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公民行动，都是一堂公民课。以正当的权利抗议不公的权力，在公民大课堂里，我们学习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
1、番禺居民理性抵制垃圾焚烧
“有关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项目已经停止。”广州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直截了当地说。12月20日，谭应华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与小区居民面对面交流。丽江花园所在的洛溪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逐渐从城郊荒地发展为庞大的新居民区，聚居于此的大多是中高收入阶层。
来自华南板块各小区的约50名业主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长达3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在会场外，也有一百多名业主，拉起横幅、举着“反对垃圾焚烧，支持垃圾分类”等标语，并高呼口号声援。谭应华在会上表示：“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
谭应华最后呼吁，居民要理性有序地参加陆续安排的座谈会，希望和全区群众一起把番禺建成全国垃圾分类处理的榜样。对于此次与区委书记的对话，不少业主代表都感到满意。丽江花园有业主事后在业主论坛表示：“从这点看，谭应华书记还是抱着听民意的目的来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2009年9月份，番禺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消息传遍网络，一场质疑建厂的自发签名行动也在各受影响小区展开。番禺的业主最初的共识是走行政程序表达诉求。他们征集签名，到各政府部门信访，足迹遍布番禺区园林局、区政府、华南科研所、市环卫局、市府、省府。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一切都有序进行着。
10月30日，番禺区政府召开了解释垃圾焚烧疑问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量大幅增加。一场因垃圾处理而起的公共政策危机酿成。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国内135家报纸的监测，中央级媒体、市场化媒体、地方媒体11月份关于番禺“垃圾门”的报道篇数，分别是10月的3倍、9倍和6倍。同时，有消息说：鉴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原因，番禺房屋成交量自2009年9月份以来下滑了二到三成。
随着事件的推进，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链也浮出水面。11月22日，广州市环卫局原局长、现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坚称“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坚定不移”。11月23日，近千名华南板块小区业主、会江村村民，在没有互相邀约的情况下，来到了城管委和市政府门前“散步”。
随后，吕志毅被网帖曝光其弟吕志平是垃圾焚烧特许经营方广日集团部门负责人。吕志毅先生除了感情充沛地评价其“胡说八道”之外，只是表示“今后再说”。正在“吕志平”进入公众视野，但未确认身份之际，广日集团旗下某企业官方网站上的一则《通知》突然被删改，“吕志平”在“组委会成员”的名单里神秘地消失。
12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四套班子联合发布 《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案(讨论意见稿)》，表示对于垃圾处理方式和垃圾处理项目选址，番禺区将重新进行讨论和论证，即日起开展全民大讨论。近三个月的维权总算有了阶段性突破。
2、责任型网民“问政”
1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并提出辞职。她的出事，源自一则网帖曝光“贫困县女检察长开百万豪车”。
2009年，互联网来到中国的第15个年头，3.38亿网民构成的网络社区使中国开始进入“网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央视新址火灾、“天价烟”周久耕、杭州“欺实马”、云南“躲猫猫”、贵州习水“嫖宿幼女”、上海“钓鱼”执法……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网络问责、网络反腐的威力日益显现，一个强大的群体—责任型网民—正在形成。
中国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明显感到了陡然增加的舆论压力。“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应诞生。因“躲猫猫”案而为网民熟知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他举例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近年来的网络舆情亦表明，政府“揭盖子”有利于培养理性、可对话的网民，也就是责任型的网民。
3、50名中国“气候公民”赴会哥本哈根
气候，在2009年是敏感的词汇，已经成为政治家、商人、农民、小贩都要关心的问题。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研究成果：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更多是一场灾难，而中国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
地球是如此脆弱不堪，“气候公民”将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人们已经开始用行动拯救地球：“熄灯一小时”活动依旧在全球继续开展，它寓意着减少碳排放、遏制全球变暖是人们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在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到来之际，50多名中国青年气候使者从全球各地陆续飞抵哥本哈根。这也是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首次最大规模出现的中国青年环保志愿者形象。他们的任务是，发出中国的声音，以行动表达中国普通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尽管被期望过高的哥本哈根大会，总难免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收场。这些公民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仍在，也必将持续发挥效力。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清醒的告诫在传递：今天不做气候公民，明天要做气候难民。
4、冯崇义起诉广州海关“禁书”
6月5日上午，学者冯崇义在从香港进入广州天河车站海关的例行检查时，被海关工作人员查扣书籍。被查扣的是11本购自香港的学术著作。海关的查验记录称所扣留的书籍涉嫌违禁印刷品。当冯崇义要求海关公示禁书目录及具体依据时，海关称这是保密的。
冯崇义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书均是香港正规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这些书大多是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港台地区出版。而且对自己专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沟通宣告失败。一个半月之后，冯崇义再次来到广州天河车站海关交涉。最终，他要回了4本，但其余7本书仍被查扣。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海外购买的某些书籍，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涉嫌违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但冯崇义选择了打官司，冯崇义把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告上广州市中级法院，要求海关撤销收缴决定并公开道歉。海关扣书行为有无法律依据？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能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海关审查禁书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否公布于众？
