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管头镇石窑村的孩子们坐在明亮而温暖的教室里，书声朗朗。
几年前，孩子们在墙壁断裂的危房里上课，冻得写不成字，如今，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楼比县政府修得还好。
这所学校是由焦袁平等3个煤老板共同捐资500万元修建的。在乡宁县农村，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所。当地人们说，乡宁最好的建筑是学校。
从2004年起，吕梁山南端的小县乡宁悄然开始了一场“劝富济贫”的实验。
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
据介绍，这个数字约占煤矿利润的三到五分之一。投资的项目由煤老板自选，并与乡政府协商。钱不经过县政府，施工队也由煤老板决定。
煤老板的“原罪救赎”
让煤老板从口袋里掏出成千上亿元去无偿修公路、建学校或投入收益远低于煤矿的其他产业，会不会激起煤老板的强烈反抗？
张效彪承认“当时谁心里都没底”，但政府经过大规模宣传发动后，100多个煤老板把争买豪车的劲头用到了捐资上。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政府推动，”一名当地官员说，“‘一矿一事一业’给煤老板提供了舞台。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
官员介绍，这种方式也会让一些不愿“出血”的煤老板有苦难言。“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乡亲们的口水是强大的武器”，“大家都捐，你不捐不好看”。
煤老板“豪富震江湖”的同时，频发的矿难又为他们的名声添了许多“煤灰”。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捐款其实是对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赎”。
中阳钢铁集团董事长袁玉珠对此并不否认：“百姓对煤老板有看法，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挖了这么多年煤，没给家乡父老留下什么。挣下的钱怎么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现代企业家，必须要有道德的血液，这血液要流到最需要我们的老百姓身上。”
山西金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立农坦承，每一个煤矿都不同程度给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了破坏，有的非常严重。“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着如何弥补。”
兴办教育是山西煤炭企业家们最先想到的事。马立农告诉记者，他每年拿出30万元，专门资助孝义的大学生。“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每年过年和资助的学生聊聊天，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看到孩子们很努力，我真的很开心。他们都是将来致富家乡的人才。”
马立农的儿子在北京上学，他想让家乡孩子们也上好学校，于是参照儿子学校的标准，投资3.5亿元先后修建了3所学校。不仅硬件赶得上，还出重金聘请名师教学。在工作之余，马立农总喜欢到他捐建的学校走走。“去学校的次数比我去煤矿的次数多、心情好。”
袁玉珠则看到，高中教育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期，很多贫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从2005年起，袁玉珠宣布要连续30年资助贫困生读完高中。“30年后的孩子变成父母，体会到教育带给他们的好处，更加愿意也更有能力让他们的孩子上高中，这样就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县人民文化素质。”
中阳钢铁集团还投资一亿多元兴建水库，开通生活专用管道，让中阳百姓都用上了自来水。
金达集团近年来投入2.6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棚户区改造，使2800多人从农村搬进了移民新村；还给当地百姓入了干股，每年给百姓分红。但马立农也有个原则，对一些无理取闹的村民绝不给钱。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年底分到3000多元，回家后直掉泪：“儿子都没给我这么多钱，马二宝(马立农的小名——记者注)比儿子还孝顺啊！如果有人想到他的矿上无理取闹，我第一个反对。”
据了解，近年来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村里，没有出现村民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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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4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城区森林覆盖率仅13%的内江市市中区，当时正在实施一项市民广为关注的工程——在城区次干道和背街小巷，用砖砌出一道道条形花坛，将广种各类花草，实施“城周绿化”、“城区绿化”，让整个内江绿起来。因有红头文件要求，工程种的每棵花草树木，包含了数万内江市、两区两级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的捐款，因此有人称之为“被捐款”。
2009年8月12日，在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政府的网站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四个一”开展慈善救助活动，帮扶弱势群体》。文章报道，荥阳市乔楼镇通过设立一个联络站，推选一名爱心大使，开展一次爱心活动，领导救助一名贫困学生的方式，开展慈善活动。荥阳市政府还发布了一份《中共荥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开展全民慈善活动的意见》，以红头文件的方式，要求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力将荥阳打造成一个慈善城市。这一举动受到质疑。
2008年1月15，《云南法制报》报道，云南大姚县下“红头文件”强令捐款。当时，在楚雄州大姚县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当地县委办公室竟然向当地各乡镇党委、政府以及该县各个部门下发了一纸文件。文件规定该县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要全员捐款，并且还按照人员的级别和职称的高低规定了捐款的最低标准。
