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也许是本土NGO中最具关注度的一个。
就一个企业家团体而言，相较已经走过10个年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和中城联盟，刚刚5岁的SEE仍然不够成熟；
而和以梁从诫、杨东平们发起自然之友为开端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相比，SEE的专业性和涉猎面也尚有提升空间。
然而，当“企业家”和“NGO”这两个被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相辅相成的圈子交叠在一起，其社会效应的放大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不来的。
无论内部换届选举，还是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咨商会员资格，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件。
文|严晓霖
图|赵卫民、杨子、王旭华
去年，在这个顶着“最多资本方注资的本土NGO”等诸多光环、自诞生之日起便被公众和舆论重重监督着的环保组织走到第五个年头之时，许多的变数不约而至。
2009年10月28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二届二次理事大会暨第三届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在万科北京办公楼里举行。会场不设主席台，协会理事、监事和章程委员会委员围坐在前，竞选演说者们次第上台，出席的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家共有58人，后面则挤满了接到邀请或闻讯而来的若干NGO从业人员和媒体记者。旁边还可见到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社科院农发所研究院冯兴元、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倡导者袁天鹏，一起观摩这一组织内部以公正、平等著称的透明竞选。
经过一天的辩论、选举、表决，协会第二届会长王石卸任，第一届副会长、台湾企业家韩家寰当选新会长，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信远控股董事长林荣强、第二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王维嘉当选副会长，第一届会长刘晓光接过任志强的棒成为监事长，核心创始人之一冯仑则当选了章程委员会主席。
对外界而言，最大的“意外”当属韩家寰的当选。这可能与SEE和本土企业家群体这些年来不自觉形成的高关联度有关。而虽然韩所在的大成集团贵为台湾第二大食品企业，亦是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大陆主要的鸡肉供应商，但其个人在惯常的商业语境和公众视野里并不是高调的一位。当然，还有评议中最常见的疑问：台湾企业家能代表中国吗？王石的回答也许是最具参考性的：台湾企业家在世界华人圈的能量是大陆企业家不一定拥有的；由一位台湾企业家担任会长，意义不止在于海峡两岸的互动，更将推动全球华人企业家的联合；而这恰恰与SEE下一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相契合。
2009年11月11日，王石、韩家寰、新加盟SEE的原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等协会核心成员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施泰纳坐在了一起，双方就此前王石两次带队赴美及UNEP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总部的访问过程中达成的共识签署下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意味着SEE拥有了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的资格，迅速提上日程的比如冯仑、王石等5位成员应邀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并在联合国“气候快车”上发表讲演；中国本土NGO和企业在环境议题上的经验有机会传出去，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资源亦有望引进来。
“这次责任大了！”王石并不掩饰自己边做边看的摸索心态和此次的惊喜之情。
对于他的继任者韩家寰来说，更进一步、更大作为的愿想便愈发清晰和浓烈了。
王石：与UNEP合作是企业家主动承担环境成本的集体表态
