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NGO领域远不及日本发展得成熟、规范，这是业界的共识。而事实上，中日NGO起步却是在同一年。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NGO会议同时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了解NGO。同时在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发生，让社会对民间志愿领域的关心一举上升，很多人称1995是日本的志愿领域元年。
而15年后，在同一年、同样经历象征性事件的中国NGO领域，却向这个领域现象和背景都极其相似邻邦表现出交流和学习的愿望。事实上，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也正成为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一项共同课题。
就此，3月18日，在北京的一间咖啡馆，《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致力于中日NGO研究的李妍焱女士。李妍焱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5年，现为日本驹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副教授，在她眼中，中日NGO有何相同和不同处，我们又该向日本NGO学习什么呢？
日本NGO里鲜有青年人
《公益时报》：中国和日本同样作为东方国家，在NGO发展的初期都曾以西方为“先进”来学习，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中日又显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组织特性，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点？
李妍焱：中日NGO在组织特征上的确有很多互补性。这些特征看起来可能很相反，但其实根据课题的不同，特征所起到的作用是各有利弊的。
比如行为主体，国内NGO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充满精力和热情的年轻人，而日本NGO则多是中高年龄层的人，他们可能有着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
NGO的领导人也很不一样，国内大多是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来领导这样一个团体，他们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或者社会资源来雇用和召集年轻人，申请资金或筹款来做一些项目，而日本的领导人多为公民意识较强的普通人，他们采取会员制，收取会费，然后再按照会员的意志来计划项目内容或者活动方式。
我还发现国内的很多NGO都特别重视自己做的事情会不会有影响力，眼睛看着外面，但日本不一样，日本的NGO更着眼他们的服务人群，重视对这些人提供的服务是否有效果。
《公益时报》：所以NGO应该吸纳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员，以取得发展的最佳效果，但国内的“中高年龄层”是不是不太热衷参与或者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NGO？
李妍焱：国内的这部分人不见得不热衷，可能是NGO方面没有积极地去发展他们。比如像退休的老人，他们在哪？在社区里，在家里。而国内的NGO跟社区的结合很少，在社区的扎根程度是很弱的，跟这些人结合不频繁，他们自然就不了解。
而年轻人和老年人不一样，大学生都比较敏感，他们有活力有知识又肯卖力气，又是源源不断的。并且在NGO做过事情的大学生，耳濡目染，他们出去之后至少会关心支持这个领域。但正因为年轻，他们又留不住，好不容易可以独挡一面了，人又不在了。
牢牢扎根社区
《公益时报》：日本NGO在社区的根基非常牢固？
李妍焱：日本的NGO就是从社区生长出来的。一些家庭主妇啊或者老人啊，他们在生活中发现了身边的问题，比如社区环境污染、孩子老人该怎么照顾，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一个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团体才渐渐成形。
而国内是一些社会精英，是他们认识到一些社会问题，然后募集一些钱、召集一些人来做这个事情，是没有社区基础的。
《公益时报》：是因为国内的公民意识不强？
李妍焱：不是不强，而是中国没有公民意识的传统。“公民意识”本身就是外来的，从历史上讲，我们不是公民。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运作方式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居住在一个地区，自发的搞一些组织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运作的形式。
像西方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他们是西方自治传统的主要根源，市民阶层有权利来运作这个城市。比如关于很多公共事宜，大家聚到广场上围坐一圈，然后讨论，投票支持或者反对。而我们中国的城市呢？是行使统治和管理权力的一种具体场所和途径。比如城里有衙门，衙门是统治城市基础的一环，老百姓有纷争了就到衙门里去听官家的裁断。
同样面临强大官方
《公益时报》：不同也好，互补也罢。事实上，中日之间的草根NGO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都遇到了“西方的东西不能本土化”这样一个相同的困惑，所以似乎两国之间的交流更显重要。但交流就要有基础，您认为中日之间的草根NGO已经具备了交流或者学习的基础条件么？
李妍焱：的确，日本NGO中心是在一些有识之士视察了美国的相关组织之后建立的，它们制度的设计图是参照欧美的制度框架和机制描画的。而中国是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时，才第一次认识了NGO是什么，我们也是通过西方来理解NGO的。但渐渐我们会发现，有历史原因，有文化原因，西方的一些东西我们用不了。
