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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志愿者在灾区的坚守(图)

刘猛(右)已在灾区当了一年志愿者

 

  “每走一步都是困难,我们唯一不困难就是我们去援助别人,因为我们从技术上很成熟。”

  “我还是那句话,当你援助的这些人离开你能继续更好地生活,你就能离开。或者一些援助者能更好接手你的工作,你也可以离开……”

  刘猛35岁,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2008年5月19日赶到汶川大地震灾区,并在都江堰一直坚守到现在。国庆之后,刘猛打算在绵竹设帮扶点,建立一个大的工作站。“到时候,很多志愿者还会回来。”

  为了孩子他当起助养“桥梁”

  9月23日,离“5·12”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记者在成都再次见到刘猛。笔挺的西装、平整的竖条衬衣、梳得光亮的短发……在都江堰呆了一年多,这位志愿者仍然保持着自己招牌式的憨厚笑容,见人总是笑盈盈的。

  “这次来成都是为灾区儿童谈三方援助合作的。”健谈的刘猛打开话匣子,谈论着自己热爱的志愿服务。和那个身着休闲服与小朋友在课堂上打成一片的老师不同,现在刘猛的身份不再仅仅是心理辅导老师,他还成了一座整合资源的“桥梁”。这都源于刘猛认识的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住在都江堰板房安置点,9岁,每天中午下课后,同学们都会高高兴兴地去食堂吃饭,但是唯独她趴在桌上不动。刘猛纳闷着上前询问,为什么不跟着大家去吃饭。小女孩只是撅着嘴说不想吃。后来,同学才告诉刘猛,这个小女孩没交午饭

  钱,一个月100元,交不起。她妈妈去世了,爸爸高危糖尿病,下不了床。家里就她一个人,没有经济来源,照顾爸爸每天的医药费都要一百多元。

  当暑假要来临时,刘猛问小女孩寒假有什么打算。“她只是说如果我爸爸去世后我该怎么怎么办,如果爸爸不去世我就该怎么怎么办,如果爸爸住院我该怎么办。”刘猛说,小女孩早熟而理智的打算让他非常惊讶:这根本不像9岁女孩。刘猛思索着,光是单纯的心理辅导不管用,针对这种困难儿童,必须是亲情、心理、经济三方助养。

  “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会让他们更好地回到生活的正轨上。”刘猛说,三方助养的消息发出后,不少四川各地的好心人都主动跟他们联系,想要参与助养。他们都会自助签协议,大多一年一签,现在已经有100多个灾区儿童通过三方助养得到了帮扶。

  板房拆了他仍坚守灾区服务

  一年多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区志愿者的服务也在发生着变化。灾区群众陆续搬进永久安置点,刘猛所服务的城北馨居临时安置点板房区也在今年8月被拆除。

  “接到通知后,给了我们两周时间准备。”听到消息的刘猛急得上火,四处打探消息。由于当初临时安置点的支持,刘猛的团队已经在城北馨居设了志愿者服务工作站,并且有20间心理辅导房间和教室。刘猛说,当时20多间板房,有很多东西,沙发、椅子,

  每个房间都是满满当当的。

  七八月正值暑假,一批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千里迢迢来到板房区,跟着刘猛做志愿者。加上固定的12位志愿者,当时刘猛团队一共有68个志愿者。团队就这样散了吗?东西怎么办,志愿者怎么办?团队里的队员舍不得,一提这事,大家就会哭起来。

  “虽然房子没有着落,但更多担忧的是帮扶对象,现在帮扶次数可能比前期稍减,但是不能断。”刘猛说,现在联系做心理辅导的对象还有300多个,他不可能正帮助着就突然撒手不管了。“不管的话很危险,得到援助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一股力量,努力走出哀伤情绪,但当他们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拐杖就没有了,他们会跌得更厉害。这是二次伤害。”

  板房还未拆除的城北馨居润园给了刘猛一个单间办公室。但是根本容不下68名志愿者,要自己出钱在外租房,压力确实太大。于是临时的志愿者都散了,长期跟随刘猛的12个固定志愿者也散了,都江堰只留下了3个人。“散了并不是说大家不再做志愿服务,只是分散开来做。”刘猛说,有的到了北川,有的到了汶川。平时大家都会通过电话、网络联络。

  扩展援助将建绵竹志愿者分站

  搬走后,刘猛把曾经工作站的很多东西都捐了。户外音响捐给爱跳舞的人让他们集体保管,图书馆的书籍捐给小学。现在自己单间板房就只有一张床、

  一个桌子。

  志愿者团队天各一方,但是刘猛工作却增加了不少。他现在的工作方式由原来的“妈妈之家”被援助者上门接受辅导,转化成自己挨家挨户跑。“搬走后,大家住在不同区域,工作量增加不少,交通费用也增加了。”他们为每个服务对象都建立档案,心理指标、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等都有。现在,他每天要走访五六个。