“对于节能减碳的经济成本，我想政府不是不愿意承担，而是怕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作为企业家，我们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而且绿色生态环保领域里可能会有新的市场机会。”
在这世上可能没有人会怀疑王石的活力。
2003年以52岁最高龄中国人身份登顶珠峰的时候，他已是一个成立19年、上市12年的地产行业标杆企业的董事长了。在那之前，他当过兵、下过海；再之前，他设想过做侦探、做远航的海员、做战地记者。然而时代使然，他的社会身份定位在：企业家。当企业上了轨道，他就开始一项一项地兑现少年时的梦：学滑翔伞、玩滑翔机，还有登山，直至到达七大洲七座最高峰和南北两极。
王石的“第八峰”
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探险也不再能够令人满足之后，他的名字开始与“社会责任”紧密关联起来。作为一个人、一名企业家、一家企业，在民生、民族、国家、世界层面公共议题上的可能作为，他个人喻之为心中的“第八峰”。
于是我们听到了他对行业发言，虽然2007年底的“拐点论”给他带去不少困扰；他开始触碰公共伦理，诚然2008年的“捐款门”为他增添了更多麻烦。相对无可非议的是他在担任阿拉善SEE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任前和任中，对于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本身的治理结构，以及在其防治荒漠化探索和实践过程中的建设性。
相伴随的是，万科在绿色建筑方面的大胆先行，亦令得他对于环境的忧虑和行动完整可信：建筑是他的专业和生意，而面对自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在经年的探险运动中习得的，不同于一般专家的书本渊源。
“谁说企业家不应该有人文性？”
与王石对话，压迫感是随着环境和气氛的松弛而递增的。给予正面的肯定，他不会领你的情，因为怎样的褒赞都已听得太多，他等待的是你的问题里能促使他拓宽思路或是自我否定的那么一小点。也别指望用质疑甚至挑衅来打开局面，他当然是霸气的，但锋芒却已趋内敛，以他的方式回答完其中具建设性的部分，余下的悉数转换成你的压力奉还。被激怒和强硬偶尔也是有的，虽然已近耳顺之年，但在当今时代所有的人生阶段都自动顺延了。不管你有心还是无意，不要试图遮掩和解释，那只会让你更慢等到他平静下来圆场的话。当采访由会议室转移到午餐桌，由一问一答过渡到边吃边聊，他的笑容是消减的，叙述时间却拉长，聆听时反应更敏锐，措辞严谨绝不手执筷箸，很少进食直至盘碟撤去。要跟上他的节奏需保持目光接触，副作用是消化系统绷紧，注意力无论如何不在胃部，这样的工作餐于他也许就是常态。
此前的签约仪式上，UNEP的代表施泰纳表扬起人来不带中国式的委婉：“我每天都在呼吁保护沙漠，但UNEP防治沙化的公约执行效果却是最不好的。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治理沙漠领域具备如此高的效率和专业性，这个场面让我欣慰。”而现在王石却在给自己降调：“表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有这么大的意义。”但当你询问他如此热衷户外运动比如登山，是否迷恋当中征服的快感，他紧接着你的最后一个发音立时提高声调硬生生把话顶了回来：“在户外运动者的字典里是没有‘征服’这两个字的，怎么可能征服自然呢？”那么，敬畏？“说敬畏也有点太表面化了。当然，很多时候‘征服’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不一定作字面意思理解。”
王石说自己的登山生涯到今年会告一段落，因为，他要开始航海了。而两者并行，一来时间调配困难，二来风险概率更大，他不愿意把户外运动的风险再加大，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是昂扬的，同时平衡以理性。而我接触过的中国无论本土、海归、台湾的企业家，这种气质恰恰是普遍的，纯粹西化的很少。在他的话语里，你可以清晰感觉到“尊重”、“包容”、“开放”这些字眼的频度；正如当SEE的“群英会”局面陷入胶着时，主动和有效起到疏导作用的也往往是他，而威信和强权往往是相背离的。在与其他企业家磨合，与公众舆论、社会各界的交互中，他说自己学到的是妥协，妥协才是整合资源和沟通人际的通行证。
“SEE的发展方向是全球华人企业家的大联盟”
记者：当初是如何想到与联合国环境署接触并促成这项合作的呢？
王石：起初只是觉得，SEE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应该开拓一下国际空间，与国际NGO群体建立横向的联系，就像我们搞企业要向西方成熟企业学习一个道理。在国内关于气候危机的论调中，常常可以听到阴谋论：以前你们发展了，现在轮到我们了就揪着碳排放不放。我想中国政府的态度不是不愿意承担，而是怕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作为企业家，我们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而可能是个机会，在绿色生态环保领域里会有新的市场机会。不止在SEE，我们各个企业本身都在自觉做一些有助于生态的事情，只是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些努力的重要性和意义，对UNEP的访问结果是令双方都感到意外和惊喜的。
