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顿•克里斯滕森，这位以“颠覆性创新”而闻名与世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一直引领着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方向。那么，他最近又在关注什么领域？是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
2009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在2010年财政预算中动议拨款5000万美元成立一支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以政府身份发掘和投资创新型、结果导向的慈善项目。随后，白宫指定前谷歌高管Sonal Shah 掌管新设立的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一时间，政府对于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的直接参与让整个社会组织领域大受鼓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教授在7月与公益风险投资机构New Profit 的两位投资人Vanessa Kirsch和Kim Syman联名撰文，分析美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向刚刚成立的社会创新办公室进言。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其中有赞成也有反对。而文中观点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公民社会领域到底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倒是值得大家来共同探讨。先把原文粗略地翻译出来，随后再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原题：The White House Office on Social Innovation: A New Paradigm for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奥巴马总统新设立的白宫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可不仅仅是又一个官僚部门。这个办公室如果能运作有效，也许能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解决最为迫切的种种国内问题，并最终推动我们在教育、医疗、贫困、失业、环境等其他关键性挑战上的进展。本文讨论的是我们该如何做。
正如私营领域的创新一直是我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一样，社会领域的创新也可以给我国最具挑战性的社会垢病提供解决方案。然而，社会领域的目前形态无法培育和支持创新，更无法规模化发展创新。要使创新系统真正成形，社会领域的结构需要呈现根本性的变革。
当前社会领域的变迁发展虽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评估效果的清晰指标（比如利润），各种资源很难流向那些表现最好、社会影响最大的组织。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基本上失去了方向。
因此，大量资本没有流向最有成效的社会性项目，而是流入了那些正在衰弱的非赢利性组织---这些组织社会影响欠佳，覆盖范围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成气候。零售企业家John Wannamaker有句著名的俏皮话：“我花的钱一半都浪费了，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这句话同样也是慈善捐助的真实写照。美国的慈善资金若能更加精准地瞄准目标，其有效性将有不可估量的提高。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政府开支：目前美国政府每年在教育、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及相关领域上的支出数以亿计。而这些资源的分配过程很少能帮我们找出并发展那些最具威力的社会创新。例如，大多数给与非赢利性组织的捐款是可以抵扣税额的，但不管这些获得非赢利性资质的组织绩效如何，补贴都按同样的水平照发不误，好像根本不用按照绩效来区分对待。我们看到，那些旨在解决公共学校失效问题的非赢利性组织，它们无论是否改善了学习成绩，获得的税收补贴都是一样的。总之，联邦政府已经在大规模地补贴社会创新，可补贴的方式目标不准，也没有评估基础。
这个办公室可以利用它的号召力来帮助我们打破一些困难最大的障碍。长期以来，有些障碍使得那些有利于社会创新发展的市场机制始终难以成形。例如，我们缺少指标来了解什么方法能行得通，也没有指标来发现“自下而上”式 而非“自上而下”式方案的投资需求。社会创新办公室可以在社会领域引发一场变革，把资金和支持更好地导向那些具有实效的社会企业。
社会创新办公室又该如何来做到这点呢？它必须有三项优先考虑的任务。
首先，它必须展现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即政府做为投资者参与由政府以外的公民发现和开发的社会创新。这些公民对问题知道得更多，所以能发现并运营具有创新性的方案。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近期成立社会创新基金，并把Edward M. Kennedy Service America议案在4月份纳入法律，都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
其二，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慈善，社会创新办公室应该把更多的社会创新者引向”自下而上“的项目，因为后者对社会的影响通常会更大。自上而下的创新，也称作破坏性创新，能让大批之前无法获取昂贵服务的人现在可以开始享受这些服务。举例来说，慈善事业建造了大多数主要的音乐厅，也资助了大多数主流的交响乐团。这些当然都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可是，这种源自于精英阶层的慷慨捐助很大程度上服务的也是精英阶层。破坏性或者自上而下式的投资则不同，比如RCA的维多利亚胶片播放机和索尼的晶体管收音机，它们把音乐带给了那些没钱去音乐厅听交响乐的人们。这些破坏性创新，虽然一开始不能带给消费者音乐厅级的保真效果，却能把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并改变了社会对音乐的消费方式。支持社会领域里这种类型的破坏性创新，能让更多新颖的、更有效的、更具影响力的解决方案脱颖而出，来解决那些最难治愈的社会问题。
第三，社会创新办公室应该以白宫的号召力来引发对影响力和评测指标的关注。尤其是白宫应该协助提出一套流程，流程里对社会创新的分类要获得共识；同时，根据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对每种类型的社会创新制定出社会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就如同独立评级机构对不同类型的证券产品会制定出投资安全性的评估方法一样，或许会出现能帮助社会投资者对社会企业家想要实现的各种效果进行分类的方法，也会出现对社会企业家工作的当期和预期效果进行评级的方法。投资者永远不愿去投资那些风险和回报比例失调的证券；同样道理，大多数捐赠人也不愿把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挥散在不可能成功实现其愿景表述或者影响力无法形成规模的非赢利性组织上。评估风险和影响力的新方法将会带来巨大的帮助。
不言而喻，社会创新办公室也应该运用号召力来破除一个早已过时了的观念，那就是所有的社会创新都只在非赢利领域。我们使用的语言、会计惯例、资本市场和税收条目都放大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的信念：利润是慈善的对立面，也和社会创新格格不入。不是这样的。例如，营利性的小额贷款正在取代世界银行的非赢利性支出成为帮助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贫困的有效机制。所有希望持续运营的组织都需要资金来生存和发展。我们认为，白宫办公室应接纳这种观点，运用号召力去推进那些无须税收身份的优惠就能提升的社会创新。
有些人也许会甚至怀疑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到培育和引导社会创新的工作中来。毕竟，政府在发起规模化社会创新方面的历史纪录的确是喜忧参半。一方面，联邦政府在美国教育系统里的各所州立大学里投入了大量补贴，这样，更多的人无须被精英型私立大学录取也能获得高等教育。而分子医药奇迹般的发展潜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资助。
但另一方面，纳税人的钱财也曾被政府大笔浪费在那些被证明是愚蠢决定的创新上面。比如说，已经有超过600亿美元的钱花在了为学校配置电脑上，但其效果甚微。而1970年代为解决美国对外石油依赖问题而耗费在油页岩上的几十亿美元则与本世纪消散在生物燃料上的亿万资金形成对应。
可是，失业率创下纪录，工作岗位不断流失，高中辍学引发危机，社区关系日渐紧张，经济结构也发生着史无前例的调整，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创新。
如果白宫社会创新办公室能改善社会创新的环境，它的作用会远远超越一个新的官僚部门。它将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开创一种围绕影响力的新型联盟。它还将塑造这样一种环境：政府，储备充裕的美国慈善资金和身具社会创新性的企业家，这三方都能在无效的创新上少支出，在有效的创新上多投入。