而中日两国在背景上包括传统、文化、氛围上都有很多共性，虽然这些共性中有很多差异性复杂地隐藏其中，但是可以说，这些共性是我们不同于很多西方国家的特征。
我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归纳。比如中日两国都同样面临强大的官方：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僚王国”，精英容易被国家系统吸收，像现在的公务员选拔制度；而日本也是几千年来的“御上”意识，公务员职业长期以来被青睐。
中日都有同样有小范围内互助的传统，国内是以血缘关系，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一个互助体系，日本则是以地缘关系、家族式经营为特征。
还有一点，就是两国80年代以后同样没有大规模的社会混乱，没有对抗性运动发展的土壤。这种“远离政治运动”的形态和西方的“不忌讳政治运动”非常不同。
《公益时报》：那么在您看来，日本现有的比较成熟的经验，哪些可以被国内借鉴？
李妍焱：以日本现有的经验来看，国内应该借鉴的主要是向下沟通和向上沟通两个方面。
所谓的向下沟通就是与社区合作，我刚刚谈到国内NGO的社区基础很薄弱，而NGO想发展，无论你是哪个领域，妇女啊、儿童啊、还是新工人啊都需要和社区结合起来。
这样NGO的事情才能做实，不会浮于表面。日本的NGO因为起源于社区，所以他们做的事情都很实在，无论活动的规模怎样、服务领域是什么，都有一群支撑他们的人，也就是它们的会员。
而向上是什么？就是你要学会如何跟政府打交道，要让政府改变对NGO的态度，让他们理解。不单单是中国政府，全世界的政府对于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领域都需要一个过程。
日本政府也是用了10年的时间才开始接受。在政府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NGO领域的这些人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通过种种努力让政府知道：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政府为什么要支持我们做这些事情。
比如他们和大学一起做调研，然后出调研项目的报告书，给政府看，再呈现出跟国际比较的这样一个状态，让政府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或者和媒体一起合作，日本有一阵子媒体做了一系列的报道，报道日本的NGO究竟是什么，日本NGO的法律框架是什么，和国际上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会召集社会上特别有影响力的一群人来探讨这个问题。
寻找两栖型人才与政府沟通
《公益时报》：NGO和政府沟通是一个很有难度却又必不可少的事情。
李妍焱：对，这件事必须得做，非常值得强调。国内有一些成熟的草根NGO他们的资金来源是靠海外基金会，这不是长久之计。
日本的NGO几乎没有海外的资金支持，为什么？因为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你不会永远都是，你现在经济发展的这么快，你国内有这么多有钱的企业和基金会，人家也会想不可能永远这么支持你。并且他支持你他是有他的想法和他的理念的，他不是说我同情你就帮助你。
可能国内的一些草根NGO会对官方会有一些抵制情绪，但NGO的整个领域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实在日本政府和NGO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日本是怎么解决的呢？日本有这样一种组织——NGO中心，他们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让日本的NGO更好的成长、发展。组织里的人都很强，他们有的经商很成功，对企业界非常了解，有的做过很多年市民活动，有的对政府非常了解。那么，了解政府这部分人就负责和政府沟通。
清华NGO研究所出版的《中国非营利评论》第5期里面，将刊登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讲NGO和政府有效合作的一些条件分析，其中提到一个词——两栖型人才。
这种人才要么是从政府机关出来的，要么是现在还在政府机关但对NGO领域相对了解，他们最清楚政府的思维方式，知道如何使用政府语言。官话和我们的日常谈话是不一样的，和政府沟通你就得把NGO的语言翻译成官话来讲。如果你一开始就用NGO的语言跟他讲，他会觉得这事比较玄乎。你得用他很熟悉的语言跟他讲，可能就是一件事，因为你说的话不一样，这事情就办不成。
中国的NGO现在还不能要求政府来主动了解你，因为政府有太强的资源。我们不能单纯批判这一事实。你要想做事，想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支持，就必须得主动。相互理解不一定意味着相互喜欢，而是意味着“相互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习惯、价值观、思维行为方式是怎么回事，那么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和想象去要求对方，结果只能是关系越来越紧张。
《公益时报》：目前国内少有为NGO服务的专业的机构或团体。
李妍焱：国内现在的民促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有点这个作用，还有一些NGO发展交流网。但民促会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国外的很多人也都找它，它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现在需要发展支持NGO的NGO，需要它们站在一个宽阔的角度看整个领域的发展，然后专门来做这个事情，承担这个纽带的功能。
国内必须有这样的一群人来参与其中，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是大的还是小的，重点可也以在不同侧面，总之必须得有这样的一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