记者：那么SEE能打动对方抛出橄榄枝，过人之处又在哪里？
王石：治理沙漠相较环保的其他领域，虽然中国政府支持的研究所在同一领域有诸多成绩，但我们是一个民间的NGO，这是他们看重的；再者，许多著名的NGO的主导人都是企业家。第三点，他们发现SEE的管理和活动很有章法，表述非常清楚，能够与国际成熟NGO在话语体系上接轨。
记者：由韩家寰先生这样一位台湾企业家担任新一届的会长，你觉得可能会给SEE带来哪些变化？
王石：在SEE的80多位会员中，台湾企业家有10多位，大约占20%，显然不是主流，但他们发挥的作用是积极而微妙的。这些企业家是台湾很特别的一个企业家群，世界青年总裁协会（YPO）台北分会的前任会长、现任会长和准备接任会长的这样一批精英中的精英。YPO会长的任期只有一年，他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络很是密切。而且他们多数是二代企业家，接的是父辈的班，即使是自己创业，环境也与大陆很不一样。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普遍地要更超前和成熟一些，对于公益的理解和操作也比较有经验。在SEE的第一届领导班子里，韩家寰是副会长，他很热心，对会长刘晓光的帮助非常大；而在我当选的那一届呢，韩家寰没有参选，这两年YPO的那个圈子参与度明显降低了。
我认为台湾企业家们的能量，是放大到世界华人圈的，这是大陆企业家所不一定具备的。所以由一位台湾企业家来当家，会推进SEE不止停留在一个本土企业家的组织，或是海峡两岸企业家的圈子，更会是全球华人企业家的联盟。为什么是韩家寰呢？一来他当过副会长，有他的威信；二来，他本身有残障，行动上不方便，非但不需要别人帮助，还主动多次去到阿拉善考察，对其他企业事关环保的项目亦积极贡献台湾的经验。这对SEE接下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是很有助益的。
记者：在你任上，还有没有遗憾？
王石：没有，相反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比如基金会一直批不下来，最后还是批了；比如我们在阿拉善选择的梭梭林保护地块和地面实测的面积，与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卫星遥感定位的结果是完全吻合的。这说明虽然我们的方法和工具不是那么先进，但起码是科学的。过去5年我们的保护面积是20万亩，现在要扩大到200万亩，将来也许是400万、600万、1000万。阿拉善目前梭梭林的数量是1400万，等保护面积到达1000万的时候，退化就是可以遏制的；我们在阿拉善帮助当地老百姓建立社区，带动他们一起来保卫家园而不是外来者强行干预。这是我们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并不是理论先行，但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先进的。
签约仪式上，UNEP代表施泰纳表扬起人来不带中国式的委婉：“我每天都在呼吁保护沙漠，但UNEP防治沙化的公约执行效果却是最不好的，今天的场面让我很欣慰。”
而王石却在给自己降调：“表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有这么大的意义。”
在这世上可能没有人会怀疑王石的活力。
2003年以52岁最高龄中国人身份登顶珠峰的时候，他已是一个成立19年、上市12年的地产行业标杆企业的董事长了。在那之前，他当过兵、下过海；再之前，他设想过做侦探、做远航的海员、做战地记者。然而时代使然，他的社会身份定位在：企业家。当企业上了轨道，他就开始一项一项地兑现少年时的梦：学滑翔伞、玩滑翔机，还有登山，直至到达七大洲七座最高峰和南北两极。
韩家寰：我的任务是让SEE在国际化和专业性上走得更远
“我觉得每一届都应该做得比前一届更好，大家都有这个企图心，也都鼓励和支持。我和刘晓光、王石每天都在商量，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这种感觉很好。”
韩家寰与这些年来媒体热衷勾勒的精英男性形象有些差距：没有一张轮廓分明或冷峻或笑对一切的脸，不那么习惯于面对镜头拿捏出自己的风格做派，也不肯不时抖出能直接拿去做标题的话语和确保可读性的包袱。
“我们的食品可追溯系统是全世界领先的”
作为肯德基中国餐厅1/3鸡肉原料的供应商，也是麦当劳在中国最大的鸡肉供应商，大成集团1957年由韩家寰父亲创立于台湾。致力于构建“农场-饲料厂-农舍-食品工厂”纵向一体化的肉类动物蛋白产业链，母公司在台湾上市，大陆的子公司亦于2007年在香港上市。2008年，大成食品成为了北京奥运会两家鸡肉特许供应商之一，这得益于韩家寰1980年代去到美国、欧洲考察食品企业时学到并实践于自己公司的可追溯系统的建设。
