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刚获得了5000万的财政拨款，这究竟是不是政府试图打破“全能政府”形象、外包公共服务的开始？
2009年12月，一笔来自财政部的5000万元拨款划入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的账户，使1548名在小天使基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儿每人获得3万元医疗救助金。一些媒体称，这是首例“政府用财政资金购买NPO（非营利组织）服务”，有着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笔者以为，这件事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创新价值，尽管在技术层面还有许多可商榷之处。跳出细节的争论，进行远距离的观察，对于客观判断这件事情的价值会有帮助。
为求效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NPO服务，在国外早已司空见惯。
我曾受邀访问美国一家著名的儿童救助机构“星星共同体”。这个创建于1918年的非营利组织坐落在密西根州一处私人捐赠的庄园内，故树环绕，绿草如茵。“星星共同体”服务的对象是18岁以下的问题儿童。这里集中了数百名程度不同的犯罪少年，严重的还需要在宿舍两头设上铁栅栏。孩子们每天在宽敞的教室、活动室、图书馆或户外学习活动，他们自己管理活动室、图书馆、餐厅和宿舍。政府按每名孩子每天一百多美元的标准给“星星共同体”支付费用，占该机构总支出的90％以上，其余的经费来自于社会捐赠。
政府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本钱购买NPO的服务？“星星共同体”总裁告诉我，一是，政府与NPO合作，成本支出比自己开设的少年监狱要低不少；二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服务和管理更加人性化，比少年监狱警察看管的效果要好得多。对总裁的解释，我们心悦诚服。
美国2007年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70亿美元，占GDP的2.2％。美国政府购买NPO的服务通常为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近达5000亿美元。
在费城市政府的人类发展局，官员们十分坦率地说：NPO效率高，政府效率低，故大量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尤其是老人、儿童、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都是由NPO做，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NPO服务的经典应属我国的香港。在香港，社会服务、福利性民间组织的总收入中，约70％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只有30％来自于社会捐赠和服务收费。这还不包括政府补贴民间组织办学的教育支出。今天，在香港寻找公立中小学还不那么容易。香港中小学中公立体制只占6％，私立占4％，政府补贴社团办学占到了90％。香港民间团体圣公会一家，就办有中学33间，小学56间，幼稚园36间。香港政府很会算账——公立学校成本高，补贴民间办学成本低啊！
财政拨款VS政府购买NPO服务
回到国内，政府购买NPO的公共服务也有堪称典范的案例。
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在江西省开展“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开展村级扶贫规划试点的技术援助项目”。财政部拿出1000万扶贫专项资金，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国内NPO公开招标，在江西省乐安、兴国和宁都三县18个村实施村级扶贫项目。中标的民间组织带上政府拨付的50万扶贫资金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5万元工作经费进村工作，与村民一起制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创建和示范NPO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机制和模式，并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了一个16人评审委员会。江西省扶贫办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和建议，做出最终选择决定，并要得到亚行“无反对意见”的确认。在中标机构进村前，扶贫基金会还请国际、国内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业务培训。
这个案例展现了政府购买NPO服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购买”者，公平交易之谓也。谁干得好，就购买谁的服务，可以货比三家，按质论价，提高公共财政投入公共服务的资金效率。竞争、择优是政府购买NPO服务不同于财政拨款的地方。政府购买需要公开、透明，所以，只提购买是不够的，应该提“政府采购NPO公共服务”。
这次财政部给红基会小天使基金拨款5000万元，似可归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或许属于财政拨款的性质。
地方政府与NPO争食
但我们对政府购买也不能太乐观。去年8月，清华邓国胜教授公布了“汶川地震捐款八成入政府财政账户”的研究报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笔者以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募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筹集到的捐款太多，自己消化不了，只能请政府帮忙去落实；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今天还处在“NPO购买政府服务”的尴尬阶段，说白了，一些地方政府还在与NPO“争食”，需要利用民间慈善资源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
回到现实，在政府与NPO的合作中、在慈善资源的配置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发展大量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NPO，提高民间组织吸收消化民间慈善捐款的能力，逐步减少直至结束政府使用民间慈善资源。在这个前提上，再来谈政府如何购买NPO服务就比较有话说了。
（作者是希望工程创始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