  地震刚刚结束时,很多人噩梦、惊觉、注意力不集中,很多是由于恐惧衍生的,主要是地震直接造成的。比如痛苦、抑郁、情感淡漠,都是由于死亡衍生出来的。早期的心理援助是以处理症状为主,后期主要是针对哀伤感。刘猛说,其实每个人都想给别人呈现坚强的一面,自己压抑不疏导,反而容易造成心理堰塞湖,随时崩塌。过了一年,心理援助还是非常必要,援助对象也渐渐从群体转为个体疏导。

  国庆之后,刘猛打算在绵竹设帮扶点,建立一个大的工作站。“到时候,很多志愿者还会回来。”

  与前期自己倾尽所有,投身志愿帮扶不同,现在让刘猛值得欣慰的是,愿意出资帮助他们从事援助项目的越来越多,有来自官方的,也有来自民间的。

  坐着说了一会儿话,刘猛突然有些昏,不停地用手抹着自己的额头。“感觉突然不好起来,头直冒冷汗。”原来,刘猛并非表面看起那么精神,不时就会发作的癫痫病依然是他最大的敌人。刘猛起了起身,洗了个手。不一会儿功夫,又出现在记者面前。

  □对话“最牛志愿者

  记者:很多人都称你为“最牛志愿者”,你是何时萌发做志愿者的想法的?

  刘猛:我小时候就知道志愿者,当时就是觉得做好人好事,特有意义。小时候由于家里穷,经常交不起300元一年的学费,我隔三岔五地就会外出打工挣钱。18岁时,在北京皮鞋厂烧锅炉打工,锅炉厂西门就正对着北师大东门。没事我就喜欢到北师大去逛。

  有次看到一个心理学研究生正在甩卖用过的书,其中一本马斯诺的《第三次思潮》我特感兴趣,不过要一块钱一本,自己身上根本没闲钱去买。于是我每天下工就会去那个小书摊翻书看。对方特别奇怪,肯定心里想着一个烧锅炉的,怎么天天还看这个。卖书的学生跟我聊了起来,没想到特别投缘,那个学生当即拿了十几本书出来,说全部卖给我,一共只收1元。

  书籍根本不能满足我对哲学、心理学问题的求知欲。我没事又跑到北师大心理学去蹭课听,一听就是四个月。后来打工挣钱回家继续读书,进入了大学,学的还是心理学。

  记者:在灾区待了那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退缩的时候吗?

  刘猛:其实也有,板房拆掉没有了工作地点,身体也的确不好,精神不好,援助别人能力下降。有些时候太累了,特别是地震周年祭之前,那段时间基本没有2点前睡过觉的。

  退缩是因为感觉自己身心疲惫,还有就是自己看不到路。当初自己设想在这儿建立一种心理援助的模式,现在从技术上我们已经建立。但是如何保证它的生存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我们没有资金渠道。每走一步都是困难,我们唯一不困难就是我们去援助人,我们从技术上很成熟。

  记者:那又是什么支撑你坚持下来的呢?

  刘猛:每天面对的都是困难,也就无所谓困难。其实还是感觉这个事情应该继续下去,放不下援助的人。担忧帮扶对象,现在心理辅导可能比前期次数稍减,但是不能断。不可能帮着帮着然后不管了。不管的话很危险,援助时候他感觉到一股力量,努力走出哀伤情绪,但当他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拐杖就没有了,他会跌得更厉害。二次伤害。割舍不下援助对象,现在走了良心上会不安。我们搬走了之后,一个妈妈见到志愿者就哭。从感情上说,他们非常需要我们。

  在志愿服务上我看到了80后的激情,我的团队有很多80后,他们很想帮助别人,但需要带领的人。这也是我继续留下来的原因之一。看到他们这种激情,愿意承担这份社会责任,所以我也愿意尽到这份责任。

  经历奇迹与感动之后志愿者正在走向成熟

  “5·12”大地震后,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奔赴灾区的志愿者(义工、志工),在一周之内,高逾一百万人。他们不是由党政力量组织,而是民间自下而上,透过互联网和手机,以小规模编队的方式,临时组合,却展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

  2008年5月19日,四川共青团省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登记的志愿者达一百零六万之巨,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份,其中成都人约有十万。六天内,这一百零六万自发动员救灾的志愿者,成为世界史上自下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的动员,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这还未将大批尚未登记的志愿者、来自港澳台与国际的志愿者包括在内。后来,四川共青团继续公布的信息中,派遣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三万。

  团省委在2009年春节时再次调研。官方依托地方民政系统和团委系统做了统计,最后汇总上来的数据显示,在四川比较有规模、有一定组织的志愿者团体(NGO)大约有近70家,志愿者数量仅剩5000名左右。

  百万志愿者入川让四川人感动。但同时,志愿者也需要有组织、有效率的管理。

  2009年年初,四川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18名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四川省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的议案。2009年2月初,《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立法计划。推动立法的一位代表介绍说,“只有通过立法,才可以合理界定志愿服务内容、范围,明确志愿者及组织内涵、权利、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才可以让这项服务事业在今后的救灾及各项事业中有组织、有秩序、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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