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一个旨在给予社会底层性工作者健康关怀的NGO组织，曾因全球基金项目的支持而迅猛发展，但好景不长，随着项目的突然终止，生存又陷入困境。
所谓“成也项目，败也项目”，女权工作室的遭遇，只是中国遭遇资金瓶颈的无数草根NGO的缩影。
□记者 刘 长 发自湖北武汉
“女性权益要不要维护？”“女性性工作者的权益要不要维护？”
前者的答案显而易见，但对于后者——答案就不那么清晰了。一个格外响亮的质疑是：“性交易是非法的，性工作者还有什么权益可言？”
叶海燕和她的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以下简称女权工作室)的答案是：性工作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人格尊严权和健康权。
这位生于1975年的民间女权主义者和她的4名“80后”NGO工作人员，一起在武汉做着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健康关怀的工作。她们一度因为有全球基金的项目支持而取得迅猛发展，但如今，却因项目的突然终止而陷入困境。
叶海燕说，这是中国NGO发展的怪圈——“成也项目，败也项目”。而据记者了解，女权工作室的遭遇，只是中国遭遇资金瓶颈的无数草根NGO的缩影。正如业界观察者所言：“没有制度环境的保障，悲剧还将上演。”
双脚踩出来的防艾网络
2009年5月29日，武汉天气十分炎热。叶海燕带着女权工作室的志愿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北门进行了一场行为艺术：一名全身被白色纱布缠绕着的女生，带着无辜的表情蹲在地上，背后是一排高举着“谁会是下一个邓玉娇”字样的志愿者。
除了向围观者大声疾呼“请尊重女性权益”的叶海燕外，其余所有志愿者都戴上了口罩，寓意着遭遇暴力时的女性失去了话语权。
活动的照片被网络广为转载，迅速成为“邓玉娇事件”风起云涌的公众舆论的一部分。但这一颇符合女权工作室风格的活动，从不被叶海燕主动提及。在她看来，这类参与社会议题的活动，只是女权工作室工作的一小部分。更为艰难的工作，无法在镜头前展现。
承接“中国-盖茨基金”资助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后，叶海燕和她的团队需要无数次地进入武汉城区各个隐蔽的服务业场所，散发宣传资料，动员性工作者去疾控中心进行体检——这样的行动远不如公开的社会活动吸引眼球，但是，“意义更为重大”。
X家咀是武汉市武昌区的一座城中村，顺着一条遍布污水的狭窄街道进入，这里密布着饭馆、旅社、网吧等城中村的一切——当然，也少不了那些闪耀着暧昧灯光的性服务场所。
这些价格极为低廉的性服务场所，处于性产业的最底层，由于其边缘性，诸如“百分百安全套”等活动难以推广到这里，由此成为诸如艾滋病、性病等流行病监控的盲区。
按照国际通行的理念，在与社会边缘群体接触中，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往往不如购买NGO的服务，由NGO来完成政府不便出面实施的宣传、干预行为。
事实证明，这里的确是NGO驰骋的空间。在X家咀深处的一家小型洗脚城，隐藏着一个女权工作室发展的“据点”：一个性工作者健康宣传小组。洗脚城的女店主是叶海燕做女权活动时结识的好友，通过她，叶海燕和团队接触到了更多性服务场所的老板娘。
一个针对性工作者的干预网络悄然铺下：第一步是“踩点”，在熟悉的店主的引领下，叶海燕和工作人员会去各个场所，“和老板、小姐们混个脸熟”。第二步是“外展”，去了一两次之后，女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们就会带着医药箱和宣传资料，到场所里给姐妹们宣讲健康知识、散发安全套并鼓励她们抽血进行HIV的检测。
很快，这条街的20多家场所和70多名性工作者被纳入到了女权工作室的关怀范围。从2008年至今，借助于频繁的外展活动，女权工作室自豪地宣称，她们已经掌握了武汉30%的性工作者的情况，并对类似于X家咀的武汉24条街道的目标人群的动态了然于心。
短暂的“NGO的春天”
2009年7月加入女权工作室之前，23岁的李真真是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另外三名护理专业毕业的“80后”——文琪、王雨和兰欣随后加入。她们充满干劲，似乎都没有受到每月只有800元工资的影响。
李真真和同事们的外展工作总是在傍晚时分才开始——那时，女权工作室的目标人群才开始工作。在暧昧的灯光照耀下，她们熟络地走在武汉市的各个低端服务业场所，递出名片，送上健康宣传资料，顺利的话，她们还会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现场给服务场所的姐妹们抽血。
有时到了不熟悉的场所，常会遇到老板娘笑眯眯的眼神：“小姑娘，来找工作的？”而熟悉的老板娘会放心地和她们聊天，抱怨生意难做——这往往是女权工作室深度耕耘后的效果。
局面就这样艰难地打开了。此时，叶海燕确实曾短暂地感受到了“NGO的春天”：鉴于女权工作室在武汉地区的长期耕耘，2009年7月，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决定支持她们建立“湖北省妇女健康中心”，这一项目预计将实施7年，中心成立后的房租、工作人员的补助均由项目资金支持。
4名年轻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正是在此时加入了团队，她们租下了武汉市繁华的雄楚大道边一个85平方米的活动室，并以此为依托，举办了众多的活动。在项目计划书里，叶海燕这样写道：女权工作室将用7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覆盖全武汉性工作者的防艾网络。
她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在医院、疾控中心、性工作者三方之间搭好桥梁，使姐妹们能免费检测HIV、妇科疾病，同时也能得到必要的治疗”。
此外，萦绕在叶的心头却没有写在纸上的是这样一句话：“终于到我们草根组织上场了。”她曾为摆脱“草根”身份做出过不懈地努力。
2006年，当叶海燕孤身一人成立女权工作室时，她也想到了去民政局注册。民政局的答复是：没有挂靠单位免谈。
事实上，按照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管理由各级民政部门来管，而日常性管理由业务主管单位来管。这使得在国内成立NGO，首先就需要寻找一个“主管单位”。
