们的狂热劲头随之冷却，再也没有那种大张旗鼓的民间自发参选事件发生。
“代表就要把我们的要求反映给政府，让他们出面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至少应该代表选民发出声音。”杨、杜等人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聂海亮曾与许志永有过沟通，他们当时都是媒体红人。许志永说，聂海亮的选区把他选了出来，需要通过他谋求一些利益，他就那样被推上去了。“他也有他的想法，也不是说是为了社会，他有他的职业，那也是正常的。”
先驱在哪里
退出公众视线的还有深圳的王亮。他曾经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那时候他还是深圳高级技工学校的校长，一位具有公派留学背景的副局级干部。
王亮本来不可能成为独立候选人，也就不会成为独立人大代表。当年选举的时候，官方分配了一个名额给他所在的学校，按照惯例，作为学校一把手的王亮理当以名正言顺的候选人身份去参选。
这纯粹是阴差阳错。当他到所在社区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选区不在社区，而是在教育局。但教育系统当时已经推荐了候选人，他不再可能成为候选人了。后来有人告诉他，可以以10位选民联名推举的方式直接参选，选民们可以通过“另选他人”投票给并不在候选人名单中的人。
技工学校很快成立了竞选班子。在这个系统内，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不仅一些已到选举年龄的学生成为他的选民，学生的家长也接到了他的竞选资料。这种参选几乎毫无悬念。
如果不是同市另一位以独立身份参选的业主事后查询选举结果，王亮不会成为中国“首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直接参选”的事例。邹家健就是这位业主，是他一手包装了王亮。
邹是一位维权人士。2003年那次选举后，他将电话打到选举办公室询问结果，得知自己落选。在这次通话中，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另外一位以同一方式参选的老师胜出了，此人即王亮。
邹家健找到王亮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他马上将这消息分别告诉了北京和香港的媒体。找到王亮的当天晚上，邹与香港那家媒体的记者一道对王进行了简短采访。这条消息一经发布，王亮成了基层民主实践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他也不是真正的独立候选人，有自己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人多，所以以另选他人的方式胜出了。”
一手树立了王亮的邹家健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之前，国内的学者对于王亮当选也持否定看法，认为这一事件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特例，是体制的一时疏忽导致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并利用公共资源胜出。与其他民间自发参选且历经波折的个体相比，没有显现出特别的民主意义，被人为拔高了。但邹家健认为，王亮当时以独立候选人形式参选，这种形式还是值得肯定的。
2005年，深圳市监察局发布消息，称王亮因为滥用资金问题已被立案调查。同年，深圳市政府免去了王亮的技工学校校长一职。王亮自此再无音讯。有记者采访邹家健，问这位当年发掘了王亮的人对此事作何感想，邹说，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那会让人很失望。“他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但此事对于王亮的代表职务没有丝毫影响。本刊记者查阅了福田区人大的相关资料，发现王亮的名字在2007年还存在于该区人大代表名单之中。也是在这一年，深圳市政府发出《公报》，宣布任命王亮为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保留副局级待遇。
王亮没有接受采访，理由与聂海亮类似，也是不想再提及那段往事。
在邹家健的印象中，王亮是一个比较精明和聪明的浙江人，在官场上混得熟。他也不讳言，自己参选的目的是想要发展技工学校，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是想做事儿的。但他又是体制内的人，说话办事都比较谨慎。他“会顾忌一些问题，不如来自民间的代表，他们更单纯，更直接”。
回首之间，离开的已经一身轻松，剩下的仍在踽踽前行。
有民间力量自发介入的中国人大基层选举自1980年代开始涌现，到2003年被推入最高潮。当年的许志永，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现在他内心充满怀疑。
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朋友司马南存在歧见。司马南早年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自己当选代表是有序民主的体现。作为一个公民，能得到支持参选代表，他认为这反映出民主权利在扩大，同时也没有发生社会动乱。他对记者说，“这种有序性值得提倡。不能乱，乱了就啥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