5、公民“倒逼”政府信息公开
2009年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以及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1月21日，财政部给严义明律师作出了书面回复。这份回执提出，中央预算、决算草案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查和批准。在批准前不宜对外公开。
王清，河南省南阳市的普通公民，他向该市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其依法公开本单位上年度“三公消费”信息。在花去自己2009年6个月的全部业余时间和工资收入，也用尽法律救济手段后，终于在8月份拿到最后一份回复。王清说，这181份回复敷衍塞责，未能反映“三公消费”的实质内容。
相比于严义明和王清，李德涛要“幸运”得多。他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了公开政府部门财政预算的申请，从而促成广州市财政局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10月底主动在网站上公开114个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引发全国舆论的一片喝彩声。李德涛被公众亲切地称为“民间查账人”。
正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开信息不积极，才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尽管，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尽管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 现实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6、陈云飞用行为艺术呼吁官员财产公开
陈云飞，四川省成都市居民。2009年，他在从事一项非常简单的行为艺术，每上街时就在背上别一张纸，写着“请官员公布财产，虚心接受百姓监督”。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温馨提示：“请公仆您不要对主人动粗哦。”
当前，官员个人家庭财产公开已经是国民关注的焦点。全国“两会”都有提案，国民呼声鼎沸。但是，因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强力阻挠，而无法实行。新华网曾报道，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王全杰教授专项调查显示，97%的官员反对个人家庭财产公开。至今，在世界各国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化的今天，中国仍然无法与国际接轨，尚处于诸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的无限尝试中。公众依循“国际惯例”的合法诉求，倒是引来官员恼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请老百姓先公布财产？
7、“倒钩案”中的公民抗争
10月14日晚上7时许，上海一公司18岁司机孙中界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好心搭载路人，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孙中界挥刀断指欲证清白，引发关注。9月8日下午，外资企业员工张晖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和此前大多数被“钓”车主不一样，他们在愤怒之后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不但上网控诉，还坚决诉诸法律，明知此前无人胜诉，依然义无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郝劲松挺身而出，无偿为孙中界和张晖担任公民代理人。网络的力量与传统媒体的介入，公权力“钓鱼执法”成为全国性公共事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上海倒钩执法案终于有了转机。断指明志的孙中界，最终找回了清白，张晖无端招致的行政处罚也得以撤销。上海市浦东区政府公开道歉。
8、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公民调查
“5·12”四川大地震即将一周年之际，艾未未和他的志愿者团队“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整理工作接近尾声。尽管活动受到种种阻碍，艾未未还是统计到了四川100多所学校5200多个遇难学生的名单，接近官方宣布的失踪学生共有5335名的数字。
这一完全自费的公民调查行动启动于2008年12月15日，在多次向四川省政府民政、公安和教育机构要求公布死亡学生人数及名单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艾未未们通过网络信息线索，对地震重灾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艾未未说，这次活动首先是一次“自我教育”，使参与者作为公民实践社会责任、权力和对事实的追求。同时，他们的调查代表着他们“拒绝遗忘”。“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
9、结石宝宝家长维权
11月20日，“三聚氰胺事件”的主角三鹿集团破产终结。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书显示，三鹿在优先偿还员工工资、社保、抵押债权等之后，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而“结石宝宝”赔偿即被纳入普通债权之列。在历时一年才获准立案索赔的结石宝宝们，被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无法再从三鹿或其他渠道获得任何赔偿。
根据卫生部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时的数据，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人，其中死亡6人。还没包括后来演变成重症甚至死亡的患儿，其相应的一次性补偿方案也未见披露。
一年多来，结石宝宝一直需要向有关部门证明自身是受害者。家长互相帮助，分享信息，努力寻找申诉正当权益的渠道。但是，结石宝宝的家长团在天涯论坛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向法律伸出求助之手，可是我们始终被排斥在人民法院的大门外。今年3月份，最高法院副院长曾在网上公开表示：可以受理三鹿的案件，可是各级地方法院仍然不受理我们的案件，石家庄与北京两市的法院受理的几起案件，直到现在仍没开庭。而其他地方的法院，竟然连受理的姿态都不舍得摆出来。”
一桩食品安全事故似乎落幕了，但在受害者那里远未结束。
10、草根NGO的力量
有没有可能利用上万人参与音乐节的机会，推进垃圾分类呢？2009年5月1日至3日，在四川成都刚建好的公园里，民间环保组织“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与60名大学生志愿者便做起了这个“时尚垃圾分类”试验。在“5·12”大地震的集中亮相后，2009年，中国的草根NGO继续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业界不乏对草根NGO专业度与公信力的猜度与质疑，不过，对中国而言毕竟是成长的力量。不妨多一点宽容。尽管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匮乏，困厄中的草根NGO仍在靠行动赢得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