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和本土化
这本书里收录的绝大多数机构都发源于西方国家，总部也设在西方国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机构最了解，不过我们也努力收录了一些亚洲机构，包括数十家香港的机构。作为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沟通的入口，香港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在商业领域如此，在NGO 领域也是如此。这本书的“西方”偏好也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大多数国际NGO的活动仍然源于富国向穷国的发展援助和慈善捐赠。不过，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慈善和人道主义传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国际NGO和发展机构的鼓励和支持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形成了本土的NGO部门。将来，很可能会有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NGO与中方机构联系并发展关系。
国际NGO在中国的项目是中国日益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NGO的）资金流入还是相对小的：根据这本书中的信息，经粗略计算，国际NGO每年在华的社会投资总额在1至2亿美元之间，很可能更接近2亿。无论是和中国庞大的人口相比还是与国际商业在华投资的额度（每年约为500亿美元）相比，国际NGO在华的社会投资总额相对是很小的。但是资金并不是全部，国际NGO对中国的思想多元化也贡献颇多。在这本书里，我们介绍了211个机构，每一个机构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我们很可能可以扩展到300家机构）。各个项目合在一起提供了相当多的国际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例如培训、访问团、研讨会和会议等形式，尚且不提国际NGO和本土机构之间每天数以千计的会面和交谈，就某些具体的发展项目开展的讨论。这种形式的交流使得中国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学者和NGO从业者熟悉许多领域内不同的国际概念、标准和实践。
当新的想法和方式被采纳、变更和展了数十年，个别的甚至超过一个世纪或者更久。吸收融入新的当地语境中时，这种类型的国际化本身就表明了本土化的过程。从事发展工作的NGO通常对它们带到中国来的机构的本土化没有（当然也绝对不应该有）敌意：它们积极地想把合作项目的“所有权”转交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它们希望它们创立的“模式”能被其他机构效仿；它们希望它们带来的“发展工具”被接受和使用。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居于核心的发展原则是可持续、参与和当地所有权，顺着这个逻辑延伸下去自然就是把工作通盘“转交”给完全拥有中国身份的机构。
一些中国人不太欢迎国际NGO，认为它们推动一个“外来的议程”，因此强调以上几点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听到中国本土NGO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刚才提到的观点，还抱怨国际机构和（中国本土机构）之间的竞争不公平。考虑到大多数国际NGO都有很强的责任感要与中国本土的机构合作或者通过中国的本土机构开展工作，我觉得这种看法特别具有讽刺性。
绝大多数的国际NGO都对中国员工、政府及其他的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和潜能释放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中国，一些声誉良好的运作型机构如救助儿童会、世界自然资金会都雇用了数十甚至上百的中国员工，不仅有翻译、会计、司机，还不乏高级管理者和资深的专业人士，在实现机构既定使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一些机构如湿地国际，则规定只雇用中国员工。同时，如前文已论及的那样，拨款基金会（以及一些宗教背景的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为当地合作机构执行的项目提供资助。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国际NGO普遍强调授予和创造中国机构的能力。从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方式 这里介绍的很多国际机构都在全球多个国家而非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拥有分支机构的国际网络。这些网络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个别甚至超过一个世纪或更久。这些网络很可能是由某个（些）杰出的西方国家的机构发起的，但是已经日益全球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吸收了会员机构。（即使是一些不拥有国际分支的机构，包括拨款基金会在内，也获得了较以往国际化多的身份。例如，许多机构从发展中国家雇佣员工和选择理事会成员。这些机构的身份来自于共享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不是与任何一国的联系。一些国际网络接下来会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英国救助儿童会已经在积极地筹备此事。
为在中国开展工作而专门成立的机构很可能决定：取得一个中国国内的身份是未来继续在中国工作的最佳途径。主要通过资助中国合作机构来开展工作的国际组织会很自然地希望看到接受他们资助的（中国）机构能变得成熟起来，并逐渐自立。
本土化的趋势在上述所有不同的例子中都清晰可见，尽管未来的式样和进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NGO领域和公民社会被给予了多么大的空间让其发展和走向成熟。
“本土”和“全球”之间 变化着的关系
从另外一种角度出发考虑国际化，重要的是看到：恰当地说，国际NGO在中国致力的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问题。环境保护是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例子。全球环境最终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地方的环境受害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千里之遥的他国居民的生活。因此，各种类型的国际机构，不论是政府机构、多边机构还是NGO，都对帮助中国平衡经济增长和自然环境保护感兴趣，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对中国的恩惠，也是保卫自己的家园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环境问题上的逻辑很容易明白，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到许多其它领域。例如，艾滋病或者非典。细菌/病毒又没有护照，不可能在国境线上被挡住。因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想确保中国有能力控制传染性疾病。
然后，还比如司法改革和法治。在中国，许多国际机构在这个领域开展活动。它们的动机既有对公正的关注，很多情况下也是基于希望其他国家和中国做生意时能够在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全球经济融合将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如果中国出现经济放缓或者社会崩溃，将会危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因此，不论哪个国家的人，都希望看到中国战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的挑战，不论是在乡村消除贫困还是在城市里推行银行业和财政系统的改革。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改变了它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被动的“资助/被资助”的关系转变为更加平等和享有共同利益的关系。中国成功地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之后，肯定会出现“官方发展援助”（ODA）大撤退的景象 ――实际上，撤退的迹象已经初显11。援助国的国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政府巨大的投资，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极度现代化（很有可能也看到中国赢得了相当多的奖牌！）后，会无法容忍本国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他们会希望他们的纳税流向更不发达的一些国家（而不是中国）。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和其他国家及多边机构的相关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政策讨论会继续下去甚至有所扩大，这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未来将更多地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而不是借助“援助”和“技术支持”的项目。
如此一来，国际NGO将剩下怎样的位置？我想，它们中的许多仍然会在中国开展工作，或者说，与中国一起工作。确实，在接下来几年里，当国际NGO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是多么重要的分享知识、想法和技巧的市场，它们中会有更多机构（包括拨款基金会）希望开设中国项目。（而且，国际NGO在中国开始项目也日益容易，不是因为社团/机构注册和运作的管理机制的改善（从许多方面讲，这些仍是众人期待的），而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合作机构，它们都具备了和外国人工作的经验，对外国人也有相当的理解。）但是国际NGO和中国合作机构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很可能会改变。
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学者、官员和社会活动家的能力的增强，都会加快本土化的步伐。国际NGO从援助国政府（已经开始削减在华项目）获得资助的机会逐渐减少，这一现实的考虑也会推动本土化。国际NGO会渴望把自己的工作委托给认同它们的远景并且能够在中国独立筹款的当地合作伙伴以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值得期待的还有，希望投身中国的国际宣传机构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稳步上升。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当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民社会”本身正变得国际化，来自全球各地的公民跨越国界地就她/他们关系的话题开展合作。
国际合作这种形式无疑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中国政府尚未考虑清楚它打算给予本国公民多大程度的自由。但是，正如我已经设法表明的那样，各国的本地人越来越多地“沐浴”在各种国际思想中，所有人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遥远地域外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参与到全球的公民社会中来是确保中国的视角在全球争论中有所呈现的唯一值得信赖的方法。■（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