而这一点在包括女权工作室在内的众多NGO看来，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叶海燕尝试着问了一圈，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上连性工作者都不能接受，又有谁会要我们这种关怀性工作者的组织呢？”
成也项目，败也项目
没有注册，也就意味着没有正式的身份、没有公开的账号和接受社会捐赠的有效渠道。由此，女权工作室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没有资金资助的状态下艰难运作，来自武汉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们，承担了女权工作室的众多工作。
2008年承接“中盖项目”，成为女权工作室发展中的一次重要契机——该项目旨在资助真正的草根NGO组织，并不在乎是否有民政注册。而到2009年7月获得全球基金的支持后，叶海燕发现，自己多年以来的公益梦想几乎就要实现了。
此时，也曾有从事NGO的前辈这样告诫叶海燕：“别指望项目生存。”“项目是短暂性的，可能今天说支持，明天就不支持了，很不稳定。”
不幸的是，一语成畿。当一个完备的工作室和一个成熟的团队运行了半年之后，瞬间便像巨轮撞上了冰山。一位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湖北省项目办的官员在2009年12月底，向叶海燕宣布了这样一个噩耗：从2010年开始，由于基金滚动，全球基金将不再支持原计划持续7年的“湖北省妇女健康中心”项目。
叶海燕这才发现，NGO和各类基金的项目办之间，并没有合同的制约，只有“申报”和“审批”的程序。当项目宣布终止时，一切似乎无可挽回。而在叶看来，项目的突然终止，对于女权工作室意味着只有两条路：“直接倒掉”，或者“名存实亡”。
两个现实的问题是：女权工作室租下的那套85平方米的活动室，还要不要再继续租下去？培养起来的4名工作人员，要不要让她们继续留下？
如果续租活动室，那么2010年1月中旬，她将面临3个月房租和物业费的压力。如果留下4名工作人员，那么还需要发给她们每人每个月800块的工作补贴。
如果因为项目不再支持，那么解散团队、退租房屋，等到2010年4月份拿到此前垫付的资金，叶海燕不仅能还清各项欠款，还会“略有结余”。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就此罢手，我不甘心。”叶海燕反复强调，“我不是因为要做项目这个动机，才成立的小组。赚钱也不是我的源动力！”
叶海燕和她的团队面临的最重要的的问题是：应不应该放弃她们做了两年外展的性工作者人群的防艾网络。“我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网络，在全武汉建立6个小组，由性工作者自己做负责人，送姐妹去疾控中心做检测，从而形成习惯。”
“同时，疾控中心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找到目标人群，进行流行病调查等。但现在的情况是，项目一结束，项目工作组一解散，整个就脱节了，又没有人管了。”
她不再奢望能把项目坚持7年，“哪怕再给半年的时间也行啊，我就能把武汉市所有的低端场所都覆盖一遍！”
草根NGO的资金瓶颈
陷入困境后，叶海燕也试图从香港、台湾地区女权组织发展的经验中寻求启示。台湾地区最著名的女权组织“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从1999年开始艰难启程，发展中也一度陷入困境。她们的办法是与厂商合作，制作销售了一种名为“四物醋”的饮品，涉险渡过了难关。
而在公民社会更为发达的香港地区，著名女权组织紫藤协会也不得不通过出版一些讲述性工作者不幸遭遇的书籍，以此补贴协会的发展。
当然，港台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会有一些对NGO的扶持政策，比如以极低的价格租赁房屋给NGO做办公场所等。但此时此刻，叶海燕必须从现实中寻找出路。
对于中国成千上万得不到资金支持的草根NGO而言，女权工作室困顿的身影并不孤独。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王名教授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存在着一个远远大于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规模的巨大的第三部门，“中国90%以上的NGO实际上未获得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其发展受到制约。”
而业界普遍的看法是：草根NGO的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有三个：即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得服务性收入。
由于影响力有限，类似女权工作室获得一些项目支持，即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也往往微乎其微，而国内基金会还没有出现向其提供长期稳定资助的苗头，所以多数草根NGO只能依赖境外资金生存。
2010年1月7日，在武汉市雄楚大道411号的活动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的“武汉市红灯区分布图”，上面圈出的地点都是女权工作室昔日踏足过的地方。此外，贴满墙壁的活动照片、历次活动留下的展板、宣传资料，印证着昔日的辉煌。
至于墙上那块“湖北省妇女健康中心”的牌子，虽然刚挂上去还不满半年，但却很快面临被取下的命运。
在之前的每周六下午，这里总会组织沙龙，对来活动室的姐妹们进行健康讲座。那时，笑声时常从这里传出，但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活动室。
叶海燕和兰欣还常驻在工作室，等待着房东上门催要房租的那天。另外3名工作人员：李真真从元旦后开始在附近一家医院做营销，王雨正在武汉市里四处为工作奔走，文琪则打算回湖北黄冈老家。她们说，她们是女权工作室永远的志愿者。但此刻的离开，是为了“替工作室省钱”——她们期待着回来的那天。 2010年元旦，叶海燕怀着最后的期望给卫生部部长陈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道：“我希望我参加了无数次学习培训之后所得到的知识，仍然能用于防艾工作。而不是生活逼我去做一个商人来养活自己，逼我离开防艾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