学界争议：
“劝富济贫”实验合理不合法？
“劝富济贫”不止在乡宁县，也在临汾市的浮山县、古县、蒲县等地开展，均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而其中乡宁县的捐款规模最大，达到6.5亿元。这批巨额资金中的3.5亿元投向了“一事”，包括211个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农村公路、建学校和解决吃水难问题。另外3亿元资金则投向“一业”，出现了高天牧业、惠民养殖厂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的非煤企业。
在2005年1月，张效彪当选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在升任吕梁市纪委书记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始实行“一矿一事一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乡宁模式”放大来讲，实际是政府主导、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产权上的问题。“政府只能进行有限干预。宪法要保护个人财产，但乡宁这种行为在劝富和劫富之间找不到一个点。”他认为，解决贫富分化，可以完全用税收解决。
张效彪承认，也有一些煤老板在背后骂他。但他强调，当地历史欠账太多，大规模动员民间资金进入公益事业，事实上也是财政困难逼出的无奈之举。根据目前财税体制，县级财政的三分之二需上缴，可用财力极少。在资源利润超常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调控”。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劝富济贫”于法无据，但符合现实。“政府部门发个文件就收钱，企业受不了”，但政府把煤矿交纳的这些钱确实用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是比较合理的，但“注意要把合理的事情向合法方面调整，而且必须符合市场原则”。
另外周天勇认为，既然一吨煤已经收了30元，政府部门就要减少收费，收费过多会影响企业发展。
而山西本地的专家更倾向于认可这一实践。
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薄生荣认为，“劝富济贫”政策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符合资源型省份的现实。在分税制的现实情况下，只能让民间资本在公益事业上担当主角。
山西省委党校公共关系学教研部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树信说，随着现代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一矿一事一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秘书长杨鹏建议，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煤炭企业公益基金会，把钱投入基金会进行规范管理，既实现了政府要求工业反哺农业的需求，又不和现行基本的法律相冲突。
■观点
发文劝富济贫乃政府越位
我们毫不怀疑当地政府此举的诚意，也能够深切体会到，当地政府面对暴富煤老板与炕头冰凉农民之间差距的现实忧虑，以及“寻求破局”的用心。同时，我国慈善事业的不发达，以及一些先富者为富不仁、冷落慈善的现实，也令人感叹唏嘘，盼望局面能有较大改观。但这并不表明，当地政府就做得对，这样的事情就值得提倡，我们就应该容忍和赞成由政府来搞慈善。
慈善工作、慈善活动、慈善行为等等，主要是慈善机构的事，也可以是一些组织、企业、个人的事，但偏偏不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这不是说政府与慈善事业无关，而是说，政府必须清楚自身的职能边界。政府对慈善事业，可以鼓励，可以支持，可以倡导，乃至建构一些有利于慈善的制度，比如规定捐赠免税、遗产巨额征税，帮助慈善机构解决一些开展慈善活动的实际难题等等。但不可以去越位干慈善机构的事情。
之所以在政府机构与慈善机构之间实现这种职能区分，原因不仅在于实现社会精细分工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把市场能做的、社会公益机构能做的都交给它们去做，以更好实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更在于如果不实现这种职能分开，最终反而有害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尽管山西吕梁有官员说:“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也尽管一些煤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支持这种方式并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但毕竟是以红头文件形式，由政府来主导慈善，就使慈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用红头文件来“劝”，无论如何都会暗含一种行政权力。不管煤老板内心是否真的愿意，他都会思忖:如果我不执行红头文件也就是不捐，让权力的政绩无着处，就会让权力难堪，而权力掌握着我的一些命脉，结果必会对我的经济活动不利；如果我踊跃捐献，为权力实现其政绩，权力必会对我另眼相看，进而为我的一些经济活动开绿灯。因而，不捐者可能会导致官商相斥，捐者则可能会导致官商相护，二者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理念，会不同程度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慈善建基于自觉自愿。任何违背捐赠者内心意志的行为，都可能会扼杀更多慈善之花。慈善文化建基于爱心与感恩，远离爱心与感恩的慈善行为，都无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用红头文件“劝富济贫”的慈善，使富者受到权力的某种隐性威胁，有一种“被迫”的意味，这对于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不利。
“劝富济贫”的实质就是政府越位。一者越位，则表明一者缺位。由此，当地政府更应当深思的是，慈善机构为什么不能或者不愿搞慈善？政府该为慈善事业提供怎样的支持？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慈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