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700多亿社会捐款中约八成流向政府，统筹使用。这是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们披露的一个调研数据。
如何提高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一时间社会关注者众。而此时期又正值诸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密集推进期：金融危机后政府四万亿投资中已经有一块开始投入到了社保和民生，《社会保险法》、《慈善法》等诸多法规政策都在酝酿出台。
下一步捐赠信息披露机制如何改进？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和推进中国福利与慈善事业？就这些问题，8月22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接受了本报专访。此前，他刚刚在“燕山大讲堂”发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演讲。
王所在的部门，在汶川地震三个月后成立，旨在系统促进中国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此前他曾任救灾救济司司长，在汶川地震期间冲锋最前线；更早前，他曾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工作了近十年，任期内参与推动了村民自治和低保工作的发展。
专访中，他介绍了一系列政策动向：《慈善法》、《社会救助法》进展良好；社会捐赠信息披露办法正在酝酿中，系统促进民间资金参与养老服务业的政策也在推进。
对于中国福利战略的通盘考虑，王认为，未来三年将是制度突破期，“应该尽快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解决由经济发展同时带来的社会问题”。
推动捐赠信息公示
《21世纪》：对于700多亿社会捐款，约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由政府统筹使用的数据。你如何看待？
王振耀：社会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相关的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NGO还缺乏专职人员。全国所有的基金会和慈善会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二万人，与英国的几十万人和美国的上百万人比较，我国的NGO还很不发达。因而导致其公信度不够高，信息反馈存在缺陷，结果大灾来临时。许多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使用，而直接捐给政府。另外，许多NGO由于缺乏直接组织慈善项目的能力，最后索性将捐赠资金给了灾区的地方政府。这种局面，的确是一种体制性的尴尬。
但钱交给政府，政府压力也很大。因为这些捐款都要纳入国库，从程序上说，使用捐款就需要上报预算走财政专户，有的地区还没有捐赠使用预算，就需要重新补预算，再调捐款，这套体制安排使得项目资金的使用时间相对较长，许多项目不如慈善组织使用起来更直接、具体并且富有个性。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不少议论，有些议论还直接对我提出了尖锐批评。我是很理解的。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当一个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仅仅满足于尖锐批评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家可以翻一下过去的新闻，最近一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全社会关注捐款的信息反馈问题，并且进行了不少的政策建设探索，但我们的进展还是不能让社会大众满意。我们现在的一个更紧迫的行政工作就是，尽快探索让社会大众满意的捐款使用的信息反馈办法。特别希望大家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特别希望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案例。这样，让我们共同学习，尽快解决体制性的矛盾。
我认为，一定存在着使民间和政府特别是捐赠者都满意的办法，关键是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发现！
谁接受捐赠谁公示
《21世纪》：那么下一步在提高捐赠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捐赠款项透明度方面，将有怎样的政策设计？
王振耀：民政部此前已发布了相关公示捐款的文件，但是大部分慈善组织没有信息反馈的经验，政策贯彻并不到位。
现在民政部正在委托有关单位起草捐赠信息披露办法，我们争取今年年内出来，届时会有相关规定。最近我们委托有关组织对接受捐款的慈善组织的网站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许多网站的信息公开做得不好。总体看，谁接受捐赠谁公示，是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慈善组织还是要作为披露信息的主体，包括后续使用情况的跟踪等。
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要推动公示方式的转变，现在慈善组织还不太会公示，接受捐赠的政府部门也不太会公示。进行人性化的公示，使捐赠者满意，无论是接受的组织，还是使用捐款的政府部门，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我们的文化传统往往是在关注贪污上下功夫，但是，对于慈善捐款而言，仅仅满足于不贪污，这个是非常不够的，重点是如何让“公示”真正公示到捐款人那里。
《21世纪》：具体会采取怎样的办法？
王振耀：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起码接受捐款的单位应该公示花钱的进展，是否花了，钱用到哪里；还没花出去是什么原因，何时会花这笔钱，应该给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捐助大户，他们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捐款，但就是不知道钱花在哪里？花的进度怎样？社会大众有些焦躁，甚至许多参与捐赠的公务人员也不太满意。
福利体系建设：未来三年是关键
《21世纪》：目前各界专家正参与探索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大体构架。你所认为的福利体系建设设想和时间表是怎样的？
王振耀：分析福利体系，不能不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该年度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2698元(约3300美元)。
从国际流行标准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是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同时也有一个基本判断，当一国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该国会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前就确立起了较为系统的福利制度甚至建立了福利国家。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福利政策的补课任务非常重。
因此，从时间与目标设定看，我个人认为全社会需要共同关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的新形势、新阶段，对原有的战略进行调整。第一步应该是明年，第二步应该是2012年，总的来说，未来三年是关键期。在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的节点上，我们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解决由经济发展同时带来的社会矛盾，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这个福利体系前景也很客观，由此带来的就业容量预计将超过1000万，服务的人口会惠及所有人。
未来三年，我认为也是福利制度的制度突变期。应该侧重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医疗卫生福利和教育福利几大领域，从社会保险、社会津贴、社会救助几方面推进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21世纪》：建立这样的体系，大致需要多少资金？
王振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曾测算过，中国需要6000亿元建立一个福利体系；陕西省神木县委书记也测算过，每人每年平均400块钱的财政预算，就可以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依此计算，全国大体需要5200亿；此外，有人也算了一笔帐，养老福利的基本生活保障大体需要3000亿元左右。
加总起来，与中等发展水平较为适应的福利体系建设，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