目前大成的鸡肉及其制成品某年某月某天出产于何地哪一家工厂、进厂前吃的是哪一家饲料厂的什么饲料，都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图文并茂地查看：一种是手机短消息输入包装上的“安心码”发送至指定号码并接收自动回复；一种是在其网站（http://www.sisterskitchen.cn/）的指定位置输入“安心码”，你可以像玩Facebook一样找到相关的所有信息乃至分析报告，只是你的“好友”都与入口的那块肉有关。这是成为一间公共企业的必要质素。
“以前满脑子都是鸡，现在要腾出一半来给沙漠”
眼下，韩家寰个人的公共身份又多了一重—中国唯一拥有联合国环境会议咨商会员资格的NGO的“大当家的”。用他的话来讲：“过去满脑子都是鸡，现在要腾出一半来给沙漠。”
虽然生在台湾，韩家寰对大陆的国情民生并不陌生。他笑言家族企业回到大陆投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感觉自己更多是个山东人。“中国人的社会就是中国人的社会，两岸很多地方都太像了，不管官场还是行业。企业家群体的话，共性多过差异，关注的聚焦和思维的盲点都很接近。”所谓的认知差异并不存在。
说起台湾在环境领域的经验，他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刚刚看到一个数字，台湾是人均碳排放全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韩家寰说他最近有个令他惊奇的发现，竟然有不少非常优秀的台湾人关注沙漠，以前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互不联络。
记者：此次担任会长，对任内的目标，有没有一些构想？
韩家寰：SEE从第一届到第二届有过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只是不太成章法地要治沙，要点在于晓光把那么多企业家号召起来了。我常常跟晓光讲，可能他一辈子做了很多伟大的事，而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创建这个组织和号召了一群人。王石做了两件很大的事，一个是大的策略定得很清楚：以荒漠化防治为核心，同时资助其他环保团体；二是确立下了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分工磨合得很完整。我觉得每一届都应该做得比前一届更好，大家都有这个企图心，也都鼓励和支持。我和晓光、王石每天都在商量，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这种感觉很好。
记者：对于国际化这个发展方向，你的理解是怎样的？
韩家寰：我觉得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就像王石说的，既然我们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荒漠化防治的NGO之一，那么就应该做些事情对全世界有些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关心中国土地的不只是中国的企业而已，许多跨国企业在中国也是有公司的，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中国的环境并且做点贡献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国际合作委员会，负责人陈治以前是GE医疗系统中国区总裁，也是GE集团的副总裁，相信他会很好地推进此事。
“大陆企业家的理想性令人敬佩”
记者：你过去担任过世界青年总裁协会台北分会的会长，来到大陆后想必与大陆的其他企业家团体也有所接触。相比较而言，SEE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韩家寰：SEE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极少数企业精英的一个俱乐部。我们打算推动每个会员企业每年除了参会，对内对外要各做一件与环境有关的事儿。SEE中的企业家与我从前接触的大陆企业家气质上差异很大，他们的人文诉求和理想性非常高，对国家、民族、社会有一种希望能有所贡献的意念，很珍惜改革开放这些年的成绩，想着要反馈回馈，这一点很令人尊敬。
记者：参与SEE的事务，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触动？
韩家寰：有两点是最让我震撼的：一个是我对许多企业家朋友讲的，要学习谦卑，环境影响因素的复杂程度、社会问题各环节环环相扣之牵一发而动全身，远超企业经营几百倍；另一个是学习与其他企业朋友不为利益地相处。在这个群体里，每个人都做惯了decision maker，不为自身利益更加义正词严，动不动争得脸红脖子粗。怎么跟大家相处，去吸收别人有益的想法，得出结论慢一点可能会更好，这是很好的历练。
“刚开始我觉得我并不是合适的人选，毕竟大陆的企业家更熟悉这里的情况。但两岸的关系密切的大趋势，两任会长都非常鼓励台湾企业家参与，由我来当会长，他们会更积极地投入。与大陆企业家们背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可能能为SEE带来一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